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开海后,海上丝绸之路随即扬帆起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实行广州一口对西方国家的通商政策,更迎来了海洋贸易的黄金期,广州成为天下财货的汇集地。据1833年《Chinese Repository》第二期记载当时国内外在广州的贸易状况,“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麻六甲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荟集到此城”。这表明广州已经汇聚了世界各国的商货。与此同时,国内各省也纷纷在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兹整理如下表:
鸦片战争前国内各省在广州进出口商货例举表[2]
由此可见,广州已经成为中西贸易的中心,也成为国内各省之间的市场网络中心。全国的货物集中在广州,一方面通过广州向欧美乃至全世界运输中国各省运来的产品,另一方面又通过广州将国外的商品运送到国内各地。清代档案对此记载颇为丰富,如乾隆四十年(1775年)两广总督李侍尧等在奏疏中说:“粤东海运自潮州以西迤至琼南几三千里,闽粤放洋船只,在在可通。检查粤海关税簿,本港商船每岁赴交(趾)置备锡箔、土香、色纸、京果等物;其自交回广则买带槟榔、胡椒、冰糖、砂仁、牛皮、海参、鱼翅各种。是该国土产与必要天朝货物,悉从海道往来,原属流通,并无阻隔。”[3]交趾虽与中国陆地接壤,但奏疏“悉从海道往来”,可见海上丝绸之路的便捷。清代中越的海上贸易不仅商品种类多样,而且贸易规模也较大。18世纪末,英使马嘎尔尼来华时的一名随员说:“交趾支那全海岸线很多适于航行的河流。过去在和平时代,几百只帆船,由四十吨到一百五十吨,从中国开到这里来购货,主要买槟榔和糖。中国每年从交趾支那进口四万吨糖。中国人支付这些货物,少数用中国的制造品,多数用白银。”[4]
与此同时,西方各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商品种类也不断增多,西欧各国的香料、药材、鱼翅、紫檀、黑铅、棉花、沙藤、檀香、苏合香、乳香、没药、西谷米、丁香、降香、胡椒、藤子、白藤、黄蜡、哗叽缎、哆啰呢、羽毛布、自鸣钟、小玻璃器皿、玻璃镜、哆啰绒哗叽、银元、珊瑚、玛脑、洋参等数十种。美国的皮货、粗棉、铅、人参、水银、檀香水,银元等,也不断进入中国市场。[5]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中国商品输出到海外各地,也进口海外各国的土特产以及获得了巨额白银,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清代海洋贸易不但商品种类繁多,而且贸易量也不断上扬。据学者研究,终明一世,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是全国海外贸易税饷收入最高的年份,共29000余两,按当时的税率为一两征税二分推算,这一年海外贸易商品总值约为1000000两。而乾隆十年(1745年)四港贸易总值达36571777两,比明代最高年份增加35.5倍。以粤海关贸易而言,雍正七年(1729年)贸易值为11105800两,比明代最高年份也增长10.1倍。[6]据推算,广州进出口贸易总值超过5000万两的年份有1818年、1825年、1827年、1829年、1830年及1832年,从此也可看出,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广州的进出口贸易额稳步向前发展。各项进出口贸易额增长,直观地展现了清前期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也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始终在持续发展。海关关税的收入多少,与海外贸易盛衰有密切联系。虽然清代关税制度历经变革,关税税率也多有变动,但正因为有海外贸易的繁荣,才出现高额税收且持续增长的趋势。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粤海关税额为2万至3万两,至雍正五年(1727年)为9万余两,乾隆十五和十六年(1750年、1751年)为46万余两。一口通商以后,粤海关税额更持续上升,18世纪最后10年,平均年关税额超过100万两,19世纪最初10年,平均年关税额突然升至150万两。[7]粤海关关税收入连续长时间保持逐步上升的态势,恰恰反映海外贸易不断发展的势头。(www.xing528.com)
清前期海关关税征收可分两个阶段,其标志性年份应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实际上,广州一口通商政策,朝廷并未发布过关闭江、浙、闽三海关的谕令,这三个海关一直都在正常履行其管理对外贸易之职能。[8]只不过在乾隆二十二年以后,粤海关凭借地理优势,在对外贸易中扮演了独特角色。在广州一口通商之前,粤海关税收就已经始终领先于其他三海关,据学者研究,雍正七年(1729年)粤海关关税收入达222117两,贸易总值为11105843两;而有数据记载的闽海关关税收入直到乾隆五年(1740年)为277822两,贸易总值为13891097两;浙海关关税收入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前始终没有超过10万两,贸易总值始终在500万两以下;江海关仅有的几年数据记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确立了粤海关一家独大的局面。此从一口通商后,粤海关每十年海关报告数据可以窥见其迅猛发展的势头,见下表:
一口通商时期粤海关关税收入及贸易总值统计表[9]
可见,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后,粤海关关税收入及贸易总值迅猛增长,以嘉庆四年(1799年)为例,粤海关以85万余两排在榜首,而且是第二位九江关36万余两的2.3倍,约是全国关税总收入267万两的1/3。[10]从国家能够在海关取得愈来愈高额的税收来看,清前期海外贸易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繁荣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也得到进一步繁盛。欧美国家为进口中国商品支付了大批金银货币,“从明季到19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为换取丝绸、茶叶、瓷器输入中国高达5亿两以上的白银,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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