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后的苦力贸易：清代海上丝绸之路史

晚清以后，中国向海外移民进一步扩大到世界各地，但这些移民大多是通过“猪仔贩运”“苦力贸易”，而被贩卖到东南亚、美洲、澳洲及其他地区。

早在17世纪前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开始掠运和拐卖华工到东南亚。1800至18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其驻广州商馆，从广州的黄埔和澳门多次偷运华工到槟榔屿、马六甲等地；另又雇佣槟榔屿华人潜回广州或内地，替其招募华工出国。1819年，英国占领新加坡后，曾极力罗致华工。东南亚各殖民地借助于廉价华工，得到迅速的繁荣发展。^[43]

大规模华工出国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时欧属殖民地及美洲之路矿、种植园均缺乏劳动力，故转向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寻求替代黑奴之苦力。华工多被诱骗拐卖出洋，时称“猪仔贸易”。其实，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也是移民向海外发展的原因之一，薛福成曾言：“以昔供一人之衣食，而今供二十人焉。以昔居一人之庐舍，而今居二十人焉……则凡山之坡、水之浒暨海中沙田、江中洲沚，均已垦辟无余。”^[44]出洋谋生虽非坦途，但也是积极解决生计的一种途径。1860至1870年代，厦门、汕头、广州、澳门和香港，次第成为苦力贸易中心。列强在各通商口岸设苦力馆，雇请当地客头诱拐乃至绑架，迫其签订契约，装船出洋，运往古巴、秘鲁、毛里求斯、留旺达、澳洲、北美等地。1880年代以后，欧美及其属地开始排华，华工多往东南亚。新加坡成为前往东南亚的华工集散中心。华工先贩运至新加坡，再被分送东南亚各地种植园和矿场。新加坡和槟榔屿各有包揽专权之华人客头，在中国口岸招诱华工。

1847年、1851年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相继发现金矿，淘金浪潮刺激了苦力贸易的兴起。又此时的中、南美洲及南洋群岛种植园等到处出现劳动力危机。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肆无忌惮地在东南沿海地区诱骗华工，其中以广东最为严重。苦力贸易极为残酷，之所以称为买“猪仔”，“盖言其被骗者如猪仔之贱，有去无还，既入其笠，又从其招之之意也”。猪仔贸易获利极厚，规模庞大。由于苦力贸易者不择手段地掠卖华工，导致漂洋过海时死亡极多，“散诸四方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吾闻之有半途病死者，有自经求死者，有凿船焚船同归于尽者，苟幸甫经到岸则售充极劳极苦之工，饮食不足，鞭挞有余，或被东人无辜杀戮，无人保护，贱同蝼蚁”。^[45]

外国投机商人和招工贩子在广东沿海各口岸设立了专门收买和囚禁华工的机构，在广州的被称为囤船，在汕头的则被称为“客馆”“客栈”，在澳门的称为巴拉坑（猪仔馆）。他们用付给“人头钱”的办法收买流氓、地痞、拐匪、歹徒到内地拐掠华工；或者以介绍职业为名，许以厚利，百般诱骗；或者诱赌、诱酒，先使人欠下赌债，而后再索欠讹诈，使人被迫做工；甚至用蒙汗药等强行绑架。拐匪将拐骗或掳掠来的华工送到外国囤船或巴拉坑囚禁，以每人3至8元的价格卖给外国贩运华工的商人，然后待机装运出国。

广东官府面对非法的华工贸易则听之任之，不加干涉。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致使拐卖华工行为日益猖獗，即使光天化日之下走在大街上的行人也随时会有被绑架的危险。迫于民众的压力，广东巡抚柏贵于1859年张贴重申严禁拐卖人口告示，其中的“设若实属情甘自愿，自可毋庸禁阻”，^[46]实际上使拐卖华工合法化，因为“情甘自愿”往往难以辨别。不久两广总督劳崇光同意允许英国在广州设立招工所公开招工，此为中国官方首次为列强掳掠华工提供合法依据。继英国在广州设立招工所并公开招工后，1859年法国在广州设立“招工公所”。1860年西方列强强迫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中有“许华人出洋承工”的条款，从而使贩卖华工的活动由非法变为“合法”。广州的西方人贩子便以“招工公所”或“洋行”为据点，串通内地拐卖人口的歹徒，把广东各地的青壮农民诓骗到广州贩运出口。这种罪恶的贩运人口活动激起社会的公愤，清廷被迫于1866至1871年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先后在广东省内处死81名拐匪。但直到清末，广州地区的拐卖猪仔活动从未停止过，被拐卖的人数平均每年在万人以上。

19世纪中叶以来，出国的华工可分为两种，一是自由劳动者，另一是契约劳动者。一般自由劳动者是指自备旅费的人，又称为现单新客（paid passengers）他们到达目的地后，有亲戚朋友可以依靠，工作不成问题。而契约劳动者则称为赊单新客（unpaid passengers），即移民立约赊欠旅费，到埠后以部分劳动所得偿还客头垫付的船资。这种契约工人又被称为“猪仔”。这是由于人口贩子把大群华工塞进拥挤不堪的底层统舱，同运猪一样，所以形象地把他们称为“猪仔”。他们从中国起程到目的地为止，都由客头用贸易方式进行处理。客头又称为“猪仔贩”，西人称为“苦力经纪人”（coolie brokers）。南洋各地的种植园及矿场主把需要的契约劳工人数及条件，交托汕头、澳门、香港等洋行代为招买，猪仔馆接受洋行委托或定单后，即付款与客头或“猪仔贩”分别到各乡村活动，用欺骗手段，引诱失业者或普通劳动者入其圈套，然后把他们集中于客馆，最后运往南洋各地。东南亚的猪仔贩运成为后来美洲和其他殖民地从中国掠夺契约华工的样板。陈翰笙认为苦力贸易与猪仔贩运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具体如下表所示：

苦力贸易与猪仔贩运区别例举表^[47]

事实上，一般研究者往往将两者相提并论。声名狼藉的“猪仔馆”以澳门为最多，而澳门也是人贩子拐贩人口的老巢，是苦力贸易的罪恶渊薮。在1855年以前已有公开的猪仔馆进行贩卖人口的罪恶勾当，他们多被运往槟榔屿等地做工。1855年澳门有猪仔馆5所，1866年已近40家。据不完全统计，从1865年到1873年，西方从澳门掠走了约20万名华工；从1847至1874年，仅古巴和秘鲁分别掠去14.3万和12万华工，其中的大多数都是从澳门运走的。在1873年即澳门苦力贸易停闭前夕，仅葡萄牙、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开设的猪仔馆就有300多家，靠苦力贸易为生的人多达三四万人。这一时期，澳门的繁荣主要由苦力贸易及与之相关的行业维持。(www.xing528.com)

香港也是“猪仔”出口的重要转运站和掠贩苦力的大本营。自1842年香港建港后，即设立了与槟榔屿、新加坡联系的招工机构，使汕头、广州、香港、新加坡连成一条华工贩运线，把拐掳来的广东劳工运至东南亚、北美洲、拉丁美洲、澳洲和非洲，逐步发展为贩运、转运广东劳工的最大港口。香港当局为了掩盖贩卖人口的丑恶罪行，打着“自由移民”的幌子，特别强调香港的华工是自愿自费的移民。其实从香港出国的赊单工，其诱骗、拐架、囚禁等办法与澳门猪仔贸易如出一辙。这些赊单苦力大都是从广州附近各县拐骗来的。香港扼华南航运要津，有较强的运载能力，猪仔贸易一直兴旺。据香港船政厅报告，仅1854年11月1日至1855年9月30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海关登载的苦力船有128艘，其中英国占64艘，美国占24艘。^[48]1851至1872年间，从香港运往美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的苦力华工总数达320349人。^[49]这说明，香港苦力贸易已达到相当大规模。香港知名的猪仔“客栈”有60多家，匿名的黑店难以计数。直到1906年香港还有23家囚禁苦力的猪仔馆。为了冒充自由旅客，赊单工均不在香港签约。驻香港的美国领事要从每一苦力身上收取一笔非正式的“签证费”，承认其为“自由旅客”。赊单工运到美国后，立即签立还债契约，受商人债主的严格控制。工资由债主代理人支配，除按月扣还债款外，只给华工少量的生活费，并从供应华工生活消费品中克扣牟利。债主也有高价出租或转卖华工的。不论在淘金、筑铁路、采矿、平整洼地以及在工厂、农场、森林、果园等处劳动，都采取这种形式。^[50]这是利用债务契约的形式，实行强制劳动，残酷地剥削华工。据官方提供的数字显示，1856至1872年香港运出的契约华工，每年有1万多至2万多人，实际的数字可能要比公布的高得多。

汕头是粤东地区贩卖华工的另一大据点。汕头在未开埠前，掠运华工主要在汕头附近的南澳岛和妈屿进行。特别是1852年厦门发生反对英国侵略者掠卖华工的群众运动后，南澳一带成为西方苦力贩子贩运华工出洋的重要场所，美国驻厦门领事布拉德莱在1853年曾向美国驻华特使报告：“本省的移民，从1847年起是从厦门装船的。近年，在某种程度上改在广东省东北部获得移民，并在南澳岛附近的某处，即汕头装船运出。”据他统计，1852年11月至1853年3月，从南澳运往古巴、秘鲁、澳大利亚等地的契约华工将近4000人，其中多数是用英国船运出的。^[51]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在1856年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曾说，1855年从汕头载运苦力出洋的外国船只共有12艘，运出苦力6388人，其中以美国船居多，共5艘，运载苦力3054人。^[52]亨特在《中国海的美国船》中记载：“在1852与1858年之间，当苦力贸易自澳门转移于汕头港口时，美国船只曾运出苦力4万名。”^[53]英美等国为了掳掠苦力，采用绑架、拘押、诱骗等多种手段，连时任英国驻华公使也不得不承认：“汕头及其附近一带（这些都在英国领事法权管辖之外）为搜罗猪仔苦力并将他们贩运出洋而产生的无法无天暴行，已达不可想象的地步。”^[54]他们多被贩运至拉丁美洲各国。1858年春，潮汕等地“有洋船数十，买良民过洋者，名为过咕喱。初则平买，继则引诱，再则掳掠。海滨一带更甚内地。沿海居民，无论舆夫、乞丐以及讨海搭者，亦被掳去”。^[55]

1860年汕头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后，鲁琳洋行或德记洋行等首先在汕头设立招工局，洋行委托专管贩卖人口的猪仔馆包办物色人选，这种招工局挂着招工的招牌，实际上干着贩卖人口的罪恶勾当，史载：

夷人在粤东，利诱内地匪徒，拐骗人口，名为“买猪仔”，由来已久。自咸丰七年夷人入城，此风更盛。然当时尚未设馆，系用计诱，捉至趸船，一有成数，即便扬帆而去，约计先后被拐不下万口。^[56]

被诓骗来的华工被迫与西方人贩子签订“赊欠旅费”的卖身合同，然后以“赊单工”的方式被贩运到东南亚等地。汕头在1876年就已有贩卖契约华工的猪仔馆二三十家。从1888年起，荷兰取代英国成为购买契约华工的最大主顾。荷兰日里种植园主协会在汕头设立了元兴洋行，是主要从事贩卖华工的机构。1888至1908年的20年间，就有13.2万余名的契约华工经汕头贩运到苏门答腊东部的日里种植园。另据不完全统计，1876至1898年从汕头经香港或直达东南亚的中国人为151.2万人。

此外，19世纪末，法、英、德及荷兰等国纷纷在北海设点招募华工到各殖民地去充当契约工，如1896到1897年，法国把招募的华工，主要来自于钦州、廉州、防城等地农民，分四批共3003人，运往非洲马达加斯加修路建桥。^[57]1879年，英国从北海转运香港再卖到新加坡的劳工达500多人；1890年，有1300名广西劳工从北海运往印度尼西亚；1891年，从北海出口华工千余人。1900年，1361名华工由北海前往新加坡。

广东的契约劳工在被拐骗的出国途中，多是乘坐破旧的货船。他们被关押在污秽而拥挤不堪的舱底，食物、淡水稀少而秽恶，疾病丛生，死亡率相当高，尤其以远途贩运至北美洲、拉丁美洲的死亡率最高，常在30%至50%左右。^[58]所以贩卖“猪仔”之船，又被称为“浮动地狱”。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契约华工制度开始进入衰退期。古巴、秘鲁等国已经废除契约奴隶制，停止使用契约华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不仅不输入和使用契约华工，而且对定居在这些国家的自由华工和移民也严加限制与排斥，原来使用华工最多的东南亚地区却仍保留契约华工制度，继续输入大量华工从事橡胶、烟草和锡矿的生产和开发，但契约华工的境况有了一定的改善。

除契约华工外，还有不少华工由亲友接引或自筹旅费以自由移民的身份移居海外，主要移居东南亚和美洲地区。这之中，仍以广东籍移民为最多，约占60%以上。自费劳工不受契约束缚，就业择业比较自由，又有亲友照应，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创业，成功机会通常比契约华工出身的人要大。而契约华工在契约期内要竭尽全力地工作，付出青春和健康代价，甚至到衰残后，才能解除契约成为自由劳工。晚清以来，契约华工和自由移民人数庞大，他们移居海外，大大扩充了原来的华侨队伍，使华侨从传统移居区扩大到了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