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及商人活动

与西方商人来华不同，亚洲诸多国家因为与中国毗邻，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较密切的往来，其中包括以朝贡形式进行的贸易关系。清代承袭了明代朝贡贸易体系，亚洲的日本、朝鲜、吕宋、苏禄群岛、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马来亚、暹罗、琉球、越南、柬埔寨、缅甸等诸国，都通过海洋与中国有贸易往来。这些国家运往中国的主要是锡、铜、大米、糖、槟榔、燕窝、海参、胡椒、樟脑、檀香、鹿茸等货物，其中大米、铜、锡属大宗。中国出口商品主要为茶叶、瓷器、丝织品以及各种手工制品。中国与亚洲诸国的贸易与西方不同，在亚洲国家来华贸易的同时，有大量的中国商人也前往这些国家经商。

（一）日本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往来悠久。与清代同时期的日本，正值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德川幕府为了杜绝天主教的影响采取锁国政策，严格限制日本商民出海，导致日本来华商人人数减少。但德川幕府的锁国仅是针对本国人，并不限制中国商人入境贸易，特开放长崎允许中国、荷兰商人贸易。因此，随着康熙后期中国海禁政策的取消，闽浙粤等商帮纷纷涌向日本。

清代中国输入日本的货物以糖、丝绸、书籍等占多数，“华商输入之货，绵糖、绸缎、书籍、文具为多，输出之货，铜最为大宗，余则昆布、鳆鱼及铜漆杂器，而日本商人绝无至中国者。只有漂风难船，资给送还而已。盖德川氏执政权专以锁港为国是，长崎通商，唯许华商及和兰，他皆禁绝”。 ^[109]日本出口中国以铜为大宗，时负责采购日本洋铜的主要是浙商。

从日本船遇风漂流到中国来看，日本商人在锁国时期仍出海走私贸易。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兵部议覆，广东广西总督石琳奏称，风漂日本国船至阳江县地，计十二人，请发回伊国，应如所请。上谕曰，外国之人，船只被风漂至广东，情殊可悯，着该督抚量给衣食护送浙省，令其归国。又嘉庆元年十月，上谕军机大臣等，日本国贸易夷民，在洋猝遇暴风，漂至赫哲地方，殊为可悯，向来该国遭风难民俱送至浙江乍浦，遇有赴东洋便船附带回国。今安治录等三名令带回浙省，传谕该抚，委员送至乍浦，转坿有便船归国，以示体恤柔远至意”。^[110]在康熙、嘉庆年间，都曾出现日本海船被吹到中国，待地方官上报朝廷后，皇帝指示护送日本商人到浙江省，在此返航。

一口通商时期，日本商人来中国贸易，整体规模不大。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户部颁发江海关则例，刊载东洋商船进出口货税，并有洋商人入市之条，似日本亦有商人至上海者。惟日本是时严禁国人出海通商，先是有长崎代官末次平藏父子窃造商舶，载军器贸易台湾诸处。事觉处流。或当时有一二商人潜坿我商舶而来，抑或和兰运铜之船转贩于中国，故称洋船”。^[111]尽管日本商人来华规模不大，但中国仍设专门接待日本商人的机构。清廷之所以安排海难日本商人从浙江回国，是因为浙江乍浦设有被日本人称为“日本商问屋”的专门负责对日贸易的牙行。这些机构如同十三行的洋行一样，有精通日语的雇员，设有客栈，以招待日本商人和日本漂流民。当时乍浦的陈水茂、谢永和、费顺兴等，便是典型的“日本商问屋”。

日本除了向中国出口铜外，日本商人还向中国输入东洋参。人参作为名贵的药材，一直受中国人欢迎。西方国家来华贸易，西洋参是其中主要的货物。产自日本的东洋参在药性和价格上颇受中国欢迎。乾隆年间医学家赵学敏编《本草纲目拾遗》称：“东洋参出日本东倭地，其参外皮糙，中油，熟蒸之亦清香，与辽参味同，微带羊羶气，入口后微辣，为各别耳。然性温平，与西洋佛兰参性寒平者又别。此参近日颇行，无力之家以之代辽参，用亦有效。每枝皆重一钱许，亦有二三钱者。总以枝根有印日本二字名，价八换，无字价五换。盖有印字者，乃彼土之官参，最道地。无印者，皆彼土之私参也。”这些来自日本的人参根枝表皮都印有日本二字，当作正字标记，有字者是日本的官参，最为道地。无字者则是私参。乾隆五十八年（1797年），赵学敏在友人李燮堂住处见到两种东洋参，“一种大者粗如拇指，俨似西洋参，最坚实多肉。一种小者，每枝不过二三分，亦有分许者，肉薄不甚坚实。据言，二种皆日本洋客带来”。^[112]这两种东洋参应该是日本商人带进中国。（二）朝鲜

朝鲜与中国接壤，清朝仍沿袭明代继续对华进行朝贡贸易。顺治初规定，“凡外国贡使来京，颁赏后，在会同馆开市，或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由部移文户部，先拨库使收买，咨覆到部，方出示差官监视，令公平交易”。^[113]可见，清廷对朝鲜和琉球使节给予的待遇优厚。康熙二年（1663年），“凡外藩货物，有该国王印文开送者，准其贸易。朝鲜陪臣下人应山等，带貂皮一百张，印文内并未开载，经礼部奏闻。得旨：免其议罪。交易货物，听其随便携带，至日报部，于会同馆交易。该王印文著停止。应禁之物，回时令边关官员详细严察”。^[114]此时正值康熙厉行海禁时，因此规定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必须有其国王的印文明确开列货物清单，才能获得批准。而朝鲜使臣所带的100张豹皮并未列入清单，本属违规，但清廷并未追究，听其交易。

清代朝鲜对中国贸易主要在朝贡贸易框架下进行，可分为官方贸易与私人贸易两种。前者是朝鲜使臣每年朝贡，朝鲜国王委派其购买如药材、丝绸等物品，但也允许使臣及随行人员携带私有物品，于在京期间进行贸易，返回朝鲜时获得一定收益，故称私人贸易。随着朝贡规模的扩大，私人贸易成为朝鲜商人来华的主要贸易方式。私人贸易也称“八包贸易”，源于明朝规定来华的朝鲜使臣每人限带人参8包，每包10斤，进入北京后，在会同馆等处开市贸易。^[115]清代朝鲜对中国的私人贸易不再仅是人参，“八包贸易”变成了对华经商特权的代名词。上文所举康熙二年（1663年）朝鲜使臣携带豹皮并未登记，实际上就是私人贸易的体现。

除了携带具体货物外，朝鲜商人还进行转手贸易。他们先在本国收购人参，然后转手卖给日本商人，换取银两。待得到“八包”贸易权后，跟随朝鲜朝贡贸易使团前往中国，在华大量收购丝绸、日用品等商品。朝贡期满后，随使团返回朝鲜。这些商人将从中国采购的物品，或转售给日本商人，或在本国消费，最终获取巨额利润。这样一来，在朝鲜商人私自贸易的拉动下，逐渐形成一个以朝鲜半岛为中心，完成了中国—朝鲜—日本贸易流程，形成东北亚三国的贸易链。通过朝鲜的来华商人，中国货物通过朝鲜半岛流向日本，日本的白银也通过朝鲜半岛流向中国。

（三）吕宋

吕宋，即今菲律宾，明代与中国贸易就相当活跃，清代两国贸易仍在继续。清前期对南洋贸易政策有所反复，雍正时经蓝鼎元上疏请求，南洋诸国来华经商才得以常态化。雍正三年（1725年），两广总督孔毓珣称：“九月二十三日，又到吕宋国洋船一只，所载系苏木、槟榔等货，俱湾泊黄埔地方。”^[116]这艘吕宋商船主要载苏木及东南亚特产槟榔等商品，在广州黄埔停泊。雍正九年（1731年）“吕宋番商安多牛、方济各一人来广贸易”。^[117]吕宋商人除在广州贸易外，还前往厦门贸易。雍正十三年（1735年）“四月二十五日，有吕宋小夹板船一只，收入厦门港”。^[118]可见，吕宋来华贸易可在广州和厦门两地进行，但其贸易规模、商船载量并不大，商人人数也不多。

吕宋来华商船，时称“夹板船”，是一种两层木板的大帆船。“吕宋夷商夹板船一只，验其船板双层，船身沉重，所以名为夹板，非百余人不能驾驭”。一艘夹板船需百余人驾驶，可见来华的规模不小，尽管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商人。乾隆年间，吕宋大约每三年至六年间就来华贸易一次，“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十二年（1747年），吕宋之船来厦贸易，曾有三次，均系八月进口，次年四月回棹。”^[119]这三次贸易都是前往厦门。每年八月，趁东南季风驶往厦门，次年四月则借冬季风的返航。乾隆二十年（1755年），又有一艘吕宋商船来厦门，“九月十九日，有吕宋夹板夷船一只来厦，共带小艇、脚船三只，夷人郎一氏沼吧等一百三十九名，计载食米一万余石，青靛五十担，海参五十担，并防船炮位、刀械、鉎子、火药等项。译询该夷人，口称八月十七日在吕宋开船，来厦贸易”。^[120]这艘吕宋商船抵达厦门大约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所载货物主要是稻米与青靛。

乾隆年间，吕宋商人继续前往厦门，似乎不受广州一口通商的影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厦门向有吕宋番船收泊，应遵旨照例准其贸易”。^[121]另据道光《厦门志》卷5《番船》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又有吕宋商船来航厦门，“吕宋夷商万梨落及郎吗呵先后来厦，番梢六十余名。货物燕窝、苏木，各带番银一十四万余两。在厦购买布匹、瓷器、桂皮、石条名物”。所携带商品多了燕窝，并直接携带白银，这与当时外商到中国普遍使用白银贸易有关。

（四）暹罗

暹罗即今泰国，明代一直对中国朝贡。清顺治九年（1652年）十二月，“暹罗遣使请贡，并换给印、敕、勘合，允之。自是奉贡不绝”。^[122]此时，明清鼎革尚在广东进行拉锯战，此时暹罗已获得派使节向清廷朝贡。康熙四年（1665年），朝廷规定“暹罗国贡期三年一次，贡道由广东，例于常贡外有加贡，无定额”。也就是说，在正常贡期外，有时还会得到额外贡期。暹罗来华的贡船也有相应规定，“进贡船不许过三只，每船不许过百人，来京员役二十名。其接贡、探贡船，概不许放人”。暹罗朝贡均须经过广州停泊，有时也会经过厦门、宁波等港。

康熙十一年（1672年）规定，暹罗“贡使所携货物，愿至京师贸易，则听其自运。或愿在广东贸易，督抚委官监视之”。自康熙开海后，规定暹罗使船至东莞虎门具报，可就地买卖，“暹罗国进贡船压舱货物，如愿在广东地方贸易，照例免其收税”。^[123]清廷还同意暹罗在广东贸易享有免税权，刺激了暹罗商人来华贸易的热情，每次三艘朝贡船完成任务后，携带在中国购买的商品返回暹罗贸易。

暹罗大米即今所谓的“泰国大米”，通过商人不断输入中国。时清廷为解决闽粤等省缺粮问题，一直鼓励从东南亚各国进口大米，尤以暹罗最多。康熙曾下令从暹罗进口“米三十万石，分运至福建、广东、宁波等处贩卖”。^[124]因暹罗商人在广东交易免税，他们也愿意运送更多大米进入中国。暹罗商人在中国除了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最主要是采购大黄。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阿桂上奏：“暹罗一国与粤东向通贸易，大黄一项嗣后应行禁止。惟遇该国进贡之年，贡船回国时，每次准其买带五百斤，俾资疗治。”^[125]乾隆帝对大黄出口有所管制，暹罗贡船回国时，可携带500斤大黄返航。

清代暹罗来华贸易的商人多是移民该国的福建、广东商人，暹罗国王垄断对外贸易，“民人不谙营运，是以多倩福、潮船户代驾”。^[126]暹罗人常请华侨营运和驾驶轮船，暹罗“国王有船一只，牌名金协顺，前令闽民杨由载货赴粤”。^[127]当清廷得知此事后，下旨要求暹罗国王禁止用闽粤商人，但事实上难以禁绝。

【注释】

[1]韦庆远：《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9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5，第210页。

[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7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5，第863页。

[4]［清］江日升：《台湾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120页。

[5]［清］郁永河：《伪郑逸事》，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7辑第123册，成文出版社，1983，第48页。

[6]《刑部尚书交罗跋哈纳等残题本》，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丁编第1本，中华书局，1987，第79页。

[7]［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四，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第21册，成文出版社，1983，第81页。

[8]［清］夏琳：《海纪辑要》卷一，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辑第117册，成文出版社，1983，第20页。

[9]以上均引自［清］贺长龄：《清经世文编》下册，中华书局，1992，第2044—2045页。

[1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1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5，第353、354页。

[11]《兵部残题本》，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已编第5本，中华书局，1987，第408页。

[12]《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8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5，第524页

[13]《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8辑，第832页。

[14]［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3册第10帙，杭州古籍书店，1985，第490页。

[15]《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1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5，第353页。

[16]《清文献通考》卷三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第5162页。

[17]朱德兰：《清初迁界令时中国船海上贸易之研究》，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2辑，1986。

[18]黄福才：《台湾商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83页。

[19]［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二，《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第21册，成文出版社，1983，第47—48页。

[20]道光《厦门志》卷五《船政略·商船》。

[21]同治《淡水厅志》卷十一《风俗考》。

[22]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首《诏谕》。

[23]国学文献馆编《台湾研究资料汇编》，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3，第10830页。

[24]康熙《诸罗县志》卷八《风俗志·汉俗》。

[25]光绪《新竹县志初稿》卷五《风俗》。

[26]李翰章：《广东舆地图说》卷首《录例》。

[27]［法］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0，第69页。

[28]［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澳门》，中华书局，1985，第38页。

[29]［清］王钺：《水西纪略》，《世德堂文集》，转引自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144页。

[30]道光《广东通志》卷三二七《列传六十》。

[31]《清史稿》卷一五八《邦交六·日本》，中华书局，1976，第4617页。

[32]［泰］色拉信·乌伊拉蓬：《清代中暹贸易关系》，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74页。

[33]［清］李士桢：《抚粤政略》卷六《分别住行货税》，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9辑第383册，文海出版社，1988，第729—732页。

[34]［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496页。

[35]［清］李士桢：《抚粤政略》卷六《文告》，文海出版社，1988，第55页。

[36]［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中华书局，1985，第427页。

[37]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第1期；《广州十三行续探》，《历史研究》1986第4期。

[38]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91页。

[39]［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496页。

[40]［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496页。

[41]［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497页。

[42]张晓宁：《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第51页。

[43]［清］盛炳纬：《养园剩稿》卷1《勤稼别墅记》，载《丛书集成续编》第14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第16页。

[44]雍正《宁波府志》卷十二《户赋》。

[45]雍正《宁波府志》卷六《风俗·镇海县》。

[46]［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郑德弟等译，大象出版社，2001，第318页。

[47]《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第5003页。

[48]《海关衙门须知事宜册》，载《近代史资料》总第5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25页。

[49]民国《定海县志》册5《风俗》。

[5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第6页。

[51]道光《乍浦备志》卷三十六《杂记》。

[52]［清］陈作霖：《金陵物产志风土志》，载《金陵琐志九种》（上），南京出版社，2008，第137页。

[53]［清］秦世祯：《抚浙檄草·申严通海》，载《清史资料》第2辑，中华书局，1981，第172页。

[54]《五大商会定老等私通郑成功残揭帖》，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丁编第3本，中华书局，1987，第215页。(www.xing528.com)

[55]同治《南浔镇志》卷二十二《农桑二》。

[56]［清］蔡蓉升：《双林记增纂》卷九，《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39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第166页。

[57]［清］蔡蓉升：《双林记增纂》卷九，《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39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第167页。

[58]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中华书局，1962，第25页。

[59]上海通社：《上海掌故丛书》，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658页。

[6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第6页。

[61]［清］蔡蓉升：《双林记增纂》卷九，《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39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第167页。

[62]陈希育：《清代日本铜的进口与用途》，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第61页。

[63]《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九，乾隆三十六年丁亥，中华书局，1986，第1117页。

[64]《清高宗实录》卷九二〇，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中华书局，1986，第331页。

[65]［清］梁松年：《梁松年集》，刘正刚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第679页。

[66]［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三《贡舶三》，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459页。

[6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第2033—2036页。

[68]［清］佚名编《粤东例案》不分卷，载陈建华、曹淳亮主编《广州大典》第37辑第30册，广州出版社，2015，第116页。

[69]［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区宗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第123页。

[70]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十·义行七》。

[71]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第850页。

[72]［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卷，区宗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第49页。

[73]［美］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编《中国皇后号》，《广州日报》国际新闻部、法律室译，广州出版社，2007，第9页。

[74]康熙《定海县志》卷四《田赋·番船贸易增课始末》。

[75]《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5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5，第107页。

[76]《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0辑，第869页。

[77]陈学军：《古代广州的外国商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105页。

[78]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第21页。

[79]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第311—313页。

[80]［清］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九，岳麓书社，2011，第1929页。

[81]［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四《市舶》，袁钟仁点校，第492—493页。

[82]［清］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杂箸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37—138页。

[83]刘正刚、钱源初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清代卷》，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第38—39页。

[84]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3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129页。

[85]［美］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编《中国皇后号》，第76—77页。

[86]［美］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编《中国皇后号》，第147页

[87]［美］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编《中国皇后号》，第185页。

[88]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4，第267页。

[89]［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合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92页。

[90]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445页。

[91]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444页。

[92]《译荷兰国与两王文》，《明清史料》丙编第4本，中华书局，1987，第378页。

[93]［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六《纪市舶》，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第282页。

[94]陈忠烈：《〈華夷變態〉中的“广东船”资料》，林有能主编《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讨会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315页。

[95]［美］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编《中国皇后号》，第177页。

[96]［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2卷，区宗华译，第225—232页。

[9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71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5，第304—305页。

[98]［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区宗华译，第90页。

[99]［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树铁、沈正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33页。

[100]《清朝通典》卷九十八《边防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第2741页。

[101]［法］伊凡：《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11—12页。

[102]［美］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编《中国皇后号》，第170—171页。

[103]［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区宗华译，第230页。

[104]《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八《四裔考六·瑞国》，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第7474页。

[105]［清］黄伯禄：《正教奉褒》，《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韩琦、吴旻校注，中华书局，2006，第367页。

[106]［日］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下，李小林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第528页。

[107]［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区宗华译，第230—231页。

[108]［美］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编《中国皇后号》，第171—172页。

[109]［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六，《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文海出版社，1974，第177—178页。

[110]［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六，《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第177页。

[111]［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六，《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第177页。

[112]［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9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83页。

[113]《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九十四《市籴考二·市舶互市》，《文津阁四库全书》史部第207册，商务印书馆，2005，第109页。

[114]《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礼部·朝贡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第5154页。

[115]刘为：《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

[116]故宫博物院编《乾隆朝外洋通商案》，《史料旬刊》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522页。

[117]《宫中档雍正朝奏折》18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5，第30页。

[118]《宫中档雍正朝奏折》24辑，第684页。

[119]故宫博物院编《乾隆朝外洋通商案》，《史料旬刊》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132页。

[120]故宫博物院编《乾隆朝外洋通商案》，《史料旬刊》第1册，第759页。

[121]《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三，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乙亥，中华书局，1986，第1065页。

[122]《清史稿》卷五二八《列传·属国三》，中华书局，1977，第14690页。

[123]［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一《市舶一》，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431页。

[124]《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八，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壬戌，中华书局，1985，第884页。

[125]《户部〈为内阁抄出军机大臣等奏〉移会》，载《明清史料》庚编第8本，第746—747页。

[126]《清仁宗实录》卷一八五，嘉庆十二年九月丁未，中华书局，1986年，第433页。

[127]《户部〈为内阁抄出兼署闽浙总督张师诚奏〉移会》，载《明清史料》庚编第6本，第5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