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自发向海外移民

清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路线的不断拓展，中国人也不断开始向海外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热潮。清初国内的战乱灾荒，造成大量人民流离失所，濒海居民遂纷纷出海渡洋谋生。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加快海外的殖民地开发，东南亚橡胶园、美澳金矿、中央太平洋铁路等都急需大量劳力，刺激了各地劳动力的世界性流动。又加上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允许西方列强在华合法招收劳工出国，海外移民愈演愈烈，其中以福建、广东两省出洋人数最多，清代“福建的人口众多且生活贫困，因此往海外寻求贸易向来被视为是谋生乃至发财的最佳良策，这同时也是养活过剩人口的最好办法”。^[32]

清代广东向海外移民逐步形成高潮。如康熙十年（1671年）雷州府海康县人莫玖，与一批同乡渡海到了柬埔寨，团结之前移居的华侨与当地人到芒坎地区开发，把芒坎建设为商港。莫玖出任港主后，芒坎易名为河仙。除了莫玖，还有杨彦迪、陈上川率众移居东浦地区。明郑降清后，有部分郑氏残部移民至东南亚各地。这些“政治性集团移民是16、17世纪中国海外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促进东南亚的经济开发、文化繁荣作出了显著的功绩，特别是一些原始荒芜之地，通过集团移民集体力量的开垦经营，后来成为东南亚的富庶地带，如越南南部的河仙、边和等地的繁荣就是突出的例证。”^[33]

康熙下令开海后，准许民人出海贸易。于是跟随商船出海移居外国或偷渡移居外国的广东人日益增多。雍正年间，潮汕地区人涌入暹罗，澄海县樟林港成为潮汕地区与暹罗进行“红头船贸易”的繁荣商港，移居暹罗等东南亚国家的潮州人从此出发，当时官府规定每船按“照”只能最多80人，但实际装载的人数远远超过次数。雍正五年（1727年）广东巡抚杨文乾等人曾奏称：

从前商船出洋之时，每船所报人数，连舵手、客商总计多者不过七八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实每船皆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略载些须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至四五百人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余两。载到彼地，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34]

所谓“照”就是官府发给的凭证。但在具体操作中，船主根本不遵守规定，往往都在数百人以上。嘉庆帝说：“澄海县商民领照赴暹罗等国买米，接济内地民食，虽行之已阅四十余年，但此项运米船只，据报回棹者不过十之五六。”^[35]说明连船带人留在东南亚的情况较为常见。

清代樟林港有一种专做移民生意的商人，被称为“水客”，又称“客头”。他们对东南亚地区比较熟悉，且与当地社会联系密切，能够代办入境手续。他们负责为移民安排出洋船只，到达目的地后又代为通知亲友，甚至代找工作。已经移民海外并站稳脚跟的潮州人，也委托客头引带自己的眷属和亲友前往东南亚谋生。经过樟林客头的精心组织，形成了一条樟林至东南亚的移民通道。据不完全统计，从雍正到道光年间，约有50至100万潮州人移居暹罗及东南亚等地。^[36]潮州移民依靠亲友和乡党关系移居海外，也依靠宗亲关系在移居地落地生根，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在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潮州人也常常聚居在一起，如马来西亚的北根市，约有90%的人口为潮安人，以致被称为“小潮安”。(www.xing528.com)

18世纪中叶以后，广东人移居外国者也逐渐增多。他们除了陆续移居到越南、柬埔寨、苏门答腊、爪哇等传统地区外，不断向东南亚其他地区及世界各国发展。据嘉庆年间广东航海家谢清高《海录》记载，当时的马来亚各邦有数以万计的广东人在从事贸易和商业活动；槟榔屿一带有万余名闽粤人在从事胡椒种植；从马六甲到雪兰莪一带，“闽粤人到此采锡及贸易者甚众”；马来亚东岸的吉兰丹，每年有数百名广东人在此开采金矿。广东人在廖内群岛很活跃，“潮州人多贸易于此”；还有众多广东人在邦加岛的槟港矿区采锡；而在爪哇的大都会噶喇叭（今雅加达）市区内，“中华人在此贸易者不下数万人，有传至十余世者”；在加里曼丹岛西岸的坤甸至山口洋、三发等地区，“闽粤到此淘金沙、钻石及贸易、耕种者，常有数万人”。^[37]据不完全统计，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前夕，海外的华侨华人数量有100万以上，其中广东籍华侨大约占50%至60%，他们绝大部分分布在东南亚地区。^[38]当时广东海外的移民主要以自由移民为主。但也有少部分是被人口贩子拐骗而签订了卖身契约，沦为契约劳工，然后被贩运到东南亚的英属或荷属殖民地，有些甚至被贩运到非洲、澳洲和拉丁美洲。但总体来说，契约华工人数并不多。

闽商也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因商业的需要以及同乡之间的互助，根据在大陆建立会馆的习惯，在其经营的海外贸易区域建立会馆，以妈祖信仰聚集海外的福建商人。自宋代以来，福建商民就开始了妈祖崇拜，祈求保佑一切平安。闽商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凡有一定规模的经营地方都会建立会馆。会馆与妈祖庙往往合一，也被称为天后宫，“合庙堂于会馆”。清代闽商在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地建立的会馆如下：

闽商在东南亚的会馆^[39]

十七八世纪，妈祖崇拜已在东南亚华人聚居中心广为传播，妈祖庙遍布华人社区以及华人海商聚居的各港埠。新加坡天福宫是闽商在新加坡建立的第一个天后宫，从嘉庆二十五年（1821年）开始动工，历时20多年才完工。修筑木材全部由泉州海运过来，妈祖神像亦是自湄洲请来。天福宫建成之后，新加坡华人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祭祀活动。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立石碑记载说，“新加坡天福宫宗祀圣母神象，我唐人所建也”。建立的意图：“唐人由内地帆海而来，经商兹土，惟赖圣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神麻之保护也。”^[40]日本也是福建商人活动的重要区域，日本列岛的天后宫数目已超过300座，妈祖信仰是日本比较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41]

19世纪，福建人还在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以及印尼等国均建立了福建会馆。^[42]日本神户势力较大的商帮组织为建帮、广帮及三江帮。建帮即福建商帮的简称。福建商帮在神户开埠后进入，先后建立了八闽公所、福建商业会议所、福建公所、福建会馆等一些列地缘性商业组织。神户的闽籍商人主要来自漳州、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