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八世纪期间，中国的经典文学名著受到外国传教士群体的重视，传教士持续不断的翻译活动将中国典籍文化和科学成就译介到欧洲，促成了“中学西传”。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并积极译介中文经典名著，译介内容广度与深度都有所提升，是中国翻译史的高潮之一。这些译介作品传到西方，引领西方的启蒙思潮，推动了西方的中国热，同时奠定西方汉学研究基础。大量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教，但他们在传教的同时起到了文化桥梁的作用，一方面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另一方面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增进中西方的相互了解。17至18世纪以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3]
殷弘绪（昂特尔科尔神父，1662—1741年）是法国传教士，1698年抵达广州后前往江西省传教，1706至1719年被任命为在华法国传教会第三任会督。殷弘绪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国思想文化，翻译朱熹《劝学篇》，并从明末《今古奇观》中择取《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以及《怀私冤狠仆告主》3个短篇故事，以梗概形式编译为法文，分别命名为《宋国的寡妇》《三兄弟》以及《严惩罪恶》，在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第3卷上发表。有学者认为，这是“第一次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古典白话短篇小说”，同时也是中国小说首次在欧洲出版。殷弘绪被誉为“最早将宋元明话本小说介绍到法国的译者”。[4]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与《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杂纂》并称为西方汉学的三大名著。伏尔泰在创作哲理小说《查第格》时，采用了杜赫德编《中华帝国全志》中收录的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故事，进行了改编，以讽刺抨击当时法国贵族社会道德的堕落。
卫方济（1651—1729年）是比利时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20余年，发表《印度与中国数学和物理的观测（1684—1708）》等。他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和《小学》翻译为拉丁文，1711年在欧洲出版，名为《中国典籍六种》。这是《孟子》第一次被翻译为欧洲文字进行介绍传播。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歌德青年时代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可能读过卫方济翻译的《大学》《论语》《孟子》和《孝经》等书。[5]
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1669—1748年）于1702年开始前来中国，抵达澳门后在广州学习中国语言，1710年曾参与中国沿海岛屿地图的绘测。冯秉正通晓汉文与满语，并将《通鉴纲目》翻译为法文，名为《中国通史》。[6]
宋君荣（1689—1759年）是法国耶稣会士，1721年前来中国传教，精通汉语和满语，著有《中国天文学史》《中国蚀的计算》《中国编年史》《中国纪年方法》《大唐史》《中国征服者成吉思汗、蒙古王朝诸帝史》等，曾将《周髀算经》译成法文，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有深入研究，被誉为“18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汉学家”。[7]他将康熙刻本古文《尚书》满文译本翻译为法文并进行注释，名为《书经》，于1770年在巴黎出版。在中国期间，他与欧洲学者不断来往书信，积极向西方介绍中国人文、自然景观及风土人情等。他绘制法文版《琉球诸岛图》时，明确标明中国主权领土包含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伏尔泰根据宋君荣对中国古代历史和天文记载的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历史的灿烂光辉，他引述了霍尔德《旅华实录》的看法：“亚历山大曾经从巴比伦把迦勒底人的天象观测结果送回希腊，这些观测的年代比中国人更早，这无疑是古代最有价值的文物。然而巴比伦的这些星历表与历史事实没有联系，而中国人则相反，他们把天上的历史跟地上的历史联系起来，互相印证。”继而说：“中国最古老、最有权威的典籍《五经》中说，在伏羲氏以后第4个帝王颛顼的时代，已观测到土星、木星、火星、水星和金星的一次会合。”[8]
法国耶稣会士赫苍璧（1671—1746年），1701年入华，1719年当选为法国传教会第四任会督。他编译过《诗经选译》，将《诗经》的大部分篇章译为拉丁文，但并未刊行。他还是译介中国古体散文的先锋，曾选译刘向《烈女传》以及康熙间出版的《古文渊鉴》。[9]另一位法国耶稣会士孙璋（拉沙尔姆神父，1695—1767年）于1728年来华，曾译纂《华法文对照字典》《华法满蒙文对照字典》，两部均为稿本，供来华传教士用来学习汉、满、蒙语。[10](www.xing528.com)
詹姆斯·理雅各（1815—1897年）是英国传教士，1843年前来香港，在香港居住30余年，从事传教和教育事业，长期专注中国语言和文学研究，晚年成为牛津大学首位汉学讲座教授。1858年，他开始将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向外国翻译介绍，其中1861年出版《中国经典》一书，包括了“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以及《诗经》《春秋》《左传》等。该书是在广东香山人黄胜的协助下完成，黄胜早年就读于澳门马礼逊学校，与容闳、黄宽一起出国留学，进入美国麻省孟松学院读书，后因水土不服提前返国，1853年进入理雅各主持的英华书院印字局工作。理雅各在《中国经典》中特意提及黄胜对翻译工作的帮助。1895年米勒编写《东方圣典》一书收录了理雅各翻译的《礼记》《易》等。这是第一次系统将中国古典著作向外国进行介绍，使外国人对中国古典文化有初步的认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此外，中国古代不少经典小说被介绍到海外。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以及《儒林外传》《金瓶梅》《聊斋志异》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对世界文坛产生深远影响。
《好逑传》是明清时期一部白话通俗才子佳人小说，撰者不详，题名“名教中人编次”。1761年，英国作家、汉学家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翻译的《好逑传》出版，还有3个附录，第1个附录是一部中国戏剧的情节梗概；第2个附录是中国谚语选辑；第3个附录是20首中国诗歌，包括《诗经》中的《淇奥》《桃夭》《节南山》等。珀西并不懂中文，据他自己在英译本的序言里说，他是在东印度公司的一位职员的英译文和一部分葡萄牙译文基础上再加工的。这本书出版后，在欧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久就被翻译为法文。《好逑传》还在葡萄牙、德国、荷兰和朝鲜等国家出版，共有15种外语翻译本，“成为在海外最广为人知的中国小说”。[11]
中国戏剧艺术、印度梵剧、希腊戏剧和悲剧是世界上最早的三大戏剧文化。《赵氏孤儿》是中国著名古典戏剧艺术文学作品，作者为元代杂剧家纪君祥。早在1731年，天主教耶稣会神父马若瑟在广州将《赵氏孤儿》删节翻译为法语。1735年杜赫德编写《中华帝国全志》第二卷收录该剧，这是欧洲出现较早的对中国戏剧文化的介绍。杜赫德还为《赵氏孤儿》剧本写了一篇介绍短文。此后，《赵氏孤儿》由法语再翻译为英语，并出现了意大利语，在欧洲广泛流传。1741年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创作的《中国孤儿：一个历史悲剧》卷首献词说：“异国的产品，地上长的也好，脑子里来的也好，只要有益或有趣，总能够得到人们的欣赏。多少年来，中国把它的农产品供给我们，把它的工艺品供给我们；这一次，中国诗歌也进口了，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感到兴奋。”[12]1753年，伏尔泰创作《中国孤儿：五幕孔子道德剧》在巴黎法兰西剧院演出，正式走上西方戏剧世界，成为经常演出的剧目。英国批评家理查德·赫德认为《赵氏孤儿》的故事与古希腊的悲剧《厄勒克特拉》有相似之处，主题、布局和结构非常相近，其原因是两者都是模仿自然的成功作品。1756年，爱尔兰亚瑟·墨菲创作英语版《中国孤儿》演出取得成功。1772年，英国剧作家谋飞改编《中国孤儿》，于1759年4月在伦敦上演，取得成功。
16至19世纪，欧洲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经典名著，翻译者以传教士为主体。这些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社会，是欧洲“中国热”潮流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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