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李约瑟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评价云：“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58]“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方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59]
康熙时期是中西科学交流的一个新的高潮，康熙帝亲自向来华传教士学习天文、历法，组织人员编纂西方历算著作。此外，数学、天文学、军事武器制造、医学、机械学等西方科技也通过这些传教士的努力传入中国，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
康熙帝对西方科技比较热衷，他通过南怀仁致信西方耶稣会士说：“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由此开启了招募国际人才的先例。从1644年汤若望掌管钦天监监印开始，到最后一位担任钦天监监副的葡萄牙籍遣使会士毕学源于1838年去世为止，先后有数十位西方传教士在钦天监从事天文工作，为中国天文学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康熙皇帝尤其重视历法，征召精通西洋历法的耶稣会士恩里格、闵明我、徐日升入京恭奉内廷，日夜轮流讲解西洋天文学和历法，还先后任用汤若望、南怀仁、戴进贤等15名会士为钦天监监正和监副。在皇帝重视西洋历法的情况下，知识界掀起了研究西洋历法的热潮，涌现了一批天文历法学家，有关著作也不断问世。康熙初，李之藻所著的《浑盖通宪图说》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洋近代天文学的著作。到了康乾年间，又有薛凤柞翻译穆尼阁的《天学会通》、若游艺著《天经或问》、若揭喧著《写天新语》、江永著《翼梅》、王锡阐著《晓庵新法》和《历说》等，促进了近代中国天文学和历法学的发展。
1722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编年和天文学研究，编著《中国天文学史》《公元前206年以前的中国王朝天文学史》等书，对中国古籍中有关天文现象的记载做了开创性的年代考证。如他在《中国蚀的计算》一书中对中国古籍中记载的16次日食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最早的日食记录是公元前2155年。1744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把哥白尼的日心说正式传入中国。1757年，罗马教廷取消了对哥白尼学说的禁令。1760年，蒋友仁献给乾隆皇帝一幅《坤舆全图》。在这幅地图的四周，他写有介绍西方托勒密、第谷、哥白尼等几种主要的宇宙结构学说的文字，并画了插图，明确指出，哥白尼的学说是唯一正确的。蒋友仁还介绍了开普勒关于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介绍了欧洲新发现的地球实际上是一个椭球等。
鸦片战争以后，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于1872年在上海建立的徐家汇观象台才开始进行近代水平的气象观测，并定期发布气象报告。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气象台。徐家汇天文台每天发布天气报告，供报纸登载，每月和每年还出《月报》和《年报》，登载各种天象和气象观测报告。徐家汇天文台已经采用西方近代科学的手段进行天象和气象的观察研究，因而对中国近代天文学和气象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地理学方面，康熙皇帝于1708年令耶稣会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和费隐等和中国学者何国栋、明安图等中西方科技人员组成测绘队，跋山涉水，历时10年，走遍全国各省，使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法，绘制成比例为1∶1400000的《皇舆全图》（又名《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绘制最精密的地图，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60]康熙《皇舆全览图》开创了在全国范围内实地测绘编制中国大地图的先例，甚至可以说填补了中国测绘学的空白。在这份地图的测绘过程中，传教土们发现了地球经度的长度因纬度上下而有所不同，从而第一次从实践中证实了牛顿关于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也成为世界地理学史上的一件大事。1760年，乾隆皇帝又命会士傅作森、高慎思、蒋友仁等绘制《乾隆皇舆全图》（又名《乾隆中国地图集》），比例为1∶1500000，共104幅，制作比《皇舆全图》更精密，这个在西方地图制作技术影响下的全图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1713年，康熙下令组织编纂一套集天文、数学、乐理的丛书《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的编纂是在康熙直接支持下，由梅谷成等集合在华传教士张诚、白晋等数学译作编成的数学百科全书。这部书不仅剖析研究了我国古代数学，还吸收了当时已经传到中国的数学知识，成为一部代表我国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权威性著作，对后世数学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康熙时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来华后，制成了温度计和湿度计，又在康熙三年（1664年）著《灵台仪器图》一书，其中有117幅图，就包括他制作的温度计和湿度计的图。在南怀仁以后，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和钱德明都在北京进行过气象观测，并留下了一些记录。康熙帝用西士供职钦天监，制作历法，铸造西洋火炮，予西士兵部职衔、文书，参与外交谈判和出使西洋，用皇帝特别派遣名义出使外国及教廷，派往全国各地测绘地图，为修纂大型图书提供资料，从事西医书籍翻译和医药研制、治疗疾病，制作供欣赏的艺术品，等等。(www.xing528.com)
1652年，汤若望进呈一只“天球自鸣钟”给顺治帝，这只钟既能显示天体的运行，又能报时。康熙帝对西洋器物很感兴趣，他从宫中原本只负责绘画的如意馆中选用一些人与传教士共同制作钟表。时在如意馆参加过制作钟表的传教士有德国的庞嘉宾、瑞士的林济各、法国的陆伯嘉、捷克的严嘉乐等。葡萄牙传教士范尔格尔尼雷，1673年从北京发到西方的信函说，康熙皇帝在宫殿中经常和西方的传教土们讨论天文、机械、法律等方面的问题。在宫廷里，可以看到很多出自西方的手工艺品制品，如英国乔治三世的油画肖像、意大利威尼斯的玻璃器皿、葡萄牙的鼻烟壶、法国里摩日的珐琅器皿、大型壁毯、座钟、玩偶等。乾隆帝对西洋器物比康熙帝更感兴趣，在宫廷中设立专门场所，供传教士和中国工匠共同制作各式钟表，实现了西洋技术和中国艺术风格的结合。他们制作的钟表以发条为动力，里面常常包括一些小机械人（或动物），逢点报时的时候，小机械人（或动物）会跳出来表演一些动作，发出各种声音，十分生动有趣。这些钟表大部分现在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清代粤海关成为西洋钟表进口的中心，西方传教士带入的钟表制造技术后来逐渐为中国工匠所掌握，广州、苏州等逐渐形成了钟表制造行业，形成了宫廷造办处、“广钟”与苏州钟三大仿制钟表基地。西洋钟表成为清代帝王和士绅认识西方文明的来源之一。[61]康熙帝的《戏题自鸣钟》诗云：“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62]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东举人曾七如亦描述西洋钟表“小自鸣表，持之耳畔，如槖虫之啄木”。[63]四川士绅张向安《夏日在广州戏作洋舶杂诗六首》之四云：“机轮历落动天倪，彩佩缤纷绣带齐。比似红毛好官样，关圭花影佛兰西。”[64]
显微镜和望远镜的传入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客从番舶来，遗予奇货二：一为演微镜，其大如钱，外赘一物，乃瓜子白也；中有细纹如蜘蛛丝，绸缪不可辨识。持镜演之，白中丝缕忽现为山川人物、茂林修竹，豆觞七箸、博奕赌胜之具，种种备有。饮酒者七人，侍坐五人。瓜子白仅豇豆比耳，纳于镜，影现尺幅，向之丝缕绸缪者，俨若云林笔意。已而去镜索像，山川人物复为丝缕。此大小之喻也。一为千里镜，其状如筒，筒函三镜，镜竟筒口，中杀二之一，侧筒置窗穴中，从内觑外，莽苍人物移而接于眉睫，若可舒手及也；倒置筒管，咫尺人物又可推而出之莽苍之外，攀跻如不及，此远近之喻也”。[65]“西洋人性多黠慧，所造诸器用极巧。有玻璃千人镜，悬之，物物在镜中。有多宝镜，远照，一人作千百人，一物作千百物。有千里镜，见数十里外塔尖铃索宛然，字画横斜一一不爽。有显微镜，见花须之蛆，背负其子；见虮虱，毛寸余若可数。又有自鸣钟，以索转机，机激则鸣。昼夜十二时皆然。有风乐，藏革柜中不可见，内排牙管百余，外按以囊，嘘吸微风入之，有声自柜出，若八音并奏，亦名风琴。有机统，长仅尺许，外以铁箍五六束之，函火石如豆，旁置铁耳，嘎火立发。可藏衣衱间。有绕指郁刀，卷之，首尾相连；舒之，劲直自若。可以穿铁甲，洞坚石。上有龙虎细文，或旋螺花，或芝麻、雪花。刀室藏小匕，谓之刀奴。刀头凡作二层：一置罗经，一置千里镜。澳彝常佩之。其他有璇玑、月影、海洋全图之属。虽间亦有裨日用，要亦古所谓奇技淫巧也。螺钿器，本出倭国。物象百态，备极工巧。今粤人亦善制之。”[66]
广东行商促进了仿制欧美船只和水雷等，提高了中国的军事水平。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州深受鸦片贸易之害。清政府多次下令禁止鸦片贸易，但英国却公开出面用武力保护英商的鸦片走私，并对中国进行战争恫吓和武装挑衅。因此，水师提督关天培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初，就准备在虎门要塞添铸大炮40门，增修炮台，修理垛墙和铸造炮子，共需银52000两，由行商认捐。[67]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查禁鸦片，又得到多数行商的积极支持。林则徐出于备战的需要，还下令仿造西方的夹板船，并全力抗击英军的入侵。道光皇帝对西洋船炮产生兴趣，多次谕令粤海关监督文丰，“如有可购买之处，着先行设法购买”。[68]要求文丰发到行商留心购置，“其该省洋商内，如有深悉造船之法，及力能设法购买夷船者，并着文丰留心访察，加以激劝”[69]。文丰遂“饬令众商等随时留心访察，嗣后如有坚固夷船出售者，自当劝令广为购买”。[70]
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行商继续捐赀制造洋枪、洋火药和修建炮台，特别是看到英国侵略军船坚炮利和可能受林则徐仿造夹板船的启示，他们更重视购买、仿制英美兵船和仿制破坏兵船的水雷，冀图改变广东水师的装备，增强作战能力。“洋商伍敦元购买美利坚夷船一只，潘绍光购买吕宋夷船一只，驾驶灵便。”[71]这两艘似均为夹板船。而潘仕成则“自觅良匠，照战船之式加倍工料，自行监制战船一只，船底船身用铜铁包裹，布列炮眼作为样式，以期坚固”。[72]潘仕成制成的这艘战船，似亦为夹板船，经试验“足以御敌”。道光帝规定以后制造船只，即由潘仕成经理，“断不许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减”。[73]上述行商购买、仿制的夹板船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至二十二年（1842年）间。这是我国最早购买和仿制外国夹板船的一大创举，且能仿照西方国家的兵船，自行绘制图样。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行商开始聘请外国技术人员仿造新式武器，行商潘世荣已在“雇觅夷匠”仿制火轮船，即蒸汽轮船。潘仕成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捐资雇觅美利坚国夷官壬雷斯配合火药，制造水雷”，历时9个月制造成功。经广东官府派员在珠江河面反复演试，“计时入水半刻许，水雷即行轰起水面二丈有余。又于坚重木排之下试加演放，木排亦被轰断碎，似颇得力”。[74]潘仕成雇请美国人制造水雷时，还派生员李光铨等跟他学习，并掌握了制造水雷的技术。试演成功之后，潘仕成缮绘《水雷图说》一册和将已制好的水雷20具，由李光铨等送往京城。后由天津试演成功，但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认为，没有人能将水雷送入船底，“亦未见为适用”，又暂搁下来。[75]
晚清广州设立了专门制作枪支的机器局，“机器局在文明门外聚贤坊，旧为常平仓地，并购民铺十余间，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督抚会同奏请创建试办机器，仿外洋制造枪驳、轮船各武备焉”。具体负责人为广东人温子绍，“查有在籍候选员外郎温子绍等精于机器，即于省城设立军装机器局一所，委派该绅等在局经理，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兴工，自开局以来，购置车床、刨床各项器具，将应用枪驳、火药均仿外洋造法，陆续试办各号轮船”。[76]
晚清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既是在总结十三行行商仿制西方轮船和新式军器的实践基础上的提炼，又刺激了后来中国人学习西方技术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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