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清代潮州海盗组织及其影响

海盗游弋于海上，以船为生，单靠一个人无法展开任何行动，必须结伙为伴，才能有规模地驰骋海洋，进而从事劫掠活动。一般会有一个较严密或松散的组织，有时也会和其他海盗组织结成联盟。海盗首领在不同的区域称呼不一定相同。清代文献常称“盗首”，西方人称“旗主”，福建一带称蔡牵为“大出海”，据道光《厦门志》记载：“同时盗匪朱、张保仔、凤尾、矮牛、红头、白底诸帮，及零星土盗皆附之，呼为大出海。”^[18]

明清鼎革，沿海地区的民众掀起了抗清的浪潮，即便在抗清斗争失败后，他们仍漂泊在海洋，继续坚持反清复明的活动，这些人自然被清政府界定为海盗。这些海盗的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地区，以顾荣、周鹤芝为典型。顾荣原为驾船佣工，人称三麻子。^[19]后因雇主贩卖私盐被捕去世，顾荣便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下海为盗，后向明朝投诚，抵御清兵南下。这支由顾荣率领的海盗从顺治二年（1639年）至顺治十三年（1656年）间一直抗击清兵，但最终势单力薄，归降清朝。另一个海盗首领周鹤芝于明末与日本有往来贸易，获利颇丰，后捐献物资，立誓抗清，并先后接受南明政权授予的把总、水军都督职衔，率领余众在江浙沿海一带阻击清军。当听闻郑芝龙降清之后，他以死苦劝郑芝龙回心转意。^[20]

清初影响较大的海盗集团当属福建的郑氏家族。虽然郑芝龙归降清朝，但是郑氏家族的势力仍有以郑成功、郑经父子为主的抗清活动，其影响范围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自郑成功公开与清廷对抗后，郑氏家族便积极联合沿海地域的海盗一起从事抗清斗争，“泉属为滨海之区，郑贼招亡纳叛，不遗余力。他郡从逆者，尚有跋山涉水之艰，未成先败之虑，此则举足一跨便是贼，伸手一招即来狂焰，是人人可以为贼，而户户可以藏奸者也”。^[21]这一联合策略，吸引了一些海盗参与郑成功的抗清斗争之中，如流窜于福建的白头贼蔡寅，康熙年间攻安溪县失败后投奔郑家。还有潮州的许多海盗支派，如曾铨、马麟、马殿等九军应援，还有潮州海盗黄海如、陈斌等组织。由此可见，郑氏家族在清初与海盗势力消长的重要关系。这无疑也是清朝初期厉行海禁和迁界令的重要背景之一。

乾嘉年间，骚扰浙江沿海的海盗主要包括凤尾帮、箬黄帮、穷嘴帮和黄葵帮，主要组织构成和规模见下表：

浙江主要海盗情况简表^[22]

由此可见，闽浙沿海海盗常常侵扰福建、浙江海域，活动范围较大，四处侵扰，“海洋相通，无此疆彼界之殊，朝粤暮闽，半月之间，可以周历七省，防范驱除，万难稍缓”。^[23]有些福建海盗甚至北上到东北沿海进行劫掠，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就曾有海盗黄如玉在锦州、盖州抢夺3000两之多。^[24]

清代中叶，海盗渐渐聚集于中越边界的江坪。在江坪的天朝街上居住着来自中国的商人、小贩、渔民以及越南人，因其易守难攻和边境优势，愈来愈多的盗贼啸聚于此。到1790年，海盗活动几乎成为江坪的重要经济支柱。各种劫掠而来的战利品充斥在当地的集市之上。但这段时期的海盗尚属于规模较小的海盗组织，而且常常随聚随散，并不具备一定的稳固性。然而，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江坪海盗的发展出现了转折，时安南阮文岳、阮文吕、阮文惠三兄弟发动西山事变，先后占领归仁省、广义省、平顺省，安南政局发生巨变。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阮文惠自立为安南国王。但与其同时存在的安南政权还有顺化阮氏（阮福映）以及河内郑氏。

为进一步清除其他两个并立政权，西山政权开始与江坪地区的中国海盗合作，任命中国海盗头目为“乌艚总兵”官衔。自此，以前非法的海盗逐渐披上了合法外衣，扩充队伍，大肆扰乱中国沿海地区，“其盗有二，一曰艇匪，患生不测者也。以其驾驶便捷，故曰艇，来自安南，即唐之交趾国。自阮、黎乱法，递相侵夺，其国狎水，战船无备粮，出而为盗，动以千计，凶悍无伦。粤洋滋扰，职是之故”。^[25]此外，他们还帮助西山政权消灭顺化阮氏和河内郑氏的势力。其中最受西山政权倚重的中国海盗是莫官扶和郑七，“他们每年接受越南方面的馈赠，每年阴历三四月间，莫、郑二人和其他海盗巨枭便召集人马，扬帆东进，到中国沿海行劫，直至九十月间折返越南。对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的小股海盗来说，阮文惠乃是‘粤南大老板’，他能帮助推销脏物并给以20%至40%的利润”。^[26]嘉庆年间，许多海盗头目接受了西山政权授予的官职，包括千总、总兵、将军、都督之类的武职职衔，甚至获得侯、王等官爵。这些官爵的授予反映了西山政权对中国海盗的滋长起了推动作用。^[27]西山政权与海盗之间的勾结给东南沿海带来不稳定的因素，成为粤东海寇的肇始，“逮乾隆五十四、五年后，盗贼复起，祸缘安南夷主黎氏衰微，阮光平父子篡立，兵革不息，国内空虚，招致亡命，崇其官爵，资以兵船，使其劫掠我商渔，以充兵饷，名曰采办，实为粤东海寇之始”。^[28]

嘉庆七年（1802年）南方顺化阮氏政权在法国的支持下俘获了阮光缵，西山政权告终。失去安南西山政权庇护的海盗们，面对清廷以及安南阮氏政权的围剿，逐渐结成海盗联盟。嘉庆十年（1805年），7位海盗首领郑文显、麦有金、吴知青、李相清、郑流唐、郭学宪、梁宝签署了《海上武装公立约单》，具体规定如下：

广东海上武装麦有金等公立约单

天命乙丑年六月（嘉庆十年六月）立合约人郑文显、麦有金、吴知清、李相清、郑流唐、郭学宪、梁宝等，为会同众议，肃以公令事。窃闻令不严不足以儆众，弊不革不足以通商，今我等合众出单，诚为美举。然必始末清佳，方能遐迩取信，凡我各支快艇，良恶不齐，妍强各异，苟非约束有方，势必抗行弗顾。兹议后开款条，各宜遵守，矢志如一，无论权势高低，总以不阿为尚。倘有恃强不恤、抗行例约者，合众究办。今恐无凭，立合约七纸，每头船各执一张为照。计议款条开例于后：

一、议通海大小船只边（编）作天、地、玄、黄、宇、宙、洪七支。各支将行纲花名登簿列号，每快艇于悝尖书某字若干号，头桅亦依本支旗号。如悝尖无字号，以及头桅旗色不符者，即将船艇、炮火充公，并将行纲处决。

一、议某支原有某支旗号，如有假冒别支旗号色者，一经察出，将其船艇、炮火归众。行纲立心不轨，候众处决。

一、议快艇不遵例禁阻截有单之船，甚至毁卖船货，以及抢夺银两、衣裳，计赃填偿，船艇、炮火一概充公，行纲分别轻重议处，如赃重填披不起者，则照本支分予扣除。

一、议打货船，所有船艇货物，系某先到者应得。倘有持强冒占，计其所夺赃物多寡，加倍赔偿。如有不遵者，合众攻之。(www.xing528.com)

一、议不拘何支快艇牵取有单之船，旁观出首拿捉者，赏银一百大员（元）。对打兄弟被伤者，系众议医调治。另听公议酌偿。从旁坐视不首者，以串同论罪。

一、议有私自驶往各港口海面劫掠顺校贩卖之小船，以及带银领照之商客者，一经各支巡哨之船拿获，将船烧毁，炮火、器械归众，该老板处死。

一、议不拘水陆客商，平日于海内有大仇者来，有不潜踪远遁及其放胆出入卖买者，虽略有口气亦可相忘，不得恃势架端扳害，以及借以同乡亲属波连，拿酷赎水。如违察出真情，则以诬陷议罪。

一、议头船遇通海有事酌议，则于大桅树旗，各支大老板宜齐集会议。倘有话致嘱本支快艇，则于三桅树旗，本支行纲宜进船听令。如有不到者，以藐法议处。奉主公命，抄发各船。以示遵守。

天运乙丑年六月日（“有金记号”印）吴尚德（系调行）执。^[29]

这份约单中具体规定了“打单”的具体对象，不可随意劫掠有凭证的商船。“这份合约的签订标志着广东海盗结束了群雄并立、相互残杀的局面，从踏斗走上了联合的道路”。^[30]不久，郑流唐在一次意外中毁容，促使了其投降。至此，联盟中只剩下6个帮派，即红旗帮、黑旗帮、白旗帮、绿旗帮、蓝旗帮、黄旗帮。这个联盟以条约为约束，协调各自的海上行动，乃至于外界交易的程序。“虽然这个联盟在理论上组织严密，但在实际上仍然结构松散，变通灵活，在规模上、人数上均能自行调节盈缩”。^[31]

除了活跃在广东海面的旗帮海盗组织外，清代中叶在闽浙沿海的蔡牵、朱等海盗也相当有势力。

蔡牵，福建同安人，约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入海为盗，后称镇海王，成为侵扰台湾海峡的洋盗首领。嘉庆元年（1796年），福建势力较大的海盗还有王流盖、林发枝等，这些组织大致在嘉庆元年陆续投诚，“海洋盗匪王流盖、獭窟舵、林发枝等，屡在洋面肆劫，今王流盖业经被炮击毙，獭窟舵带领夥盗全行投出，其未获者仅止林发枝一犯”。^[32]嘉庆二年（1797年）林发枝帮派也投诚，被赏赐七品官衔，“庚寅赏投首洋匪林发枝七品衔，来京安置，伙盗一百五十三名分别安插如例”。^[33]嘉庆四年（1799年），福建沿海又出现新的海盗组织，“嘉庆四年冬，盗船之在浙者，最大为安南夷艇，其次有凤尾帮、水澳帮、箬黄帮，共数百船，盘踞浙洋，隐伺劫掠”。^[34]嘉庆五年二月，箬黄帮被剿灭，擒获盗首江文五等176人。嘉庆五年（1800年）六月发生的神风荡寇事件，使安南夷艇和凤尾帮在飓风中几乎沉没，为蔡牵帮势力迅速扩张提供了契机。

查艇匪、凤尾、水澳三帮之内，水澳与凤尾不和，因乘间令人招使水澳投诚，并散布间谍之言，令其互相猜忌，水澳帮已各自驶回玉环洋面，惟凤尾随同艇匪及随带之土盗小钓船杉板船，共计百有余只，在太平松门游奕，定海黄岩两镇兵船六十只，在海门上下与之相持，兵勇张大声势，使之不能登岸。此时水澳已去，盗船较单，各口水米，查禁甚严，……适于六月二十二日夜间，忽起飓风，至二十三日子丑之间，风势愈烈，屋瓦皆振。该处盗船多被风水击撞，沉没无算，余者亦漂出外洋，未知存否。^[35]

嘉庆五年（1800年）的飓风造成夷艇和凤尾帮的船只和海盗巨大的创伤，加上清军的有力围剿，凤尾帮被剿灭无几。嘉庆五年（1800年）八月，水澳帮于东泗洋一战中被剿灭殆尽。自飓风事件后，唯一幸存保存下来的完整实力就是蔡牵，他将凤尾、水澳的余孽大部分收归旗下，成为最有实力的海盗。^[36]

当时与蔡牵相互配合的海盗组织还有朱，后称为南海王。两人结为盟友，嘉庆八年（1803年）正月，“（蔡）牵窜定海，进香普陀。适李长庚掩至，牵仅以身免，昼夜穷追至闽洋。贼粮硝尽，篷索朽，我师又据上风，贼不能遁，仍伪乞降于闽浙总督玉德，玉德遣兴泉兵备道庆徕赴三沙招抚之。牵又曰：果许我降，勿令浙师上风逼我。玉德遽檄浙师收港勿出。于是牵得间缮樯械，备糗粮，扬帆去。浙兵追击于三沙，于温州，凡夺舟、沉舟、烧舟者六。贼畏霆船甚厚，赂闽商更造大于霆船之船，先后载货出洋，伪报被劫。牵连得大海舶，遂能渡横洋，渡台湾。九年夏，劫台湾米数千石，分济粤盗朱，连八十余，猝入闽，闽师不敢击”。^[37]可见，嘉庆年间蔡牵截获的各类物资，如粮米、船只等都曾慷慨给予朱。嘉庆九年（1805年），蔡牵数次侵扰台湾岛，后在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的围剿下无功而返。嘉庆十年十二月，李长庚在黑水洋之战中不幸遇难，“率福建水师提督张见陞等追牵入澳，穷其所向，至黑水外洋。牵仅存三舟，长庚击破牵舷篷，又自以火攻船维其后艄。贼急，发艄尾一礮，适中长庚喉，而殒”。^[38]直到嘉庆十四年（1809年），蔡牵帮才被官府剿灭。

海盗尽管结成联盟，但大多数的小型抢掠活动都是以小股为单位进行。正如穆黛安所言，股是帮主和各单个船艇之间的中层单位，是联盟的主要组成部分。每股大概由10到40艘船只组成，每股首领负责传达大老板的指令，并且负责管理手下的海盗成员。最小的海盗内部组织是以船只为单位。每艘船上都有一位负责人，也称“老板”。老板主要负责提供日常所需的武器和粮食。除了老板外，每艘船上还有一位“头目”，主要负责船上具体事务的管理，通常在作战时，头目常积极指挥其他成员战斗。在头目之下是舵工。舵工主要负责总管扬帆开船等事。此外，一艘船上还有几位火长，主要负责甲板上的事。每只船上还有操作火炮、抛启铁锚、焚香祷告的专门人员，以及管理账目的事务长、掌管文书的人员或者负责保单的签发等事，如蓝旗旗主乌石二就有一位专门掌管文墨的人，名叫黄鹤。黄鹤主要负责草拟乌石二所需的勒索名单，撰写恐吓乡民、逼其就范的传单。^[39]

有清一代，海盗几乎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始终，清初主要以南明政权支持下的海盗和郑氏家族海盗为主，清代中叶是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从江浙海面延续到北部湾地区的中越边境的海盗，规模不断扩大，实力增强，尤其是中越边境的海盗首领甚至接受西山政权的授官封爵。嘉庆年间，海盗逐渐形成以旗色为区别的联盟，对粤、闽、浙三省沿海不断侵扰，官府疲于奔命地四处加以镇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福建沿海的蔡牵帮，海盗内部组织严密，从上到下主要有盗首、头目、老板、舵工、火长等不同的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