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海上丝绸之路史：语言,广东葡语与洋泾浜英语

语言是清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双方相互学习交流的最重要工具。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场所，在长期的对外交流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广州英语，也称广东英语、澳门葡语。澳门葡萄牙人在和中国人长期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由葡萄牙语、英语、印度语、马来语和中国粤语组成的杂交体语言——广东葡语，或澳门葡语。后来的广州英语就是从“澳门葡语”脱胎而出，“这种语言的发源地和早期的主要使用地都是广州”，因此这种语言的正确称呼应是“广州英语”。^[121]

美国人亨特认为，“广东英语”是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是广州口岸在早期对外交往中产生的。“这种语言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外国人来广州的时间短暂，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够致力于学习像中文这样的语言，甚至要学讲一些极普通的话也不容易做到，即使学会了，到其他地方也毫无用处。……伶俐的中国人却巧妙地运用听惯的外国音调，成功地弥补他自己语言的不足，并依照自己的单音节的表达方式，同时使用最简单的中国话来表达他们的意思。他们就这样创造了一种语言，可以说是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只将其化为最简单的成分，但它却很牢固地扎下了根，成了许多数额巨大的生意或极为重要的事情的便利的交际媒介，以其活力和奇特性一直流行到今天。”^[122]广东英语无疑是广州人的一种发明，“在英国人出现在广州很久之前已有它的根源。这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葡萄牙语和印度语的混合来证明，后者的来源可能是由那些最初经过印度的西方来客传来的。英国人在一百年以后才到来，他们语言中的一些词汇逐渐被吸收进去，增加到使葡萄牙语消失，葡语便只限在他们的殖民地澳门使用。后来英国最终成了最主要的贸易者，这种语言便成了著名的广东英语。Pigeon English（广东英语）的Pigeon一词完全是business（生意）一词的讹转，它们合起来的意思是商业英语。在葡萄牙语源方面，最确实的证据，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几个词……”^[123]

尽管“广东英语”初创时还不成熟，但毕竟是“交际媒介”的工具。又由于行商拥有从事翻译的人，所以连朝廷接到有关外国公文也交行商派人译出，嘉庆年间，英国派官员到北京呈递公文，清政府命洋商译出汉文。也是在嘉庆年间，英国贡船已抵天津，嘉庆皇帝催令洋商赶快选派熟悉英语的翻译生二人，兼程赶赴京城礼部衙门报到，“以备翻译之用”。^[124]道光二年（1822年），两广总督阮元收到英国大班用英文书写的公文，同样也要交行商通事译出。这种具有翻译能力的人，自然不限于行商的翻译人员。因此，道光十九年（1839年），当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决定在广州设立译馆，组织人力翻译外国书籍、报刊的时候，并没有在物色翻译人员时捉襟见肘。

鸦片战争后，“广东英语”亦流行于上海的洋泾浜等地，以“洋泾浜英语”而著称。洋泾浜是清代上海县城北面的一条小河，属黄浦江支流。鸦片战争以后成为外国租界与华界之间的界线。习惯上将法租界以南至小东门一带称为洋泾浜。这一地区因是外贸码头所在，起初经常有人操蹩脚的英语作为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贸易中介，后来这种英语直接成了中外买卖双方之间常用的语言，于是这种英语就被称为洋泾浜英语。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已经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用上海话标读的洋泾浜英语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与西方殖民者、贸易商、传教士交流的共同语言，从此这种不中不西的上海英语风靡于整个上海地区。洋泾浜英语的特点就是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杂糅，其实是“广东英语”的翻版。洋泾浜英语对于中英双方语言均有影响，正如列文森所言：“西方给予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给予西方的是丰富了它的词汇。”^[125]

为了便于学习英语，一些有关英文学习的类似工具书也应运而生。英国人汤姆·罗伯聃曾在广州怡和洋行任职，1840年在英国领事馆当翻译，1843年在广州编刊了《华英通用杂话》。他在自序说：“余寓粤东多年，颇通汉语，然计汉人畅晓英语者，不过洋务中百十人而已。此外南北各省竟无一人能略知者，未免有意难通，殊觉束手。兹蒙大皇帝准予各处港口通商贸易，仰见圣明天子德孚四海，溥育群生，遐迩八荒，中外如一，咸黎赖此生成，亟当求通言语。将见懋迁日盛，物阜民丰，彼此相交，情投意合，此非言语不通所可得而致也。余故选其贸易中必须之句，译出汉字英语，纂成书本，使学者有所头绪，乃能用心，不至诿之无路也。……余愿服商贾之业者，尚争先学成英语，早登利路。陶朱可致，猗顿能期，书虽至微，未尝不为贸易中之一大助云尔。”^[126]很显然，他的目的是针对要从事商业的人群而言。

广东香山人唐廷枢（1832—1892年）是19世纪中国有名的买办，父亲曾在香港的美国传教医师布朗家当差，1842年，他与哥哥唐廷植（茂枝）、弟弟唐廷庚（应星）就读于布朗主持的香港马礼逊学校，接受正规英语的学习。1862年，出版《英语集全》一书，这是当时教授正规英语最好的教材。他在自序中强调说：“外国人到我国贸易最大，莫如英美两国，而别国人到来，亦无一不晓英语，是与外国人交易，总以英语通行。粤东通商百有余载，中国人与外国交易者，无如广东最多，是以此书系照广东省城字音较准，以便两相通用，其中所载无一不备。”^[127]为了说明正规英语与洋泾浜英语的区别，他在该书中经常以洋泾浜英语与正规英语作比较，无形中向我们揭示了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洋泾浜英语的形态。唐廷枢的《英语集全》是19世纪篇幅最大、编著水平最高的粤语注音英语读物。

1873年，上海广方言馆学生杨勋连续在《申报》上刊载《别琴竹枝词》百首，再现了晚清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基本面貌。杨勋通晓正规英语，后来写有《英字指南》一书，是正规英语的教材。查理斯·李兰德经搜集也编写了《洋泾浜英语歌谣集》。1860年宁波商人冯泽夫《英语注释》，用宁波方言标注英语发音的英语速成读本。1874年，曾任上海道署译官的曹骧编著《英字入门》出版，用上海音标注，洋泾浜英语首次有了书面形式。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记录洋泾浜葡萄牙语单词和词组的《澳门番话杂字全套》。广东佛山刊刻出版《红毛买卖通用鬼话》。

直到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奕等上奏设立同文馆，企图改变“语言不通，文字难辨”的状况。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在《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中说：“伏为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128]

广东、上海作为清代前期和后期两个不同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前沿地区，因为与外国人交流的需要，使英语在使用过程中，掺杂了粤语、沪语音译，而产生了众多中西结合的词语。广州英语、洋泾浜英语是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产物，至今仍存在一定的影响。

【注释】

[1]季羡林：《澳门文化的三棱镜》，（澳门）《文化杂志》1994年第19期。

[2]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7—488页。

[3]［荷］许理合：《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研究》，辛岩译，《国际汉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1999，第429页。

[4]钱林森：《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第211页。

[5]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1948页。

[6]［法］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梅乘骐、梅乘骏译，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第716—717页。

[7]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418页。

[8]［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11，第240—241页。

[9]钱林森：《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第213页。

[10]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641页。

[11]［韩］闵宽东：《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第127页。

[12]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第121页。

[13]［德］莱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庞景仁译，《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4期。

[14]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726页。

[15]［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9，第129—130页。

[16]参阅周燕：《教士与中外文化交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17]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第15页。

[18]参阅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第122页。

[19]许苏民：《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28页。

[20]参阅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第161—162页。

[21]［德］莱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庞景仁译，《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22]［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第4—5页。

[23]《莱布尼茨全集》（拉丁文本）第4卷，第207—210页，转引自焦树安：《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国际汉学》第1期，商务印书馆，1995，第189—190页。

[24]［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出版社，1975，第497页。

[25]［法］雅克·布罗斯：《发现中国》，耿昇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第185页。

[26]［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11，第88页。

[27]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第38页。

[28]参阅许明龙：《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黄嘉略——一位被埋没二百多年的文化使者》，《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许明龙：《黄嘉略与孟德斯鸠 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法国研究》2002年第2期；孟庆梓：《旅法华侨先驱黄嘉略》，《八桂侨刊》2004年第6期。

[29]［法］李明：《中国近事报道》，郭强等译，大象出版社，2004，第238—239页。

[30]［法］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89—90页。

[31]［美］丁韪良：《西学考略》下卷，光绪九年同文馆聚珍版，第52页，转引自张希清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805页。

[32]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演说集》，民智书局，1926，第37页。

[33]胡适：《胡适谈教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第40页。

[34]［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11，第249—250页。

[35]［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中华书局，1995，第292—293页。

[36]杨鸿烈：《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第392页。

[37]参阅李晓丹等：《“英中式园林”在法国》，《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第11册，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第36—45页。

[38]参阅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第98页。

[39]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第89—90页。

[40]王其亨：《16—18世纪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载《王其亨中国建筑史论选集》，辽宁美术出版社，2014，第180页。

[41]［意］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55页。

[42]参阅李晓丹等：《“英中式园林”在法国》，《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第11册，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第36—45页。

[43]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739页。

[44]［英］苏立文：《东西方美术的交流》，陈瑞林译，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第119页。

[45]［法］王致诚：《中国皇帝的游宫写照》，转引自罗芃等：《法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447页。

[46]参阅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1922—1923页；张西平：《丝绸之路：中国与欧洲宗教哲学交流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第138页；郑彭年：《丝绸之路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第356页。

[47]张德彝著《航海述奇》，钟叔河校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02页。

[48]江滢河：《18世纪瑞典的中国趣味与中国宫的建造》，《学术研究》2010年第2期。

[49]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105—106页。

[50]左言富主编《国外中医药概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第324页。

[51]李经纬主编《中外医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314页。

[52]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第1015页。

[53]［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3卷，郑德弟等译，大象出版社，2001，第209—221页。

[54]［法］伏尔泰：《哲学通信》，高达观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54页。

[55]吴平主编《中国概况》，旅游教育出版社，2014，第289页。

[56]［法］谢和耐、戴密微：《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和中西汇通》，耿昇译，东方出版社，2011，第551页。

[57]张豫红：《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中州学刊》2017年第6期。

[58]［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第640－641页。

[59]［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第693－694页。

[60]［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第235页。(www.xing528.com)

[61]刘潞、刘月芳：《清代宫中出现西方文化的原因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

[62]陆坚选注《中国咏物诗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第328页。

[63]［清］曾七如：《小豆棚》卷十六，南山点校，荆楚书社，1989，第323页。

[64]瞿宣颖纂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戴维校点，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第241页。

[65]［清］成鹫和尚：《咸陟堂集·二集》卷二《文》，曹旅宁等点校，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第34页。

[66]［清］张渠撰《粤东闻见录》卷下《洋器》，程明校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第140—141页。

[67]《清宣宗实录》卷二六五，道光十五年四月癸卯，中华书局，1986，第64—65页。

[68]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中华书局，1964，第2264页。

[69]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中华书局，1964，第2274页。

[7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377页。

[71]《清宣宗实录》卷三八三，道光二十一年十月甲午，中华书局，1986，第899页。

[7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608页。

[73]《清宣宗实录》卷三八一，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庚午，中华书局，1986，第873页。

[74]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4，第198页。

[7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335页。

[76]光绪《广州府志》卷六十五《建置略二》。

[77]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563页。

[78]［英］艾莉莎·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第2卷，杨慧玲等译，大象出版社，2008，第12页。

[79]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1922，第162页。

[80]《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年2月2日。

[81]叶能成：《记广州新药及安亚制药厂》，广州市政协编《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1983，第153—154页。

[82]刘泽生：《中国近代第一位西医生——关韬》，《中华医史杂志》2000年第2期。

[83]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第611页。

[84]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84—85页。

[85]广东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第180—183页。

[86]《广州指南》下册，第7卷《杂录三·女西医》，上海新华书局，1919。

[87]［清］邱熹：《引痘略》，陈建华、曹淳亮主编《广州大典》第44辑第12册，广州出版社，2015，第201页。

[88]［清］伍秉镛：《渊云墨妙诗山房钞》卷下，陈永正编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第349页。

[89]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596—601页。

[90]参阅茹競华等：《清乾隆时期的宫殿建筑风格》，载《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2007；王镛：《中外美术交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第126页；刘辉：《欧洲渊源与本土语境：从幻觉装饰到清宫线法通景画》，故宫出版社，2017。

[91]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第172页。

[92]张复合：《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建筑师》第65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第67页。

[93]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14—15页。

[94]［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澳门》，中华书局，1985，第36页。

[95]［美］范岱克：《1760—1843年广州外国人居住区的商业街》，任希娇译，《海洋史研究》第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96]［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495页。

[97]［美］亨特：《旧中国杂记》，沈定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第90页。

[98]参阅陈泽鸿：《岭南建筑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37—38页。

[99]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653页。

[100]李乾朗：《台湾近代建筑》，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0，第35页。

[101]周燮藩：《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1997，第99页。

[102]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214页。

[103]参阅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梁碧莹：《美国人在广州：1784—1912》，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87—127页。

[104]参阅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0—71页；林金水：《福建与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海洋出版社，2015，第57—59页。

[105]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85页。

[106]参阅谭树林：《卫三畏与中美文化交流》，《齐鲁学刊》1998年第6期；顾钧：《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顾钧：《卫三畏：美国最早的汉学教授》，《国际汉学》2012年第2期。

[107]吴义雄：《谢卫楼与晚清西学输入》，《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08]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015—1016页。

[109]转引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174页。

[110]［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节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第242—243页。

[111]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3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161页。

[112]莫小也：《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第190页。

[113]［清］福格撰《听雨丛谈》卷八《写真》，汪北平点校，中华书局，1984，第168页。

[114]［清］龙顾山人纂《十朝诗乘》卷十《西画入诗》，卞孝萱、姚松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第449页。

[115]［清］张庚：《国朝画征录》卷中，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3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第31—32页。

[116]［清］胡敬：《国朝院画录》卷上，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5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第1页。

[117]［清］邹一桂：《小山画谱》卷下《西洋画》，中华书局，1985，第43页。

[118]宣统《南海县志》卷二十一《列传》。

[119]［清］曾七如：《小豆棚》卷十二《怪异类·画版》，南山点校，荆楚书社，1989，第227页。

[120]江滢河：《清代广东西洋画风》，《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21]吴义雄：《“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22]［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树铁、沈正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66—67页。

[123]［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树铁、沈正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67页。

[124]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0页。

[125]［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39页。

[126]邹振环：《19世纪早期广州版商贸英语读本的编刊及其影响》，《学术研究》2006年第8期。

[127]［清］唐廷枢：《英语集全·序》，广州纬经堂板，1862年刻本。

[128]［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三，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