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海上贸易方式及发展史

清初，民间海上私人贸易规模在不断地扩大，人数也不断地增多。与官方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不同，民间海上贸易纯粹是为了谋生或追求商业利润。出于逐利的心理，民众以各种各样方式进行海上贸易。在海禁和迁海时期，不少商民冒死犯禁，出海走私。康熙开海以后，正常的民间海上贸易逐步发展起来。

清初一度实行海禁和迁海，然而沿海省份居民以海洋为生的正常生活方式被破坏后，只好采取冒死犯禁的方式，从事海上走私贸易。据统计，1662至1672年，由中国沿海一带走私到长崎贸易的商船平均每年14艘，其中江浙2艘、福建4艘、广东2艘；1673至1684年平均每年6艘，其中江浙1.7艘、福建1.7艘、广东2.6艘。^[77]康熙年间，中国商民通过海路与朝鲜进行海上贸易，“盖自丁丑（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运粟之后，唐人之谙知海路者，为采海参，每于夏秋之交，往来海西，岁以为常。而来者益众，不知为几百艘。地方守令、边将虽欲追逐，而彼众我寡，或潜与酒粮，诱之使去”。^[78]所谓从海路到朝鲜船只“岁以为常”，说明走私活动几乎没有停止过，而这些走私船只多来自山东。在南洋地区，同样活动着中国走私船只，1667年，荷兰舰队封锁马六甲一带海域时，给巡逻船船长的命令提到，“凡是国姓的船只，发觉后立即追赶击败。至于同是国姓爷一派无关的中国人船只，则应和蔼地劝说他们来马六甲，但假如他们坚持要去柔佛，也不应加以阻止”。^[79]可见，中国商民通过海洋赴马六甲、柔佛等地区贸易。

参与海洋走私的商人既有散商也有地方势家，二者下海走私手段不大一致。散商多结伙偷偷出海贸易，或通过贿赂海防官弁，装扮成兵船出海，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月二十八日到日本长崎的2号福州船说，他们是凭借有海防官朱氏的关系，装扮成兵船巡逻沿海，偷偷运出货物到长崎贸易。有的是征得官府同意，借口到其他地方而扬帆出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九日到达日本长崎的27号山东船船主沈鸣生说，商船航行日本，原不被禁止，但因恐假借渡日而与台湾方面或海寇勾结，故禁止船只远航。但如获得县官同意，借口前往辽东便可出航，富民、诸官如此派船出海者甚多。可见，商民依托自身能力及人际关系，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走私贸易。这些走私商民所载商品较少，价值总量也不高，加上船主抽分，实际盈利无几。以因违禁出海被处决的绍兴府会稽人王吉甫为例，他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一月携带绍兴绫10匹，从绍兴爬山涉水到达海滨下船，航行到日本长崎贩卖，每匹绍兴绫卖银3两，计得30两。船主王自成抽分20%，余下24两，在长崎买海参二担、香菇一担载运回航。而且走私被捕，按律应处死，康熙十九年（1680年），福建周烺等33人私自出海贸易被捕，拟斩，因时已接近海禁尾声，又经人从中斡旋，才被判处发往移住盛京新满州披甲者为奴。^[80]

除了上述散商走私外，还有诸如平南王、靖南王在镇守广东和福建时，为了增加府库收入，扩大军事实力，皆或明或暗参与对日贸易。尚氏父子自顺治七年（1650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盘据广东三十年，以武力掩护，进行大规模海外贸易，获取了巨大利益。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准许私人出海贸易，“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政府在税收政策采取“薄征其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又进一步税收减免，“近闻江浙闽广四省海关于大洋兴贩商船，遵照则例征收税课，原未累民，但将沿海地方采捕鱼虾及贸易小船概行征税，小民不便。……采捕鱼虾船只及民间日用之物并糊口贸易，俱免其收税”。^[81]进一步刺激了民间正常贸易的发展，走私贸易虽然仍存在，但已经没有海禁时期猖獗。(www.xing528.com)

开海以后，山东、江南、浙江、广东各口岸商人在取得官方执照后开展正常贸易，海外贸易迅速兴盛。以当时到达日本长崎贸易的中国船只为例，1683年入港船舶24艘，1684年也是24艘，到1685年就增加到85艘，1686年增加到102艘，1687年增至115艘，1688年增至194艘。1688年是整个日清贸易时期入港船舶数字最高的一年；船员和其他到长崎的中国人总计达9128人次之多。^[82]这些商船主要是中国民间贸易。

从事海上贸易需投入较大成本，一般要应对独立支付造船、置货的费用以及雇请船上所需人员的开支。商民因拥有资本多寡不一，其参与海上贸易的方式也有区别，既有海商合伙造船、或买船、或租船等合资经营模式，也有资金雄厚的独资经营，所谓“富者为船主、商人，贫者为头舵、水手，一船几及百人，其本身既不食本地米粮，又得沾余利归养家属”。^[83]随着盈利的不断增加，又出现了专事海上贸易的大商人，组织有规模的贸易船队。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江南松江府的张元隆就拥有一支由数十只远洋商船组成的船队，其贸易远达日本及南洋诸国，并立意要造洋船百艘，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从而获取更大利益。^[84]

清政府在允许正常贸易的情况下，基于某些需求，有时官府也会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朝鲜大饥，请求在中江开市贸易米谷。康熙帝答应其请求，于次年二月，“命部臣往天津，截留河南漕米，用商船出大沽海口，至山东登州更用鸡头船，拨运引路，又颁发帑金，广给运值，缓征盐课，以鼓励商人将盛京所存海运米，平价贸易，共水陆运米三万石，内加赉者一万石”。^[85]此外，清政府为进口某些急需品，也会允许商民携带违禁品出海。清代中日间的铜贸易即属非正常贸易，中国鼓励进口，乃至破例赋予商船携带丝绸的特权，东南沿海商人自备船只，每年开赴日本购买铜斤，被称为“洋铜商”，每年两次出洋，每船约运十万斤，其中六成按官价交回，余者四成可按市价自销。^[86]日本则对中国商船数和贸易额加以限制，中国商人到长崎均被集中一处，周围砌有高墙，名曰“土库”，设有总门，“重兵守之，不许外走。得知消息，到时将货收去，官为发卖。一切饮食皆其所给，回棹时逐一消算扣除，交还所换铜斤、货物，押往开行，至聘去之人则另在隐密之地”。^[87]日本颁布新商法后，每年发给中国商船一定量的信牌，有信牌者才准许贸易。

总之，民间海上贸易方式的多样性，是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在清政府实行海禁时，走私贸易流行；康熙开海后，民间海上贸易被允许，基于某些特殊商品，又以特殊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