清代海上丝绸之路史：清代中国移民的全球经济贡献

清代中国人大量移民至世界各地，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的开发。17至18世纪，东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落后于中国，正处于开发阶段。大批中国移民定居这些国家，给这些国家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并与当地人民和平共处，共同开发和发展当地的社会经济。17世纪中叶，西班牙人莫牙博士就肯定华侨工匠对菲律宾城镇经济建设的作用时说：“凡一镇的建成，是不能缺中国人的。他们是各种事业的经营者，而且工作十分艰苦，工资很低。”^[77]前英属马来西亚总督瑞天咸也高度评价华工在开发当地锡矿中的作用，他说：

惟开始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努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英人初经营半岛时，着手于建筑道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皆成于华侨之手。至于开矿事业，纯由华侨导其先锋，投身峦荒，冒万死，清森林，辟道路，每有牺牲其性命者。此外，为煤工、伐木工、木匠、泥水匠者尚多，英政府之修铁路筑桥梁，皆由华工包办。当时欧洲人不敢冒险投资，华侨则冒险为之，又经营商业，开半岛之航路，招致华工，开半岛未启之富源。英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九，皆出华工之手。凡一事既成，应知其之所以成功。读此文者，均知华工有造于马来西亚各国也。^[78]

从中可以看出，华侨在马来西亚的矿产开发中功居首位。华侨对矿山的开发，不仅仅为世界提供了锡，而且改变了地方社会的发展，以锡矿开采为中心的区域逐渐形成了新的社区，由此推动了马来西亚社会的发展。

直到19世纪80年代，约翰·弗尔曼曾对华工在东南亚国家经济开发和发展的重大作用作过综合性的高度评价：

中国人的确是首先把贸易、工业和有成果的劳动等观念传给当地土番人的。他们教导土番很多其他方面有用的事物，如从甘蔗榨取糖汁和锻炼熟铁的劳动；他们首先把用直立的石榨取糖汁和用大铁锅熬糖的制糖法介绍到这个殖民地。^[79]

康熙初年，广东吴川人陈上川率众到越南开发湄公河下游三角洲地区，对农耐大铺地区和柴棍地区（即后来的西贡、堤岸联区，今改名胡志明市）做出巨大贡献。西贡以后发展成为南圻地区的大都会、堤岸则成为广东籍华侨为主的华人聚居地。18世纪广东人在加里曼丹岛西岸从事黄金、钻石等矿产开发，他们以合股形式组成大小采矿公司，其中以坤甸的兰芳公司和三发的和顺十四公司最有影响。兰芳公司由嘉应人罗芳伯等于1777年创建，以曼多为总部，经过18年的发展，矿区已经被开发成矿、农、商贸等繁荣兴旺的社区。^[80]

其次，中国移民对美洲各国的开发也起了巨大作用。秘鲁是从广州经澳门运去大批华工最多的国家，占秘鲁人口的1.8%。华侨成为秘鲁的两大经济支柱——沿海钦查群岛上的鸟粪开采工地和阿塔卡马硝石矿区开采工场以及太平洋沿岸一带的甘蔗和棉花种植园的主要生产者。在10万华工中，90%以上在秘鲁沿海地区从事甘蔗和棉花种植，大种植园主亨利·斯韦思就役使华工达1500人。正是由于华工的辛勤耕作，使秘鲁的农业生产获得新生，1875年甘蔗产量比1870年增长了35倍。华工还大力改进制糖技术，使用真空平锅熬糖法，大大提高了糖产量，由1870年的251吨增至1880年的80000吨。在华工最集中的皮斯科、伊卡·利和皮马拉等3个区所生产的棉花，占秘鲁棉花总出口额的94%。鸟粪和硝石的开采也依靠华工而获得大发展，从1840年开始的4年间，共开采鸟粪1200万吨，价值7.5比索，为秘鲁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收入。同时，华工还把水稻生产技术传入秘鲁。秘鲁修筑山地铁路也主要依靠华工的力量。可以说，19世纪40年代前后，正式大量华工的进入，才推动了秘鲁社会经济的发展。^[81]

从广东到古巴的华工大约有8万人，促进了古巴甘蔗种植园和制糖工业的发展。据统计，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华工占1/4左右，但技术却高于当地土著。由于华工的参与，19世纪初古巴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产糖国之一。1815年古巴糖产量仅42000吨，至1850年平均年产量激增至469000多吨，1868年又增至50万吨。“过去在西印度需要使用的500名黑奴隶劳动才能生产出来的糖，在古巴只需要190名中国劳动力就够了。”^[82]此外，华工把种植水稻先进技术引进古巴，也使古巴水稻生产获得很大的发展，1827年古巴可耕地面积达50万公顷，1862年增至100万公顷。

19世纪40至70年代，秘鲁和古巴共输入契约华工约40万人，加上西印度群岛和巴拿马、巴西等国的输入数，约有契约华工60万人。华工在中南美洲种植甘蔗、棉花、茶和香料。19世纪80年代以后，巴拿马等国修建铁路、开凿巴拿马运河，巴西等国种茶业的扩大和香料种植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华侨移居中南美洲。20世纪初，定居中南美洲地区的华侨有30多万人，祖籍广东约占85%以上，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台山、开平和恩平等地。

在西印度群岛的一些岛屿和圭亚那、苏里南等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发中，华工也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初，英属圭亚那、特立尼达、牙买加等地区，社会经济萧条，许多种植园田地荒芜。华工进入后，社会经济逐步恢复生机。特别是华工应用了真空平锅精炼蔗糖，极大地提高了蔗糖产量。1850年特立尼达的糖产量达到20000吨，1879年增至670000吨；圭亚那糖的出口由1816年的29000吨增至1911年的10万吨。对此，英属殖民地与移民委员会在1854年5月2日发表的文件中，充分肯定了华工对西印度社会经济开发的作用：

中国人在东方各地已经公认为是造成繁荣的因素。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以他们的不懈劳动促成那个地方的繁荣富足。在西印度，从每一方面传来的报导，都证明中国移民对于西印度的主要支柱——种植园事业的良好作用。^[83]

19世纪初，随着广东与美国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而到美国发展的30万华工，几乎全部来自于广州府，其中又以四邑人特别是台山人居多。据统计，1855年居住在加利福利亚的华侨华人为4万多，其中四邑人占41.6%、台山占36.2%、其他县占22.2%。据美国移民委员会及移民局的统计，1880年华侨在美国已达到105465人，广东移民在美国建立了六大会馆。当时，地处美国西部地区的加利福利亚州萨克拉门托河与圣华金河流域还是一片辽阔的涝洼地，因蔗草芦苇茂盛而被称为蔗草地。蔗草叶腐烂与河流的积土形成肥沃的土层，具有农业生产潜力。但因河水经常泛滥，无法进行耕作。广东移民以珠江三角洲修堤防洪、开渠排涝等兴修水利的丰富经验，经营开发蔗草地，并很快见效。1840年左右，农场主鲁木·克切瓦尔雇佣了大批广东华工修筑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的涝洼地，环绕一个个小岛修筑堤围。不久，三角洲地区所有55个长满蔗草的小岛均被称圈围起来，这些堤围被称为“中国堤堰”，形成土地后，用以种植小麦、水果和蔬菜。时任海潮土地垦殖公司董事长兼经理的乔治·罗伯茨也承认说：“我认为，居住在本州的华人所生产的财富总值等于我们的矿山，包括内华达州和达科他州的矿山的总值。他们每年所生产的财富总值很可能达到6千万、8千万乃至9千万美元之多。”^[84]

广东华工在美国的农业生产中涉及部门广泛，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旧金山就有2500名华人被雇佣来种植葡萄，有2200名华人被雇佣来摘果和装罐头。广东华侨还将家乡果树种子带到美国，推广种植，如广东华侨陈芳就曾把广东名产荔枝移植到檀香山。^[85]

与此同时，广东华工对开发加州的矿产开发也起到重要作用。18世纪，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获悉加州淘金热的信息后，纷纷随着商船从香港横渡太平洋，前往三藩市（也称旧金山）去受雇淘金。据统计，1851年有2.5万华工参加淘金，占加州矿工的一半以上，1840至1856年加州11个矿区共生产黄金产值达到3.22亿美元。^[86]随着华工的不断聚集，三藩市的人口由1848年不到1000人的小镇激增至1850年25000人，1857年陡增到385117人。^[87]

美国第一条由东向西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也由大量华工参与而完成。这条铁路于1845年动议，1861年决定修建，分东西两端同时动工兴建。其中西段由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由萨克拉门托往东到奥格登铺设，称中央太平洋线。广东华工是此条线路上的主要劳动者，前后参加筑路者达4至5万人之多，其中近万人在修建中身亡。美国人E·B·麦罗克法官在庆祝通车典礼集会上肯定地说：“我希望提醒诸位，我们所修建的这条铁路之所以能早日完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被称作华人的、贫穷而受人蔑视的劳动工人阶级——归功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勤奋精神。”^[88]

1877年2月27日《美国第44届国会参众两院调查华工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也承认：“美国加州和太平洋沿岸的资源，由于华工的廉价劳动力而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就其物质繁荣而言，毫无疑问，太平洋是最大的受惠者。资本家因为有了华工而获其利。这里是确确实实的。……中国人入境的后果是大大增进了太平洋（指美国西部）的物质繁荣。”^[89]由上可见，广东华工在开发和繁荣美国西部社会经济中是起了十分重要作用的。诚如郑观应所说：“美国之旧金山向属荒野，招中国人开垦，遂成富庶之邦。”^[90]梁启超曾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中说：“华工之往美，实由美人招之使来也。当加罅宽尼省初合并美国之时，急于拓殖，而欧洲及本国东部之移民，惮其辽远，来者不多，资本家苦之。及觅得金矿，盛开铁路而劳佣之缺乏更甚，是以渡海而求之于中国。今者，加罅宽尼之繁盛，实吾国人民血汗所造出之世界也。”^[91]所谓“加罅宽尼省”，就是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华工对美国西部社会经济开发的作用和贡献，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道深深的印记。

【注释】

[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顾良、施康强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13—14页。

[2]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336页。

[3]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333页。

[4]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95—196页。

[5]李吉奎：《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以上海地区为中心》，《学术研究》1999年第12期。

[6]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9，第351页。

[7]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9，第659页。

[8]［清］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十八《江南三》，第7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9]范金民：《清代潮州商人江南沿海贸易活动述略》，《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第8期。

[10]郑拔驾：《福州旅行指南》第四编《官署及公共事业》，商务印书馆，1935。

[11]同治《东瀛识略》卷三《学校·习尚》。

[12]林衡道：《鹿港泉郊会馆》，《台湾文献》1982年第3期。

[13]［清］蔡青筠：《戴案纪略》卷上，大通书局，2000，第9页。

[14]同治《淡水厅志》卷十一《风俗考·风俗》。

[15]道光《彰化县志》卷九《风俗志·汉俗·商贾》。

[16]同治《淡水厅志》卷十一《风俗·商贾》。

[17]王日根，陈支平：《福建商帮》，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1995，第89页。

[18]［美］韩格理：《中国社会与经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0，第245页。

[19]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330—340页。

[20]［美］韩格理：《中国社会与经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0，第250页。

[21]彭泽益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中华书局，1995，第82页。

[22]［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98页。

[23]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第77—78页。

[24]王潞：《清前期的岛民管理》，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16，第207页。

[25]［清］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一，文海出版社，1983，第3页。

[26]［清］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五，文海出版社，1983，第68页。

[27]雍正《浙江通志》卷八《建置五》。

[28]雍正《特开玉环志》卷一《司道会议》。

[29]［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中华书局，1985，第29页。

[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朱批奏折. 档号：04-01-01-0427-056，缩微号：04-01-01-055-1700，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山东巡抚惠龄折。

[31]李祖基：《台湾历史研究》，台海出版社，2006，第304页。

[32]［日］松浦章：《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郑洁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283页。

[33]杨国桢等：《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36页。

[34]陈瀚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中华书局，1985，第1—2页。

[35]《清仁宗实录》卷一八五，嘉庆十二年九月丁未，中华书局，1985，第436页。

[36]黄兰淮：《潮汕人移居海外述略》，《汕头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37]［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海录校释》，安京校释，2016，第132、145、151、180页。(www.xing528.com)

[38]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43页。

[39]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97—98页。

[40]韩槐准：《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南洋学报》第2卷第2辑，1941，第70页。

[41]施敏洁：《妈祖信仰的发展、传播及融合——以中国、琉球、日本为中心》，《万里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42]蔡林海：《华商网络的起源》，《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43]陈翰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1册，中华书局，1985，第3页。

[44]［清］薛福成：《庸盦文外编》第1卷《许巴西墨西哥立约招工说》，《庸盦全集》，华文书局，1971，第202页。

[45]《澳门“猪仔”论》，《申报》1872年8月3日。

[46]陈翰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中华书局，1980，第178页。

[47]陈翰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中华书局，1985，第6页。

[48]余绳武：《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第267页。

[49]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附录，人民出版社，1989，第1602页。

[50]陈翰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中华书局，1985，第7—9页。

[51]陈翰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中华书局，1980，第95—98页。

[52]陈翰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中华书局，1980，第15—16页。

[53]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中华书局，1962，第476页。

[54]陈翰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中华书局，1980，第180页。

[55]［清］林大川：《韩江记》卷八，转引自蔡鸿生：《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第391—392页。

[56]蒋廷黻：《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咸丰朝，第3册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559页。

[57]方积根：《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新华出版社，1986，第391—392页。

[58]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46页。

[59]［澳］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第35—40页。

[60]刘正刚：《清代东南亚的广东会馆》，载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第3辑《中外交通历史地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第325页。

[61]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第218—234页。

[62]［越］郑怀德：《嘉定通志》卷六《城池志》，戴可来、杨保筠校注，《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213页。

[63]转引自谭志词：《越南河内历史上的关公庙与华侨华人》，《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

[64]张兴汉等：《世界华侨华人概况（亚洲、大洋洲、非洲卷）》，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249页。

[65]罗晃潮：《试论日本华侨同乡会馆的演变》，载梁初鸿、郑民主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第2辑，海洋出版社，1989，第414—417页。

[66]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第179—186页。

[67]张应龙：《早期加拿大华侨及其经济活动》，载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研究社编《华侨华人研究》第3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第82—84页。

[68]［清］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商务印书馆、中国旅游出版社，2016，第82—83页。

[69]吴景超：《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筑生译，郁林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第155—159页。

[70]杨国标等：《美国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第119—131页。

[71]［清］傅云龙：《游历秘鲁图经》，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晚清海外笔记选》，海洋出版社，1983，第247页。

[72]刘汉标等：《世界华侨华人概况（欧洲、美洲卷）》，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第298—307页。

[73]黄昆章：《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146—148页。

[74]杨汤城口述，丁身尊整理《新西兰华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第173页。

[75]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第152页。

[76]［清］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商务印书馆、中国旅游出版社，2016，第83—84页。

[77]转引自李长傅《南洋华侨史》，商务印书馆，1934，第70页。

[78]转引自李长傅《南洋华侨史》，商务印书馆，1934，第48页。

[79]陈翰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中华书局，1981，第50页。

[80]温广益主编《广东籍华侨名人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第1—36页。

[81]张铠：《〈秘鲁的苦力华工〉简介》，《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82]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中华书局，1981，第180页。

[83]沙丁等：《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176页。

[84]朱杰勤主编《美国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第78页。

[85]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142—152页。

[86]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

[87]朱杰勤：《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处境》，《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88]华侨华人历史文献档案馆http：//zghqwx.com/zjxs.asp？whichpage=815，第九章，第87图文字说明。

[89]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

[90]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414页。

[91]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文海出版社，1967，第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