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海上丝绸之路:宗教文化传播及政策创新

清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了外国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清初耶稣会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得到清朝皇帝的信任。1692年，康熙帝颁布谕旨，准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播。其时，传教士除部分人在宫廷任职外，大部分赴各地传教。据1701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13个行省共有传教士117人，教士住所114处，大小教堂250处，教徒达30万人。^[101]但从康熙后期开始的“礼仪之争”，导致了长达百年的禁教，传教士因此转向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以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为名进行传教。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规定除少数传教士供职于朝廷外，其他均遣送回国，传教士因此失去在中国合法传教的政治条件，只能潜入各地秘密传教。乾隆十二年（1747年）后，清政府多次搜捕非法进入内地的传教士，但并未完全根绝他们的传教活动，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天主教徒已有20万以上。^[102]直到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各修会如耶稣会、奥斯丁会、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圣母圣心会、圣言会等传教士相继来华。1879年，罗马教廷把中国划为五大传教区，即第一区直隶、辽东、蒙古，第二区山东、陕西、河南、甘肃，第三区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南，第四区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第五区广东、广西、福建、香港。至19世纪末中国五大传教区的教徒达70多万人。

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始于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年）。英国基督新教各教会在18世纪末成立了若干到国外传教的差会，伦敦会差会即是其一。1804年马礼逊加入英国伦敦传教会，是首位被伦敦会派遣到中国传教的新教人士，1807年抵达澳门，旋赴广州。时清政府尚在禁教，马礼逊长期居住在澳门和广州，从事基督教经典翻译，首次将整部《新旧约全书》介绍到中国。1814年，《新约全书》中文译本在广州出版。马礼逊又在伦敦会新派来的传教士米怜帮助下，于1819年把《旧约》全部翻成中文，连同《新约》中文译本，于1823年在马六甲印行，名为《神天圣书》。马礼逊还在家中布道传教，他雇用的印刷工人蔡高于1814年7月16日在马礼逊家中受洗，成为中国第一个基督新教徒。另一名较早入教协助他刻印《圣经》的雕版工人梁发于1823年成为第一名中国籍新教牧师。马礼逊在中国还成立了中国境内第一个以铅活字排印中文书籍的出版社，用十几年的时间编纂并出版了巨著《华英字典》，收录汉字4万多个，是第一部大型的汉英字典，并于1826年首次把石版印刷机器引入到中国。

在马礼逊来华之后，美国公理会、美国浸礼会、美国圣公会等教会陆续向中国派出传教士来华。在这些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中，比较著名的有裨治文、雅裨理、郭实腊、卫三畏、伯驾等。

1830年初，第一位美国传教士艾利亚·裨治文来到广州，开启了美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之门。他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到广州后创办一个印刷所，1832年在广州创办《中国丛报》（又译作《澳门月报》），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第一份外文杂志，每月一期，到1851年停刊。这份杂志除了报道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情况外，还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20年间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有相当的历史文献价值。裨治文用中文编写过《大美联邦志略》一书，介绍美国的历史文化。他还参与过1834年由传教士和外国商人共同成立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工作，担任过1838年由传教士在广州成立的“中华医药传教会”的副主席。^[103]

雅裨理（1804—1846年）也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30年到达中国后，又去南洋各地调查，然后到欧美各国宣传介绍东方国家的情况，包括妇女的情况，促使英国的妇女基督教徒于1837年成立“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1839年，他再到中国，直至1845年回美国之前，主要在福建厦门等地传教。他曾数次会见福建布政使徐继畲，传播了不少有关世界各国的地理知识，为徐继畲日后撰写《瀛环志略》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104]

1831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1803—1851年）也到达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华的德国传教士，以独立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许多省份传教，散发过数十万传教的单页文章和小册子。为了扩大传教的途径，他在广州办报、出版书籍等。他的《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在美国纽约出版，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的极大关注，并激起了西方国家扩大在中国传教范围的欲望。郭实腊用中文撰写过《救世主耶稣之圣训》《真道自证》等几十种传教小册子。^[105]他还翻译了《圣经》中文本，太平天国曾采用他的这个译本，并多次印行。(www.xing528.com)

卫三畏（1812—1884年）是著名的美国入华新教传教士。他父亲威廉士是纽约的出版商，在来华之前，卫三畏在父亲的印刷所里接受了6个月的培训，从排字、印刷、校对到装订等各个环节都了如指掌。他于1833年来华，随即在澳门负责教务印刷，通过印刷《圣经》中文摘要等用于传教活动。后来在美国公理会创办于广州的印刷厂任经理，并协助裨治文编印《中国丛报》，任英文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他在中国生活了40余年，当过美国驻华使馆公使头等参赞兼翻译，参与“中美天津条约”谈判。1877年，他回国任耶鲁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主持创办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馆，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他编著的《中国总论》《汉英拼音字典》，是当时外国人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书。《中国总论》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是公认的美国人研究中国的权威名著。他是美国第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专家，被誉为美国的“汉学之父”。^[106]

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1802—1871年），1837年来华在广州传教。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于1847年曾在广州跟他学习2个多月，对他创立“拜上帝会”和发动太平天国起义有相当影响。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1831—1912年），1860年到苏州、南京，与洪仁玕会面，试图获得在太平天国所辖范围内传教的许可。结果他得到了一份以天王的名义颁发的“宗教自由诏旨”，同意他来访，并要求军民对传教士和蔼相处。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1841—1913年）在中国传教40余年，长期从事教会教育事业，在华北地区有相当影响。他于1869年到达通州传教，同时在公理会创办的通州潞河男塾教书。1893年，在他的主张下，美国公理会拨出款项，潞河中学改办为大学程度的潞河书院。1904年，潞河书院与其他几所教会学校合并，改名为华北协和大学，谢卫楼担任首任校长。谢卫楼曾用中文编写《理财学》《政治源流》《是非要义》和《心灵学》等教材，在中国近代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草创时期具有重要意义。^[107]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1845—1932年），1872年来华，起初在天津传教。1877年山东发生大灾荒，他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一起去山东赈灾。明恩溥在1906年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将清政府交付美国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给中国，用于在中国举办教会学校。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也于1906年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呈送“备忘录”，建议加速吸引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结果美国国会于1908年5月通过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的咨文，决定将清政府偿付美国庚子赔款的半数，即1160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之用，并在北京开设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明恩溥晚年主要在通州从事基督教方面的著述。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新式学堂，以1839年创办马礼逊学堂和1844年创办宁波女子学塾最早，这是中国早期现代教育的雏形。此后，“天主教开办了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商学院。基督教开办了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高等学府。教会办的中小学更是遍及城乡”。^[108]

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政府对基督教设禁，因此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只限于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秘密传教，收效不大。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各派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其派别共有130多个。比较主要的有英国的伦敦会、圣公会，美国的公理会、浸礼会、圣公会、长老会，德国的巴色会，瑞典的浸信会，挪威的信义会等，先后有数千名西方的新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几乎传到了中国所有省份，“从1860年至1900年在华的基督教会，在条约制度的保护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展，西方传教士从沿海的通商口岸深入到内地的穷乡僻壤自由传教，从一望无际的漠北到烟瘴笼罩的苗寨，到处建立起矗有十字架的教堂”。^[109]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在中国设立学校、医院，开设印书馆，创办报刊，并翻译各种书籍，推动了西方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机械制造、地理、经济学、法学、文学、艺术等西学的传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