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海上丝绸之路史：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

地理大发现以后，处在全球海洋贸易中心的广州、澳门，长期聚集众多的外国商人、海员、传教士、旅行家、艺术家，他们依据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写下了大量的札记、日记、书信和报告，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为欧洲人呈现了一个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充满魅力的东方文明古国形象，增进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从而推动了欧美的汉学研究。在东学西进过程中，西方学者在“中国热”的背景下，注意研究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哲学。儒家哲学在欧洲的传播，促进欧洲启蒙运动的进程，作为他们追求理性的思想来源之一。

中国哲学在17、18世纪对欧洲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他认为“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他主张继续扩大中西文化的交流。他对看不起中国哲学的言论进行反驳：“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不相符合，这真是狂妄之极！”^[13]

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理解首先源自儒家经典，因此翻译儒家经典成为传教士的首选。166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郭纳爵在翻译《大学》《论语》等时，将《大学》取名为《中国的智慧》，刊刻后带回欧洲传播。殷铎泽独自翻译《中庸》，取名《中国政治伦理学》，分别在广州、印度果阿、巴黎三地出版。1687年，殷铎泽与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奥地利恩理格和比利时鲁日满合著《中国哲学家孔子》拉丁文版，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法国传教士白晋用拉丁文完成了《易经要旨》一书。同样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刘应用拉丁文选译《礼记》和《书经》。马若瑟翻译《书经》和《诗经》，编写《经传议论》《中国经学研究导言》等书。当时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不少稿本至今仍存在，“今梵蒂冈图书馆，尚有关于西士研究《易经》之华文稿本十四种，曰：《易经》《易稿》《易引原稿》《易经一》《易学外篇》《总论布列类洛书等方图法》《据古经考天象不均齐》《天象不均齐考古经籍解》《大易原义内篇》《易钥》《释先天未变》《易经总说稿》……原藏该馆汉文部四三九等号。”^[14]

法国传教士韩国英（1727—1780年）曾翻译《大学》和《中庸》，分别取名《〈中庸〉——即中正的意思》《〈大学〉——即伟大的学问》，收录在钱德明主编的《中华杂纂》中。钱德明于1750年奉命来中国，在北京居住四十二年，曾撰法文版《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随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年）撰《哲学史讲演录》中谈到《孔子与中国》以及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著作，专辟一节讨论中国哲学形态。黑格尔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他的著作在中国是最受尊重的。他曾经注释了经籍，特别是历史方面的。他的其他作品是哲学方面的，也是对传统典籍的注释。他的道德教训给他带来最大的名誉。他的教训是最受中国人尊重的权威”。^[15]

1696年，法国耶稣会士李明在巴黎编纂出版《中国近事报道》，这是他在华期间写给国内要人的通信汇编。书中称赞孔子是道德楷模，认为孔子不仅可以和西方的古代哲人相媲美，而且在某些方面更胜过西方哲人，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政治制度进行称赞。李明认为中国社会能保持安定的重要法宝之一是儒家强调的“孝道”。^[16]1724年，德国毕尔芬格在法兰克福出版拉丁文版《孔子格言》。1794年，德国舒尔泽编辑出版德文版《孔夫子的格言与警句》。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尔晚年从拉丁文版《中庸》转译前15节，发表在刊物《报应女神》上，继而编辑出版了一本专门讲述孔子言行的《日常的楷模》。^[17]1762年，英国作家哥尔斯密出版《世界公民》一书，副标题“一个中国哲学家从伦敦写给他的东方朋友的信札”，其中包含中国儒家、道家及墨家的哲学思想素材。^[18]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1638—1715年）写过《一个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与本性》一书，比较了中国哲学中的“理”与基督教哲学中的“上帝”的差异。^[19]英国哲学家休谟（1711—1776年）将中国的儒家学说看成是一种自然宗教，认为中国民族性的最大特点是统一性。

德国启蒙作家塞肯多夫（1744—1785年）以作曲家闻名。1781年创作小说《命运之轮——一个中国故事》，两年后，他将该小说改名为《命运之轮或庄子的故事》，描写了老子的生活，介绍了老子学说，探讨人生哲学的问题，使德国读者认识了一个较生动的老子形象。^[20]德国著名启蒙作家席勒（1759—1805年）在1795年和1799年相继创作了两首《孔夫子的箴言》诗，借孔子名字表达诗人对时间和空间的哲理思考，其中能看到孔子智慧和老子玄思的哲学因素。(www.xing528.com)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自然神论、无神论对西方启蒙思想产生过极大影响。孔子以“天”为自然法则的学说，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提倡教育的思想，成为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倡导理性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国哲学给德国莱布尼茨、康德、费尔巴哈、黑格尔以及歌德等哲学家，以及法国百科全书派、伏尔泰的自然神教和魁奈的重农学派，均提供过丰富的精神支持。

莱布尼茨（1646—1716年）是德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和数学家，对中国文化倾注了很多心血，是第一个确认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发展十分有用的哲学家。他认为中国的发现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他积极吸取中国哲学文化营养而开创德国古典哲学，通过他的弟子沃尔夫再传给了康德，对整个西方哲学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莱布尼茨在20多岁时，已经读过德国神父克察的《中国图志》。1676年，他专门在德国汉诺威图书馆研究孔子学说。1687年，他仔细阅读了柏应理等编译的《中国贤哲孔子》一书。1697年，法国籍耶稣会士白晋从中国返回巴黎，开始与莱布尼茨通信，并赠送他所写的《中国皇帝历史画像》一书。此后，两人不断有书信来往。莱布尼茨把《中国皇帝历史画像》一书翻译成拉丁文，收入1699年印行的《中国新论》第二版中，并附了一幅康熙皇帝的肖像。莱布尼茨极力主张成立的普鲁士学会以及维也纳学会，陆续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文化的著述。1715年，莱布尼茨在致法国摄政顾问德·雷蒙的长信中，全面地阐述他对中国哲学的看法。^[21]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可以互补，“然而谁人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之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与中国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了。”^[22]他通过探讨中国哲学中的“理”和“气”关系，阐述了“一”和“全”的辩证关系。1714年，他出版的《单子论》中对单子兼具“一”和“全”两重性质的论述，明显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

莱布尼茨对于二进制算术的研究，则得益于中国《易经》的启示，他发现八卦的排列具有数学上的“二进制”思想。他从神学的角度论述，一切数都可以用1和0来表示。1701年11月，白晋从北京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随信附了一张绘有按照圆形排列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矩形排列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莱布尼茨回信说：“你来信提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的二进位制与伏羲易图的关系……这个易图可以认为是现存科学之最古老的纪念物，然而依我之见，这种科学虽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但数千年来却无人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然它却与我的新数学完全一致。当贵大师正努力理解这些符号的时候，我依您的信能给它以适当的解答。我可以自白的是若我未发现二进制数学，这个六十四卦的体系，即伏羲易图，再耗费多时也不会搞明白的。我发现新的数学是在二十多年前，我认为用‘0’与‘1’表示的数学较之过去的（进位方法）更近乎完美之域，又有着不可思议的效果。但在我没有做到更成功以前，暂时还不愿意发表，加上还有许多妨碍工作的思想和事情，因此未能在任何出版物上公开发表，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奉献给贵大师以解释中国古代纪念物而收到重大效果，我想这一定会使您欣喜异常。”^[23]直到1703年，他在《皇家科学院科学论文集》正式发表论文《二进位数学之阐述》，将二进制扩展到加减乘除四个方面。李约瑟曾说：“莱布尼茨成为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前辈，对其观念的刺激，公认来自中国特殊的表意符号的性质。”^[24]所谓特殊的表意符号即是中国八卦符号。克利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年）是莱布尼茨哲学体系的继承者，1721年出版《中国人的哲学讲义》一书，宣称他自己并不怀疑孔夫子是由上帝的天命赐给中国人的。^[25]

伏尔泰（1694—1778年）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被称为18世纪法国的精神领袖。从少年时代开始，到他去世之前，他一直在关注和评论中国，并在礼拜堂供奉孔子画像。伏尔泰最早评论中国是在他于1734年写的《哲学通信》（又名《英国通信》）。在这本书中，他推崇中国家庭式的政制，赞赏中国的自然宗教以及在宗教上的宽容态度。他认为中国的儒家学说并不是一种神学宗教，而是一种道德化的理性宗教，“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26]伏尔泰在《哲学辞典》的“中国”条中说：“我认识一位哲学家，他的书斋里只挂孔子像。在像的下面写了这么几行诗：他探索思想，一点也不狂妄。并为人类揭露了理性之光：他是作为哲人而立言，不是先知，但也奇怪，他的国家奉他为祖师。”^[27]伏尔泰如此赞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是因为他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将理想化的中国作为批判欧洲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

法国以狄德罗为首百科全书派也曾借中国哲学、宗教思想批判西方宗教的虚伪性，利用中国哲学思想、语言、口号促进启蒙运动的发展。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关于中国的论述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和笔记，主要在《论法的精神》《随笔》和《地理学》三书中。1713年，他读了柏应理编译的《中国贤哲孔子》，并作了详细笔记，将书中不少段落译成法文。同一年，孟德斯鸠在巴黎认识了中国人黄嘉略，与他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黄嘉略（1679—1716年）是福建莆田人，7岁入天主教，被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卜于善收为义子，学习基督教义和拉丁文。1702年到巴黎，向西方人传授汉学，是十七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使者。当时“中国热”在法国方兴末艾，黄嘉略来到巴黎，向当地人传播了有关中国的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知识，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法王路易十四专门将黄嘉略留在身边作中文翻译，一起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