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贸易航线与港口：鸦片战争以后

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港口相继开放，营口、天津、烟台、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淡水、打狗、基隆、汕头、广州、琼州、北海、香港、澳门先后发展成为各区域海上交通的进出口港口，沿海跨区航线及中短程航线往返贯穿各港口间，海上交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中香港的变化尤为显著。

清前期，香港的对外贸易一直不发达，商业活动主要限于本区的墟市。据1841年参与侵占香港岛的英国官员参逊记载，时该岛最大、最重要的村落赤柱村有房屋及商铺180间，居民从事农耕、商业及腌晒咸鱼，常有约350艘大小船艇在此碇泊。^[169]道光年间，九龙半岛的经济得到明显发展。1822年，至少有店铺100多间，商业已经相当繁盛。^[170]

英国商船早在1683年起就在香港一带海域活动，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卡罗莱娜”号（Carolina）到大屿山一带停泊贸易达两月之久。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防卫”号（Defence）载货730吨来华贸易，停泊于“澳门以东约15海里处”，美国人马士据此认为，“防卫”号很可能到过香港海域。^[171]19世纪20年代，香港已经成为西方商船的重要补给地，然后再直航伶仃岛，北上虎门和黄埔。鸦片战争之前，洋船往来多寄泊于伶仃岛海面，英国商人利用伶仃岛进行鸦片贸易。1830年6月，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对广州通商制度表示不满，决定暂禁公司商船驶入虎门贸易，命令他们全部停泊在九龙附近，直到同年9月才驶进黄埔。1836年，英国来粤贸易的商船寄碇于香港海域。

鸦片战争后，英军强占香港，开始了殖民统治。英国人占据香港的目的主要是建立英商对华贸易基地，同时鼓励其他外商来港建立栈房商行。因此，香港在开埠之初即宣布为自由港，各国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于是来港贸易商船和商人与日俱增。1843年，大英轮船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公司。1845年8月13日，该公司第一艘轮船“玛利伍德夫人”号远航抵港。从此，每月都有快班船从南安普顿（South Anpton）到达香港，并逐步深入广州。此后10余年间，公司所属轮船还在香港与汕头、厦门、福州和上海之间的近海试航。^[172]

大英轮船公司航行东方成功后，其他国家的轮船公司也参加香港航运业的角逐。1860年，美国邮轮开始航行于新加坡和香港间。1863年，法国邮轮公司在香港开业，开辟香港欧洲间航班，并设立北婆罗洲分公司。1867年香港和旧金山开辟定期航班，客货兼运。1870年以后，太古、怡和、旗昌三家合办马尼拉和香港的定期航班。1880年，闻名西欧的意大利邮船公司开辟至香港航线。1881年，加拿大昌兴轮船公司的轮船开始航行于香港、日本和温哥华之间。同年，太古、怡和协议开辟中澳航线，定期航行于福州、香港、马尼拉和澳洲各港口。1885年，刚成立的北德意志路易公司决定在香港设立特别监督机构，次年该公司的轮船开始航行于德、英、西、意、新加坡、香港、日本等地。^[173]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末，香港已经成为中国内河、沿海航运中心和远洋航运中心，世界重要港口，经香港可到达世界各地。

鸦片战争后，中国内陆沿海港口的联系日益密切，各港口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1886年日本领事调查中国航运后呈交的报告显示，中国航运大致分为渤海湾、浙江沿海、厦门沿海三大区域。一是辽东之锦州、天津、芝罘等诸港之间，称大北；二是上海、宁波、乍浦等诸港之间，称为小北；三是厦门及其近旁之间，称为厦郊。^[174]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与宁波之间的贸易渐趋发达，宁波在鸦片战争后虽已成为通商口岸，但进出口贸易多由上海转口，直接对外贸易几乎不存在，实际上已成为上海在浙东南的一个转运港。环渤海的山东与东北港口之间的交往也十分频繁，清末山东大批人口“闯关东”，移民出于日常需要及生活习惯的原因，每年都要由烟台输入大量的山东日用品，扩大了两地港口间的埠际贸易。

此外，这一时期一些国内短程航线也得以开辟，并有频繁的往来，如福州—温州线、福州—三都澳线、宁波—温州—三都澳线、上海—三都澳线、温州—台湾线、澳门—广州湾线、香港—广州湾线、广州—香港—澳门线等。这些港口除具有国内贸易功能外，还从事国际贸易的往来，且在对外贸易中都有各自主要的区域与航线，如果出现远洋航线空缺，就须通过与邻近港口的短程航线实现大宗产品出口，如厦门常借道福州、香港将本地土特产出口英国；福州也会借道厦门和香港这两个拥有南洋航线的港口，将大宗土特产出口新加坡和马尼拉等地，这就使得区域间的港口交往更为频繁。

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和航海技术的提高等因素，原先的北洋航线及南洋航线渐渐连为一体，承揽了诸如南糖北运、北豆南下等南北大宗土货对调运输，如厦门—烟台线、厦门—天津—牛庄线、台湾—北方（宁波、上海、烟台、天津、牛庄）线、汕头—烟台—天津—牛庄线、广州—北方线、香港—北方线等，也有台湾（糖）—北方（豆货）—厦门及汕头（土货）—台湾这样一种往返循环航线。处于北方航线上的烟台，在清初仅是小渔港，1861年烟台港开放后，迅速成为日、俄及朝鲜贸易中心，在上海成为国际大港之后，与上海的埠际贸易明显增长，19世纪末烟台运往各通商口岸的出口土货，上海就占了一半左右。烟台与牛庄、营口、大连等东北口岸往来密切，山东省内的粉丝、榨油、缫丝等行业，均需从上述港口进口原料进行加工生产。^[175]山东半岛通过烟台、青岛两大港口，与辽东、天津、江浙、闽广相连接，南北海上贸易航线畅通无阻。

在国际航线方面，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武力把持中国沿海港口，尤其是将上海、广州、厦门、天津、香港等沿海港口，作为他们扩大海洋贸易的据点，中国的茶叶、生丝、糖类等农副产品通过这些港口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美洲、非洲、南洋诸国的器物也通过这些口岸涌入中国各地。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远洋航线，已被纳入到全球海上交通体系之中。中国通往世界各地的海洋运输线进行贸易大致可分为洋货进口、土货出口的商品专线，以及移民（包括“猪仔”贸易）专线。上海与香港在其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从上海出发的贸易航线主要有上海—印度线、上海—中东线、上海—英国线、上海—欧洲大陆（马赛、安特卫普、热那亚、不来梅）线、上海—澳大利亚线、上海—黑海港口线、上海—苏伊士—美洲东海岸（纽约）线及上海—日本（经太平洋）—美洲西海岸（旧金山、温哥华）线、上海—日本（横滨、神户、长崎）线等；从香港出发的航线有加尔各答—香港—日本线、香港—新加坡—三宝垄—苏拉巴亚 线、香港—库达特—山打根线、香港—马尼拉线、仰光—马六甲海峡—香港线、香港—上海—日本（长崎、横滨）—温哥华或旧金山线、香港—上海—日本线及汕头—香港—曼谷线等。福建的福州与伦敦、英吉利海峡、南洋、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敖德萨、美国、暹罗、日本辟有直达航线，其繁盛在厦门之上。^[176]广州直接出口到欧洲、美国、印度、东南亚地区。

值得关注的是，厦门、汕头、香港、澳门等又是华工出洋的大港。1858年，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在给国务卿加斯的报告中称：

汕头是厦门西南约一百英里的一个口岸，它是未经条约承认［对外开放］的，这是阁下知道的。那里进行着大量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它似乎得到每一个参与这种贸易的人的默许；香港的报纸定期刊登汕头的船期表。^[177]

这里所说的“苦力贸易”是指外国投机商人和招工贩子在广东沿海各口岸设立了收买和囚禁华工的机构。厦门、广州、汕头、澳门、香港等均为主要口岸，稍后论述。

【注释】

[1]王宏斌：《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史学月刊》2011年第6期。

[2]《大清律集解附例》卷十五《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载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5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279页。

[3]《大清律集解附例》卷十五《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载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5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280页。

[4]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227页。

[5]聂德宁：《明末清初的民间海外贸易结构》，《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1期。

[6]［清］汪日升：《台湾外志》卷六《肇庆府桂王即位曾厝安施郎逃生》，吴德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20页。

[7]杨国桢：《十六世纪东南中国与东亚贸易网络》，《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

[8]《福建巡抚许世昌残题本》，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已编第6本，中华书局，1987，第575页。

[9]［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汪北平、夏志和点校，中华书局，1985，第146页。

[10]韩振华：《郑成功时代的对外贸易和对外贸易商》，《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1期

[11]《巴达维亚城日志》第3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1990，第159页。

[12]［清］查继佐：《鲁春秋》，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辑第106册，大通书局，1987，第66页。

[13]［清］郁永和：《裨海纪游·郑氏逸事》，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7辑第123册，大通书局，2000，第48页。

[14]《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二，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巳，中华书局，1985，第789页。

[15]韩振华：《郑成功时代的对外贸易和对外贸易商》，《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1期。

[16]［清］琴川居士辑《皇清奏议》卷十三《请除弊害以图治安七条》，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9辑，文海出版社，2006，第1275—1276页。

[17]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327页。

[18]［清］王胜时：《漫游纪略》卷三《粤游》，载《笔记小说大观》第17册，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第10页。

[19]《清圣祖实录》卷三十三，康熙九年四月甲辰，中华书局，1985，第442页。

[20]余宗信：《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商务印书馆，1937，第73页。

[21]《严禁通海敕谕》，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丁编第3本，中华书局，1987，第257页，

[22]［清］靳辅：《文襄奏疏》卷七《生财裕饷第二疏》，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5辑第143册，文海出版社，1967，第882页。

[23]［清］夏琳：《闽海纪要》上卷《迁界徙沿海居民于内地》，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辑第117册，大通书局，1987，第29页。

[24]《明安达礼等密题厦门防御及米石来源等事本》，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第6—7页。

[25]曹永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续集》，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2000，第250页。

[26]（日）岩生成一：《十七世纪台湾英国贸易史料》，周学谱译，赖永祥、曹永和校，载《台湾研究丛刊》第57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59，第63页。

[27]［清］李士桢：《抚粤政略》卷七《澳门关闸请设专官管辖疏》，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9辑第384册，文海出版社，1988，第875—876页。

[28]［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六《纪市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第282页。

[29]同治《南海县志》卷二十六《杂录二》。

[30]韦庆远：《澳门史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55—56页。

[31]陈高华等：《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第134页。

[32]［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澳门》，中华书局，1985，第38页。

[33]谢中凡：《清初闽粤藩王大吏委托商的出现及其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34]《清史稿》卷一五八《邦交志六·日本》，中华书局，1976，第4617页。

[35]［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中华书局，1985，第54页。

[36]［清］李士桢：《抚粤政略》卷七《议覆粤东豁税饷疏》，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88，第813—814页。

[37]谢中凡：《清初闽粤藩王大吏委托商的出现及其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38]转引孙文：《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华夷变态〉初探》，商务印书馆，2011，第123页。

[39]李隆生：《清代的国际贸易：白银流入、货币危机和晚清工业化》，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第25页。

[40]《刑部残题本》，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己编第6本，中华书局，1987，第599页。

[41]［清］余缙：《大观堂文集》卷二《榷关条禁事权疏》，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6页。

[42]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131—175页。

[43]《清圣祖实录》卷七，康熙元年十一月乙未，中华书局，1985，第127页。

[44]光绪《新宁县志》卷十四《事纪略下》。

[45]［清］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卷二，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辑第117册，大通书局，2000，第39页。

[46]［清］王胜时：《漫游纪略》卷一《闽游》，载《笔记小说大观》第17册，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第4页。

[47]［清］蓝鼎元撰《鹿洲全集》，蒋炳钊、王钿点校，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第55页。

[48]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编《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第210页。

[49]［清］贺长龄、魏源等主编《清经世文编》卷八十四《条陈闽省利害疏》，中华书局，1992，第2094页。

[50]［清］叶梦珠撰《阅世编》，来新夏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4页。

[51]光绪《日照县志》卷十《开海禁疏》。

[52]［清］金端表纂《刘河镇记略》卷三，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40页。

[53]［清］贺长龄、魏源主编《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六《慕天颜请开海禁疏》，中华书局，1992，第653页。

[54]《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七，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丁巳，中华书局，1985，第224页。

[55]［清］金端表：《刘河镇记略》卷三，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42—343页。

[56]［清］金端表：《刘河镇记略》卷三，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43页。

[57]［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八《税则一》，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156页。

[58]［清］夏燮：《中西纪事》，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1辑第106册，文海出版社，1967，第31页。

[59]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第35—38页。

[60]［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七《设官》，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120页。

[61]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第50页。

[6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MF19—317字段。转引自（日）松浦章：《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29页。

[63]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第67—68页。

[64]《硃批谕旨》卷一七六之九《硃批高其倬奏折》，载《四库全书荟要》第195册，世界书局，1988，第186页。

[65]［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五《口岸一》，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5页。

[66]［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七《设官》，袁钟仁点校，第119页。

[67]［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八《夷商三》，袁钟仁点校，第540—541页。

[68]［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八《夷商三》，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2014，第541页。

[69]［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三《贡舶三》，袁钟仁点校，第342页、第467页。

[70]庆复：《乾隆朝外洋通商案》，载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史料旬刊》第22期，京华印书局，1931，第803页。

[71]廖声丰：《清代前期江海关的商品流通与上海经济的发展》，《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72]乾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

[73]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67页。

[74]［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卷，区宗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第122页。

[75]［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四，赵春晨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85页。

[76]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八十《经政略二十三·市舶》。

[77]《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三，乾隆二十二年二月甲申，中华书局，1985，第721页。

[78]《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八一，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庚子，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4辑第933册，文海出版社，2005，第3656页。

[79]《清高宗实录》卷五五〇，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第1023—1024页。

[80]《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三，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乙亥，第1065页。

[8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内阁档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第57页。

[8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内阁档案》，第58页。

[8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内阁档案》，第59页。(www.xing528.com)

[84]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85]光绪《湘阴县图志》卷十《物产志》。

[86]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中华书局，1962，第307页。

[87]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十七《耆英又奏已允璞鼎查所请于七月初一日先在广州开市片》，中华书局，1964，第2649—2650页。

[88]周育民：《鸦片战争以后的五口开埠问题》，《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

[89]陈勇：《经制与新增：五口通商时期清廷对海关夷税的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

[90]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资料（下）》，《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

[91]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中华书局，1962，第509页。

[92]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中华书局，1962，第511页。

[93]民国《奉天通志》卷一六二《交通二·航路》。

[94]胡家明：《烟台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第22页。

[95]刘正刚、刘乔丹：《传统海洋经济发展与港口的关系》，载《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20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第236页。

[96]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中华书局，2002，第111—113页。

[97]刘克祥、陈争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122页。

[98]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586—587页。

[99]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中华书局，1962，第595页。

[100]陈鏸勋：《香港杂记（外二种）》，莫世祥校注，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6页。

[101]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第1101页。

[102]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715页。

[103]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中华书局，1962，第1326—1327页。

[104]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中华书局，1962，第1356页。

[105]陈勇：《“经制”与“新增”：五口通商时期清廷对海关夷税的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

[106]［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卷四十三《奏稿》，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3册，文海出版社，1980，第1349页。

[107]《总署咨行自开商埠办法》，《申报》1989年7月31日。

[108]张九洲：《论近代中国的“自开商埠”》，《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109]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第86页。

[110]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四六，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乙巳，《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8辑第977册，文海出版社，2006，第4140页。

[111]王彦威、王亮辑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七《署江督张之洞致总署遵制筹议日约补救办法电》，李育民点校，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2315页。

[11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福建三都澳开埠案》，转引自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第146页。

[113]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第211—212页。

[114]张践：《晚清自开商埠的分布特点及作用》，《文史哲》1999年第5期。

[115]黄景海：《秦皇岛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4，第130页。

[116]黄景海：《秦皇岛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4，第193页。

[117]黄景海：《秦皇岛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4，第211页。

[118]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第85页。

[119]唐凌：《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54页。

[120]乾隆《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

[121]吴亚敏、邹尔光：《福海关年度贸易报告》，载池贤仁主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第507页。

[122]唐凌：《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85—86页。

[123]《福建按察使王丕烈奏折》，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庚编第8本，中华书局，1987，第707页。

[124]［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四《噶喇吧国》，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478页。

[125]［清］包世臣：《中衢一勺》卷一《海运南漕议》，《中国水利志丛刊》第1册，广陵书社，2006，第40页。

[126]光绪《日照县志》卷十《开海禁疏》。

[127]《大清会典则例》卷一一四《海禁》，载《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131册，北京出版社，2010，第363页。

[128]［日］松浦章：《中国帆船与东亚海域交流》，杨蕾译，《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29]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第168—176页。

[130]何宇：《清前期中日贸易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131]［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东南洋记》，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7辑第123册，大通书局，2000，第12页。

[132]［清］杨炳南：《海录》，载《丛书集成初编》第3278册，中华书局，1985，第26页。

[133]［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南洋记》，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7辑第123册，大通书局，2000，第15—19页。

[134]乾隆《天津府志》卷六《山川志·渤海》。

[135]乾隆《威海卫志》卷九《艺文·奏留山东边海七卫》。

[136]《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4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8，第133页。

[137]［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南洋记》，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7辑第123册，大通书局，2000，第1页。

[138]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六《风俗》。

[139]［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三《建设》，《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5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第495页。

[140]嘉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

[141]朱德兰：《清开海令后的中日长崎贸易与国内沿岸贸易》，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3辑，台北中山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第408页。

[142]王兴文：《清中前期江南沿海市镇的对日贸易：以乍浦港为中心》，《浙江学刊》2014年第2期。

[143]徐明德：《论清代中国的东方明珠——浙江乍浦港》，《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44]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第326页。

[145]道光《厦门志》卷七《关赋略》。

[146]道光《厦门志》卷九《快园记》。

[147]道光《厦门志》卷五《船政》。

[148]《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三，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乙亥，中华书局，1985，第1065页。

[149]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

[150]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第326页。

[151]康熙《诸罗县志》卷一《封域志》。

[152]吕淑梅：《陆岛网络：台湾海港的兴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第246页。

[153]［清］姚莹：《中复堂选集》，《东溟文集》卷四，大通书局，2000，第2页。

[154]［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十二《潮州海防图说》，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1辑第403册，文海出版社，1977，第909—910页。

[155]康熙《澄海县志》卷五《风俗》。

[156]［清］蓝鼎元：《鹿洲全集》上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第260页。

[157]［清］彭玉麟：《会奏广东团练捐输事宜折》，梁绍辉等整理：《彭玉麟集（一）》，岳麓书社，2008，第336页。

[158]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278页。

[159]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中华书局，1962，第59页。

[160]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第59页。

[161]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162]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第305页。

[163]袁钟仁：《广州和美国的早期贸易》，《岭南文史》1999年第1期。

[164]周湘：《“北皮南运”与广州口岸》，载蔡鸿生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第254—255页。

[165]［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86—87页。

[166]［清］魏源：《海国图志》卷十六《东南洋》，陈华等点校，岳麓书社，1998，第593页。

[167]《奏为俄罗斯夷船来广贸易》，载李国荣主编《明清宫藏中西商贸档案》第5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第2587—2589页。

[168]［清］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卷六，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5辑第148册，文海出版社，1967，第152页。

[169]余绳武：《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第11页。

[170]科大卫等编《香港碑铭汇编》第1册，香港出版社，1986，第75—76页。

[171]［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卷，区宗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第85页。

[172]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第72页。

[173]黄启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第497—498页。

[174]《清式帆船贸易概况》，转引自（日）松浦章：《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12页。

[175]庄维民、刘国全：《近代山东通商口岸的贸易经济》，载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东史志资料》第2辑，1983，第31—32页。

[176]毛立坤：《晚清时期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对外航线与港势地位的变迁》，《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177]陈翰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中华书局，1980，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