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代移民繁荣推动海岛开发

中国国内移民运动在清代达到高潮，移民对中国沿海地区及周边岛屿的开发带来了活力，促进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成长，对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清代是传统中国沿海社会的重要转型期，伴随着海洋经济的繁荣，近海岛屿受到人们的关注，海岛的开发也得到国家和地方的重视。与此同时，沿海岛屿成为海上武装走私者的巢穴，也成为沿海城乡贫民开展陆岛贸易的基地。沿海居民以不同方式移民海岛或往来于陆岛之间，掀起了岛屿开发的高潮。清代中国沿海地区很多居民以不同方式纷纷移居和开发近海海岛，使海岛开发由传统单一的开发模式开始向以渔业、农业、海上走私贸易等为主的多样并举的开发模式转变。

清代海岛的开发具有复杂性，“自然条件、历史发展、国家政策、移民主体的差异使得海岛居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开发着海岛。各个海域的不同海岛之间存在差异的同时又维持着紧密的交通，联络性、流动性、散漫性的水上世界自成体系。相互依赖的联系形成了供渔民晒网、农民垦种、灶户晒盐以及举行仪式、买卖货物的海岛村落，语言、技术、经济、信仰等因素影响着民众对驻留岛屿的择取”。^[24]

康熙开海后，近海岛屿向沿海民众逐渐开放。面对人口增长，海洋经济的迅猛发展，沿海民众加快了海岛开发的步伐，方式是申请开垦海岛耕地、在海岛晾晒打捞鱼类、临时休憩地等。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工部尚书杜臻等到粤闽沿海地区巡视，与地方督抚筹划展界事宜，他们的意见包括“察濒海之地以还民”，“海壖之民以捕鲜煮盐为业，宜并弛其禁”。^[25]随着海洋经济逐渐恢复，沿海民众向岛屿拓展的范围不断扩大。清廷在展界的同时，对沿海兵防进行了调整，即“今海寇已除，迁界已复，沿海田土已经给还，应将不紧要处兵丁归并紧要处”。^[26]当其时，海岛的开复以军事防御为前提，岛民能否获取合法身份取决于政府军事控制的程度，国家对海洋军事控制的加强有利于促进海岛开发的进度。

海岛开发中注重海岛防御，政府加强沿海营汛的布防，并实行严格的海洋会哨制度。内洋巡视更为频繁，全年之内皆为巡视期，外洋的巡视则在限定时间内，并且外洋巡哨的兵力要多于内洋。康熙开海后，通过海岛稽查，试图建立监管和控制海上人群的制度体系，沿海海岛成为控御海洋的支点，建立起比较巩固的海上防线。在军事防御的前提下，海岛开始实施船只与人户的编甲，加大对海上人群的管控，海岛保甲制的强化，推动海岛的垦殖，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玉环诸岛开复，“如本省各府属县相近之处，有愿入籍开垦者，照例于本地方官取结移送，必须居住玉环，编入保甲，毋许往来不常，其外省远处之人仍行禁止”^[27]，“玉环附近都邑之民有愿入籍耕种者，呈明地方官出具印甘各结，向该同知衙门投验，听候拨给田亩，编入保甲，造报藩司”。^[28]

海岛开发中还注意派遣佐理官。随着海岛开发的深入和海岛人口的增加，雍正时期开始派驻佐理官管理海岛民事。派驻的有巡检、县丞、同知、通判。海岛佐理官的派驻和相关行政机构主要设置在东南沿海，原因是这个时期东南海岛人口急速增多和海上势力的崛起。海岛开发到一定的程度，还开始在岛上推行州县制。清代展复的岛屿多受大陆临近的府州县管辖，在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眼中，这些海岛是陆地在海中的延伸，“廉之龙门岛，高之硇洲，雷之涠洲、蛇洋洲，皆广百里，开辟之可以为一县，皆广南之余地在海中者也，则地亦不尽于海矣”。^[29]再如康熙年间，舟山诸岛开复后，设定海县，属宁波府管辖，原定海县改称镇海县。实际上，海岛设县或县级以上行政机构，反映了海岛社会转型和开发的程度，在海岛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www.xing528.com)

清代面对海岛开发日益深入的现实，王朝在既成事实上加以认可，据《清会典事例》卷一五八《户部七·户口》记载，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下令：“所有各省海岛，除例应封禁者久已遵行外，其余均着仍旧居住，免其驱逐”，并令各省督抚统计岛屿及岛民数目编排保甲，山东巡抚惠龄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提交了海岛清单。^[30]清代由迁海、禁海到开海，表明了王朝面对来势汹涌的民间开发海洋热潮而不得不调整政策，并逐渐承认民众开发海洋的成果，体现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海洋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加推动移民向海岛流动，地方政府放宽对在海岛搭竂的规定，促进移民涌入海岛，拥有执照的民众可以在汛期到海岛打鱼以及贸易，因此在乾隆中后期，此前狭小而偏远的未经开发的海岛逐渐出现居民，形成村落。乾隆末，沿海岛屿居住了数以万计的岛民，他们以海为田，逐渐安居乐业。

清代海岛开发最显著的成果是台湾岛的全面开发，康熙统一台湾后，在此设台湾府，下属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雍正初年，又在诸罗县境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不久又设澎湖厅，嘉庆年间又设噶玛厅。到鸦片战争前夕，台湾建制已有一府六县（厅），移民以台南为中心，沿西部平原向北，再转东北，包括高雄、新竹、彰化、台中、台北等地都被逐步开发，只有中部山区和东部纵谷地带未被开发。晚清台湾“开港后，对外贸易的扩张，经济的发展，人员货物进出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台湾岛上对外的航运交通也出现了空前的繁盛。”^[31]

清代海南岛开发也比以往朝代突飞猛进，时琼州府下设琼山、定安、会同、临高、文昌等10余县，表明海南人口的快速增加，也表明政府对海南控制的进一步加强。据道光《琼州府志》估计，琼州府在顺治九年（1652年）有男女丁口10余万，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猛增到130多万，增长10多倍。海南移民人口的增加，加快了海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也使海南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甘蔗、棉花等作物的种植更加普遍；手工业上，制糖和棉纺织业相当发达；在矿业方面，儋州的锡产、昌化的铜矿均有显著发展。与此同时，海南的市场发育水平不断提高，海南是沟通大陆与海外经贸往来的桥梁，这种作用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密切而日益凸现。到18世纪，海南已经成为中暹海上贸易的中转站。其贸易触角还延伸到日本、交趾、新加坡等地。在输出的商品中，蔗糖占第一位，槟榔、椰子、海绵等特产的输出也引人注目。清代展界后，在海口设立隶属于粤海关管辖的总海关，在乐会、陵水、儋州、万州等9个口岸设关纳税。

清代海岛开发成绩斐然，不仅给海岛经济发展注入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且还促进了海港的勃兴、市镇的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航线的拓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中转基础。随着移民大量迁入海岛，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在环中国海海岸带和海岛周围，移民开拓了很多良港和对外贸易交通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