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海上丝绸之路史：沿海通都大邑的商业会馆

会馆肇始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是明清人口流动时在异地他乡建立的同乡组织。一般认为，会馆建设的主体有士人、移民和商人三种形式。自康熙开海后，社会经济逐渐走向繁荣，国内市场网络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商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表现之一就是各地多有会馆公所的建立，“走通都，过大邑，见夫士商云集，或游宦，或服贾，群然杂处其地者，罔不设立会馆，为同乡汇叙之所。各直省尽然，尤莫盛于北之幽燕、南之吴越”。^[2]中国商业会馆作为地缘或业缘的社会组织数量巨多，在沿海通都大邑分布十分广泛。

天津有京师门户之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日渐发达的城市商业，吸引了大批外地商人在此聚集。康熙《天津卫志·序》称：“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所杂处，……名虽曰卫，实在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清代闽粤两省商人至迟在康熙年间已进入天津经商，乾隆《澄海县志》卷二《埠市》称，“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富商巨贾卒操奇赢，兴贩他省，上溯津门，下通台厦……千艘万舶，悉从澄（海）分达各邑。”随着广东商人在天津人数的不断增加，乾隆四年（1739年），联合闽商共同修建会馆。天津开埠之后，随着广东商人势力的增强，光绪年间，出现了完全由广东商人捐资建造的广东会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天津海关道广东香山人唐绍仪倡议下，广东商人在鼓楼南大街盐运使署旧址新建广东会馆。天津广东会馆是天津至今保存最完整且规模最大的清代商业会馆建筑。清代天津城市的发展与人口的流动，尤其与商业人口的流动密不可分。

康熙开海设立四海关之一的江海关，意味着从此开始，上海就已经开始成为南北交通贸易的最重要枢纽之一了。随着海运恢复，上海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在此活跃的各地商帮纷纷设立商业会馆。“邑之喧阗，惟大小东门为最，而货迁俦侣，亦稠集于兹为多。各省栈商，如闽、如粤、山东、西等，皆建设会馆”。^[3]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通商，地位日渐替代广州，成为国内外商贸中心，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仕宦商贾，诚如上海的《创修山东会馆碑记》中说：“今者，商务日兴，……上海繁富，蹈重瀛，挟巨资，以谋倾我商业者，不可胜数。奇技淫巧，起徒手至巨万者，皆是也。而吾乡之商于斯者，犹循旧轨，力与为敌，以朴为经，以勤为纬，倘能矗立于中外互市之秋。”“若因今会馆之成合，群策群力，共谋恢张，揽利权之要，而驰域外之观”。^[4]

从中可以看出，山东会馆在上海的建立，是因为其商人在上海经商的缘故。其他各地在上海建立会馆，也和人口流动有关，如《创建上海江宁七邑公所碑》记中说：“当是时，都人士流亡襁负而来者，络绎于道，顾地为华夷互市之区，五方杂处，重以流民，因而街市之间，肩摩趾接，居室则嚣杂湫隘，荒地亩辄百余金，老死者至不得殡厝处。”这里的所谓“都人”，应该是指江宁7个县都有人涌入上海，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商人，但肯定与上海作为“华夷互市之区”的商业环境有关。从此还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建立公所或会馆的原因所在。其实，江宁涌入上海的人口应该与商业有密切的联系，此从清代上海广东会馆数量繁多的旅沪粤商人数的关系可以推测，清末旅沪粤商及其后裔达十七八万人之多，上海曾一度被称为“小广东”。^[5]粤商在上海建立了潮州、揭普丰、潮惠、广肇、南海、嘉应、大埔、番禺、顺德等会馆或公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上海广肇会馆序》云：“沪渎通商甲于天下，我粤广肇两郡或仕宦或商贾，以及执艺来游、挟资侨寓者，较他省为尤众。”

江苏是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沿海省份，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6]根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附录《苏州会馆、公所调查简目》的记载，苏州府共有会馆40多处，公所122处。^[7]此外，根据彭泽益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附录《中国工商业行会简表》，南京、镇江地区有不少的商业会馆。清代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和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都是经济较为发达和商品经济流通频繁的地区，双方之间均有交流。清代纳兰常安曾将苏州与广东放在一起表述当时的“匠役之巧”说：百物“无不极其精巧，概之曰苏作。广东匠役，亦以巧驰名，是以有‘广东匠、苏州样’之谚。凡其所制，亦概之曰广作”。^[8]广东在苏州修建的会馆有岭南、宝安、冈州、嘉应、潮州、两广以及仙城等。清代潮州商人利用江南和家乡潮州特殊的经济结构和地理条件，以江南的重要都市上海和苏州以及港口乍浦等为基地，创建商业会馆，以地域团体的力量，大规模、长距离地从事潮州与江南之间的沿海贸易，成为清代从事沿海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地域商帮。^[9]

福建的福州和厦门均有商人活跃的城市，全国有10余个省份在福州设立会馆，名称不一，如奉直东、山陕、河南、安徽、浙江、全浙、江西、湖北、湖南、浙绍、闽浙、江苏、两广、广东、蜀滇黔等会馆，还有省内其他府县的延平、兴安、寿宁，以及浦城等会馆。^[10]这说明清代福州是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城市。

清前期，台湾南部的鹿耳门因与厦门对渡，商业颇为兴盛，街市也逐渐发展起来，福建商人为了适应贸易发展的需要，在人口较集中的街市设立商号。商号之间为了降低各自的商业成本，在贸易中采取了分工倾向，形成了数十个或上百个商号组成的以某个殷实大商号为中心的聚货、采办、分售的商业集团，这就是台湾贸易过程中的商业组织——郊。郊又称郊行、行郊，是清代台湾最主要的商业组织，类似于大陆的行会组织，一般以经营同类商品或以同一贸易地进行组建。同治《东瀛识略》卷三《学校·习尚》记载：

台地物产丰饶，各处货物骈集，士、农而外，商贾为盛，工值尤昂。……城市之零鬻货物者曰店，聚货而分售各店者曰郊。来往福州、江浙者曰北郊，泉州者曰泉郊，厦门者曰厦郊，统称三郊。郊者，言在郊野，兼取交往意。年轮一户办郊事者曰炉主，盖酬神时焚楮帛于炉，众推一人主其事，犹内地行商有董事、司事、值年之类。^[11]

所谓泉郊是指以台湾为基地主要做福建泉州生意的商人团体，厦郊则指来往于台湾与厦门之间商人组成的商业团体。三郊之中，基本上主要以福建商帮为主，可见闽商在台湾贸易中占据的绝对优势。

乾隆以后，随着台湾对大陆贸易开放口岸的增多，商人在这些口岸也随之建立了郊行。鹿港在清代是台湾米粮转输福建的最大港口，嘉庆时形成了泉郊金长顺、厦郊金振顺等八大行郊商业活动。早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鹿港辟为正口后，泉州商人就成为主要力量活跃于此，并创立泉郊。泉郊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即泉郊会馆，嘉庆、道光时期不断进行修葺，嘉庆时立有“海滨领袖”之匾额，日据时期，会馆多被拆毁，至今仍存有部分遗迹。^[12]

会馆是泉郊聚集议事的重要场所，同治年间，彰化县戴潮春起事时，攻打鹿港的首领黄丕建，“至泉郊会馆，诸局绅、富商皆躲逃不与会面”。黄氏于是在米市街掠抢典铺，鹿港的泉郊商人团结百姓进行抗击。^[13]淡水郊商“共设炉主，有总有分，按年轮流，以办郊事。其船往天津、锦州、盖州，又曰大北，上海、宁波，曰小北”^[14]。彰化县“远贾以舟楫运载米粟糖油，行郊商皆内地殷户之人，出赀遣伙来鹿港，正对渡于蚶江、深沪、獭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对渡于厦门曰厦郊；间有糖船直透天津、上海等处者，未及郡治北郊之多。若澎湖船则来载腌咸海味，往运米油地瓜而已。其在本地囤积五谷者，半属土著殷户，其余负贩贸易，颇似泉、漳”。^[15]

郊的主要功能是解决货品运销事宜。郊行主要输出台湾的农产品，尤以米、糖为大宗，并从大陆各地向台湾输入日常用品。泉郊金晋顺以泉州贸易为主，主要出口大菁、米、糖、苎麻、木材，并从大陆进口金银纸、布帛、陶瓷、咸鱼、砖石等。北郊金万顺主要与天津、锦州、盖州、上海、宁波等地进行贸易，出口货物主要有大菁、苎麻、樟脑、木材等，进口货物则以布帛、绸缎为主。厦郊金同顺主要与厦门进行贸易。^[16](www.xing528.com)

福建商帮可分为山地商人和沿海商人。根据内部不同的地区，漳州、泉州、兴化、龙岩、汀州、建立等商人，也因方言不同，划分为福州和闽南语商帮。方言的不同，自然容易将商帮予以划分。体现福建商帮地缘特色的各类商业组织，如会馆等开始大量出现。如在台湾建立的会馆：^[17]

闽商在台湾建立的会馆

（续表）

闽商在台湾建立的10所会馆，主要位于台南、彰化以及澎湖三地。其中台南与彰化的福建会馆最多。

清代广东是我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广州的会馆性质尽管不全是商业会馆，但也往往具有浓厚的商业气息。美国学者韩格理认为，在广州，粤商分为许多与周围地区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各有其专长的生意。除不下于18个从外省来的商人所组成的会馆组织外，广东省内以正式“会馆”组织出现者最少包括17个不同的地区。在这些会馆之外，尚有100个以上的各种行会，分别代表各种特定的行业。^[18]韩氏的研究表明，清代广州各类地域性会馆至少在35所以上，且这些会馆都具有强烈的商业色彩，此与清代乾隆以降实行的广州一口通商关系极大。清代广州除了大量的地域性会馆组织外，还出现了同业会馆组织。颇具代表性的是康熙十四年（1675年）成立的金融同业组织——银行会馆。清代广州府属的新安、三水和东莞等县也有商业会馆的出现。同治七年（1868年）东莞商人在新安县建立东莞会馆。三水县的西南镇在清代也因商业发展，形成了“商贾辐揍，帆椅云集”之繁盛状况，该镇先后建起了广宁会馆、怀阳会馆、连山会馆、冈州会馆和新会会馆等。东莞石龙则出现了布行会馆，说明乾嘉以降东莞的棉纺织业一度十分兴旺。

清代潮汕地区濒临大海，商品经济发达，汇集在潮州府治海阳县的商人有两浙、嘉应、镇平、汀龙等，均各自建有会馆。潮州市意溪镇建立有客家会馆，澄海县则建有漳潮会馆以及六邑会馆（海阳、澄海、镇平、潮阳、普宁、揭阳）。汕头设有广东会馆和福建会馆。惠州海丰县有潮郡会馆，龙川县建有惠博会馆、潮州会馆、嘉应会馆、福建会馆等。

佛山镇，明清时期号称“天下四聚”和“天下四大镇”之一，汇集了省内外众多的商人团体，是清代广东境内会馆数量最多的地区。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记载：“扼两江上游，七省货物皆取道佛山，然后运出各省。故商务为天下最，而土产之美，手工之巧亦为远近所贵。”佛山商业行会多种多样，拥有大量的商业行会，从事进口商品的西货行和洋货行，从事进口棉花、棉纱的花纱行，从事出口商品（绢织物、茶、南京布、陶瓷器、雪糖、金箔等）的绸缎棉花行、茶纸行、京布行、磁器行、白糖行、金箔行等，就是与对外贸易有关的商业行会。佛山商业会馆和堂的设立时间与手工业行会类似，最早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福建纸行设立的莲峰会馆；后来，乾隆年间设立了2个会馆（参药行和铸发行），嘉庆年间设立1个会馆（新钉行），其余大抵均在道光年间及道光以后设立。乾隆时佛山人陈炎宗在为当地炒铁行会馆立碑时曾说：“佛山镇之会馆，盖不知凡几矣。……今诸商皆有会馆，而炒铁反缺，可乎哉？庚午冬，计炒炉四十余所，始鉴谋会馆之建，诚急务也。”据统计，清代佛山的地域性会馆有8所，商业行会会馆有28所，手工业行会会馆有49所，总计达85所，且以同业会馆占绝对多数。在同业会馆中，手工业会馆又占60%以上，充分反映了佛山作为手工业生产城镇的特点。^[19]

清代高雷地区的吴川梅箓墟是西部沿海地区的重要市镇，商业兴旺，乾隆年间，广府商人在此建立了广州会馆。雷州府的赤坎、海安两个商业繁华港口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其中赤坎有会馆5所，分别为潮州、高州、闽浙、雷阳、广州。1942年《大广州湾》记载：“赤坎初为一僻静小镇，甚少船只驶至。清康熙末年，有福建商人方某载货到此贸易，颇与土人相得，寻且陆续招致其同乡到赤坎经营。”乾隆年间，闽浙商民纷纷到此定居经商，出现福建村、福建街等居民点。接着，潮州、广州及高雷地区商民向此云集，赤坎出现“商船蚁集，惫迁者多”和“商旅攘熙，舟车辐辑”之繁旺景象。雷州府属徐闻、海康两地，扼琼州海峡之门户，隔海与琼州府的海口港相望。徐闻境内有广府会馆，又称广州会馆，建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馆前系山货贸易场地。会馆内置有砚石刻制的《广州会馆碑》和《徐闻县新建广州会馆题名碑》共三通。据碑刻记载，广府会馆共有296个商号、商行和商店以及370人捐款题名，款额高达3429两余白银。潮州会馆，建于清代，共有3所，具体建设时间不详。

海南岛是清代重要的贸易港口，道光七年（1827年），广州府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等五县商人在海口，将明代的五邑会馆改名为广州会馆。南海吴荣光为此作《重修琼郡海口广州会馆记》称：“今乡人挟厚货走千里，为近利市三倍而居处共嗜欲同者，初惟此五邑之人，继复得此合郡之人，则此役也，众擎而举，不胫而来……”潮州商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也在海口建立潮州会馆。另据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话》称：琼州府建有广州、潮州、高州和福建4个会馆。此外，广州商人还于清初在琼州府澹县建立了广府会馆。

今广西北海市在清代属于广东省廉州府管辖，据美国学者韩格理在《中国社会与经济》中指出，1886年MacGowan蒐集了大量的中国“会馆”规章，其中有广州会馆的规章，大意为：“希望我们所采用的规则能使我们的成员之间行动划一、感受一致，成员们受到同乡人的情谊所约束，经由这些规则的执行，既可使内部成员免于逐渐腐败颓废，同时也可以让行会外的人明白，我们决意反对行为不当的商人，以免使自己困窘。”^[20]会馆制定规章体现了同乡商人团结一致，共同有序地参与市场活动，反对不正当的商业行为。北海还有广东会馆的规章：“假如会馆会员具有确凿的证据，会馆将为会员的利益，负责向官府告状，进行打官司的活动。如果会馆发现会员受到冤屈而无力申诉，会馆将帮助那些受到冤屈的会员，上告官府，要求官府伸张正义。同时，会馆还将用其基金来支付有关此案约50%的诉讼费。但是如果败诉，或其本身犯法，则由原告承担后果。如果会员向官府告状，需要支付诉讼费，那么在参加会馆会议的成员一致同意，并保证在此案能胜诉的情况下，会馆在开庭前将支付十分之三的诉讼费。”^[21]这里的广东会馆与广州会馆或许是同一会馆。

近代以来，会馆对政治的参与已涉及各领域，会馆功能开始增多。鸦片战争前，上海的会馆公所基本上属商业组织性质。鸦片战争后，已初步具有向近代产业社团组织转化的诸多因素，其地缘性色彩逐渐淡化，日益发展为所在地的工商团体组织，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近代会馆演变为社会机构，尤其是在外国在华租界或租借地，会馆成为外国人“以华治华”的一种社会组织。^[22]会馆政治功能的日益凸现，自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对会馆的各种政治管制不断趋于强化。近代政府职能的弱化导致商业会馆的政治化，与传统会馆相比较，近代商会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规范性。同时，近代工商业会馆负有倡导开通民智、调查商情的推动行业现代化活动的使命。^[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