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九世纪是中西艺术交流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西方基督教的传播驱动，在来华传教士中具有绘画技艺的人获得皇帝喜爱，成为宫廷画师。他们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在美术领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绘画观念与技术，为中国美术注入了新元素。康熙年间，宫廷陆续出现了一批西洋传教士画师，其中以利类思、切拉蒂尼、马国贤、郎世宁、王致诚等贡献最突出，他们带来的“海西法”画风，引领了中国绘画新潮流。
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类思（1606—1682年）是系统向中国传授西洋画技的第一人。他在北京期间，参与设计和建立北京东堂教堂。利类思博学多才，“以其余暇作汉文书籍。此外并以西方绘画之法教华人，宫中颇赏其画法。南怀仁神甫曾在《欧罗巴天文学》一书中，称其曾以画三帧呈康熙，其画全守透视之法，并绘副本三帧陈列其居宅园中。各处官吏来京者见此画皆惊赏，彼等皆不明缘何能在一平布上将一切室廊门户及道路皆能一一绘出”。[110]
1698年，意大利画家切拉蒂尼乘法国“昂菲特里特”号，于次年到达广东，1700年到达北京，他以绘画特长供职宫廷，开始在宫廷花园中向中国学生传授油画技法。1702年切拉蒂尼回国之后，意大利两位杰出的画家马国贤、郎世宁到了中国。
1710年1月，马国贤抵达澳门，然后到广州居留两个月，共绘制了10幅西洋山水画和人物画，由两广总督赵弘灿差人急速送京，并上奏说：“前所奏技巧三人山遥输、马国贤、德里格，已安插广州府天主堂内，令伊等学习汉话，俟伊等会时，另行启奏。马国贤所画之画，今止送到山水一幅、人物一幅，遵旨先行进呈，俟伊复有画到再行差送。及问伊曾否会画人像，据伊口称会画，事关启奏，不敢冒昧，着令广城天主堂掌教郭多禄出具甘结，据布政司详称，郭多禄不肯出结，臣等乃以本地配飨孔庙理学名臣陈献章遗像，令伊摹仿。今将马国贤所画陈献章遗像一并进呈御览。”[111]马国贤进宫后发挥绘画特长，在中国居住13年，得到康熙帝赏识。“18世纪初一个架起中西美术桥梁的重要人物马国贤，他在中国短暂的艺术活动，将17、18世纪西方人对清廷绘画的影响联系起来，也将焦秉贞与郎世宁的种种实践作了必要的衔接。”[112]
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1688—1766年）受过系统绘画训练，来华前已是颇有名望的画家。1715年11月抵达北京，由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引见，进谒康熙皇帝。从此以画家身份服务于清廷50多年，历经康雍乾三朝，他适度改变了西方油画的绘画技巧，创造出了为中国皇帝喜爱的中西画法相结合的折衷主义新形式，受到清帝的赏识与器重，在内廷享有极高的声誉。以郎世宁为代表的天主教画家，第一次有系统地将西洋绘画原理传入中国，在西画东传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不仅帮助擅长绘画的年希尧出版了第一部介绍西方透视学原理和方法的著作《视学》，而且绘制了大量的油画、线法画，并开创了糅合中西绘法的新体绘画，代表作《聚瑞图》《百骏图》等。
法国传教士把西方的艺术传播到了中国，乾隆时期，法国耶稣会士王致诚（1702—1768年）担任宫廷画家。乾隆三年（1738年），王致诚前来中国，献《三王来朝耶稣图》，受召供奉内廷。后来学习中国绘画技法，参酌中西画法，别立中西折中之新体。他擅长画人物和马，曾与郎世宁、艾启蒙和安德义合作绘画《乾隆西域武功图》（即《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后送到法国制作成铜版画，其他画作有《阿尔楚尔之战》《十骏图》等。
稍后前来中国的画家还有乔治·钱纳利（1774—1852年），是19世纪在华南沿海居留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英国画家。钱纳利在澳门开设画室为欧洲人绘制肖像，也为当地中国人作画。他经常来往于广州和香港之间，创作了数以千计的速写素描以及大量油画、水彩和水粉画，其绘画作品不仅对同时代在广州和澳门居住游历的西方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深刻影响了当时广东外销画家的创作技法和题材，是西画东传史上的重要人物。
当时中国人对于西方油画和铜版画，以及西方人通过透视学、明暗法表现出来的写实主义具有浓厚的兴趣。清代文人在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宗教文化进行吸收的同时，也开始对西方绘画中的明暗、透视、写实等技法进行研究与实践，并逐渐形成了对西画的认识。清人福格在《听雨丛谈》中说：“粤东写真，操西洋法，阴阳向背，用皴甚厚，远望之一面突出纸上，颇得神理。”[113]蒋士铨对带有典型西洋风格的画作非常赞扬，他在《泰西画》一书中说：“有阶雁齿我欲登，蹋壁一笑看文绫。乃知泰西画法粗能精，量以钿尺累黍争。纷红骇绿意匠能，以笔着纸纸不平。日影过处微阴生，远窗近幔交纵横。红蕖欲香树有声，小李将军莫与衡。若对明镜看飞甍，一望浅深分闇明，就中掩映皆天成。”[114](www.xing528.com)
西洋透视学传入中国后，在清代前期绘画中出现一个新的画科——“线法画”，其方法是运用焦点透视法，绘画园林建筑与室内陈设，用中国传统笔墨结合西方油画透视法渲染而成，多用于廊坞市内的假门、镜备、屏风和鼻腔等饰物，以扩大空间感和增加美观。目前，在中国宫廷所发现的最早的运用西方透视学油画作品是作于康熙年间的屏风画《桐荫仕女图》，作者可能是中国画家。从此画可了解到当时中国人对西方油画、透视等透视技法的掌握还不够熟练。西方透视学传入中国后，在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先后有多人开始使用西方透视法从事绘画活动，其中焦秉贞对后世影响较大。
焦秉贞，山东济宁人，康熙年间任钦天监。擅画人物，亦工山水、楼宇、花卉，通测算。供奉内廷，画法以传统工笔重彩为主，并参酌西法，讲求明暗远近，创院体画新风。雍正末年张庚评说他“工人物，其位置之自近而远，由大及小，不爽毫毛，盖西洋法也。康熙中袛候内廷，圣祖御制《耕织图》四十六幅，秉贞奉诏所作，村落风景，田家作苦，曲尽其致，深契圣衷，锡赉甚厚，旋镂板印赐臣工”。[115]嘉庆年间，胡敬也说他参用海西法，“海西法善于绘影，剖析分刌，以量度阴阳向背，斜正长短，就其影之所著，而设色分浓淡明暗焉。故远视则人畜、花木、屋宇皆植立而形圆，以至照有天光，蒸为云气，穷深极远，均粲布于寸缣尺楮之中”。[116]焦秉贞的弟子冷枚代表作是《避暑山庄图》，继承古代界画的传统手法，同时师法焦秉贞中西相参的画法，规矩严整，笔墨熟练利落，色彩鲜丽，是运用西法透视、明暗又不机械搬用的成功例证。
《粤海关志》卷九《税则》记载从广州进口的物品中就有油画、推公洋屏油画、洋画、玻璃镜镶玻璃油画等。清代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六《西洋画》记载：“西人所制玻璃等器，多奇巧。曾见其所画人物，视之初不辨头目手足，以镜照之，即眉目宛然姣好。镜锐而长，如卓笔之形。又画楼台宫室，张图壁上，从十步外视之，重门洞开，层级可数，潭潭如王宫阿房第宅，迫视之但纵横数十百画，如棋局而已。”可见西洋画的精细和写真程度。邹一桂在其画论《小山画谱》中提到西洋绘画时也说：“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其醒法。”[117]
清代广东南海人关作霖，习得西方绘画技法，“少家贫，思托业以谋生，又不欲执艺居人下，因附海舶遍游欧美各国，喜其油相传神，从而学习。学成而归，设肆羊城，为人写真，栩栩欲活，见者无不诧叹。时在嘉庆中叶。此技初入中国。西人亦惊以为奇得本曾有云”。[118]
西洋绘画对于北京、广东等地文化影响不少。“洋画以京师为最，一切古鼎彝器，无不确似。……至人物，则以广南玻璃画为独步。面目须发，跃跃有欲飞之势。……（曾七如）辛丑（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游粤，在新会袁春舫业师署，闻库中有西洋美人画一对，甚异。师令胥吏持入庙观之。已昏，设炬置桌。俄而持二版至，各长四五尺，盖随人画刑而刓之者，皆系以械。其一衣绯，色剥落，约二十许，丰颐隆准，高钿云髻。一手持物如灯台形，一手自理衣带如大家娃；其一衣黄，修容坠马半面惊顾之状，两手捧物不能辨，丰神凛然，面上有爪痕，年较稚。灯光，寻丈之外，望之若生，流波凝睇，若接若离，可惊可怖。”[119]因此，有学者指出，“清代广东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西洋画风，是中国艺术史、中国社会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内容。这些西洋画风既充分反映中西美术的差异和交流，又体现出鲜明的岭南文化特色，有助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认识广东的历史地位”。[120]
中西绘画艺术在广州交流的典型代表作是十三行外销画。十三行的外销画兴起于18世纪中期，19世纪初达到鼎盛。广州画家为满足来广州外国人士的爱好，采用西方的绘画方法、画笔、颜料作画，这种带有风俗、风景写生或纪念旅游性质的商品绘画，主要销售到欧美社会。种类有布本油画、象牙油画、玻璃画、纸本水彩画、通草片水彩画、水粉画、壁纸画等。外销画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瓷器烧造图，简称“广彩”。雍正年间，随着西方对中国外销瓷器需求的扩大，景德镇部分釉上彩绘瓷器逐渐运至广州加工生产。景德镇的釉上彩瓷艺术，加上广州铜胎瓷珐琅烧青艺术，同时仿照中国锦缎纹样绘制花卉图案，并融合以西洋的水彩、素描、铜版、肖像画等绘画风格和刻绘技巧，最终锻造成了一种具有新的装饰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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