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津
天津是北洋航运中最大的港口，地当海河之流交汇处，且与大运河相连，素称京师之门户，入京的船只在天津靠岸运往京城，造就了天津商贸的繁荣，据康熙《天津卫志》卷二《利弊》记载，时南方各省商船云集天津，天津出现了“南艘鳞集，商有兴贩之利”的现象。至乾隆时，“天津一隅，东南漕舶鳞集，其下去海不过百里，风帆驰骤，远自闽、浙，近自登、辽，皆旬日可达”。[134]自乾隆以后，天津港的海运能力明显增加。
（二）登州
山东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区，“沿海一带地方绵亘三千余里，南通江浙闽广，北达天津、盛京、直临大洋”。[135]山东沿海地区因与辽东、天津之间的海洋贸易，出现了荣成、威海、蓬莱、龙口、莱州、利津等海港，这些港口可直接与辽东、天津直航。各地商人在山东也设有专用的港口，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初七日，布兰泰奏称：“各海口皆有商船往来，惟闽广、江浙之船在莱阳、胶州进口为多，天津卫船则在昌邑进口，关东之船则在蓬莱进口。”[136]这之中，以登州港最为著名，“登州与旅顺口南北隔海对峙，东悬为皮岛，西匝两京、登莱，是为辽海。登州一郡陡出东海，尽于成山卫。海舶往盛京、天津者，以成山为标准也。成山卫转西南，则靖海、大嵩、莱阳、鳌山、灵山，而至江南海州”。[137]因为海洋贸易的发达，也刺激了当地民众的逐利兴贩，登州府“民多逐利于四方，或远适京师，或险泛重洋，奉天、吉林绝塞万里，皆有登人。富者或为当商，或挟重资，南抵苏广，北赴辽沈，舟航之利，捷于他郡”。[138]商业贸易推动了登州港的发展。
（三）上海
上海港地处江海和南北航运交汇处，背靠富庶的江南地区，航运发达，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江海关由松江府华亭县移驻上海，此后“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139]乾隆年间，上海的船舶不断增多，“自海关通贸易，闽、粤、浙、齐、辽海间及海国舶虑浏河淤滞，辄由吴淞口入舣城东隅，舳舻尾衔，帆樯如栉，似都会焉，以番银为交会，利遇倍蓰，可转眴懋迁致富”。[140]嘉庆时，上海已经成为国际航运港，时嘉庆《上海县志》编者在序言中自豪地说：“其海舶帆樯，足以达闽、广、沈、辽之远，而百货集焉。……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
（四）乍浦
乍浦是东洋航线的重要海港，位于杭州湾口，内通杭州、嘉兴、湖州及苏南。[141]乍浦港港阔水深，常年不冻。乍浦港地处国内外五条航线汇聚点，即通往日本与南洋各国的远洋航线；连接天津以北地区的北洋航线；直达福州、广州以南地区的南洋航线；经太湖贯通东西的长江航线；以及连接钱塘江与大运河的内河航线，成为物资集散中心。[142]更重要的是，清初因铜料缺乏，康熙六十年（1721年），官方指定乍浦港为赴日采办铜料的进口港，为了保障远洋航线贸易，清政府还在此派遣水师巡护，保证往来船只安全。[143]乍浦港由此而盛。
（五）宁波
宁波港自唐宋以来就是往来高丽、日本的港口，元代宁波港为当时三大港之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后，朝廷在宁波设立浙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宁波与日本、朝鲜间往来得以恢复。乾隆初，宁波港成为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由此出口日本的主要是丝绸和瓷器，进口则以铜料居多。清前期宁波港商船有600至700艘，约计8万多吨。[144]
（六）厦门
厦门在康熙设立四海关时，曾是关署所在地，是福建商船“越省及往外洋贸易者，出入官司征税”之地。[145]“据泉、漳之交，扼台、澎之要，为全闽之门户，番舶之所往来，海运之所出入，商贾翔集”。[146]据史料记载，“厦门贩洋船只，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盛于乾隆初年。时有各省洋船载货入口，倚行贸易征税，并准吕宋等夷船入口交易，故货物聚集，关课充盈，至嘉庆元（1796年）年尚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外国船只自厦门港出航有严格的制度，“洋船由厦门洋行保结出洋，海关征税，夏防同知、文武汛口查验放行”。[147]所谓“始于雍正五年”，是指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禁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雍正五年（1727年）重新开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后，“厦门向有吕宋番船收泊，应遵旨照例准其贸易”[148]厦门港与南洋之间的贸易长期存在，“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葛喇吧，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149]据统计，清前期，厦门港拥有商船500艘，总载重吨位10万吨。[150]清前期闽海关关税多出自厦门。厦门港的海外贸易以漳、泉商人为主，其出口产品主要是砂糖、茶叶，进口主要是大米。(www.xing528.com)
（七）台湾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规定台湾南部的鹿耳门与大陆厦门为两岸通商的唯一官方对渡口岸，时鹿耳门与大陆贸易并不完全限于厦门，据康熙《台湾县志·舆地志·海道》记载：“台湾地极东南，上通江浙、下抵闽广，来往商艘，岁殆以数千计。其海道之远近平险，不可不察也。邑治自鹿耳门而外，波涛万顷，一望无际；其往内地之船皆以黎明开洋，寒食后，南风盛发，由鹿耳门扬帆而去。”
随着闽商活动的频繁，台湾自身的商业经济也逐渐繁荣，台湾西部沿海地区兴起了众多具备商贸功能的海港，据康熙《诸罗县志》记载，该县就有蚊港、猴树港、笨港、咸水港、海丰港、三林港、鹿仔港、崩山港、水里港、后垅港、中港、竹堑港、南嵌港、淡水港、鸡笼港、草港、崩山港、冬港、井水港、麻豆港、铁线桥港、茅尾港、湾港、竿寮港、直内弄港、西港仔港、含西港、卓加港等数十贸易港口，商船载各类货物皆到此贸易。[151]当然，这些港口交易规模大小不一。商船从这些港口运载五谷、糖、箐、芝麻、鹿脯、麋皮等货物汇集到台湾府城后，再由内地商人到此贩卖，经过鹿耳门出港运至厦门等大陆各港或转贩东西洋，而由大陆运载来的货物也由此分散送往台湾各地。[152]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廷开放鹿港与大陆泉州的蚶江对渡，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又开放了淡水厅辖的八里坌与福州五虎门的通航贸易，加上之前的鹿耳门，形成台湾西部海岸南、中、北三个货物进出口集散地，以致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说。道光四年（1824年），又开放彰化县五条港（即海丰港）与蚶江对渡、噶玛兰厅乌石港与五虎门对渡，自此台湾与大陆对渡的正式港口为五个。其实，除了官方指定港口与大陆贸易之外，还存在很多私口与大陆贸易。道光时姚莹指出：“台之门户，南路为鹿耳门，北路为鹿港、为八里坌，此官所设者。非官设者，凤山有东港、打鼓港，嘉义有笨港，彰化有五条港，淡水有大甲、中港、椿梢、后陇、竹堑、大岸，噶玛兰有乌石港，皆商艘络绎。至于沿海僻静，港汊纷岐，多可径渡；不独商贾负贩之徒来往不时、居处靡定，其内地游手无赖及重罪逋逃者，溷迹杂沓并至。”[153]鸦片战争以后，台湾的安平、淡水、打狗、鸡笼等港口被迫对外开放，台湾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更为密切。
（八）潮州
潮州港也是远洋航线的重要港口，粤海关在潮州设9处正税口，10处挂号口，从税口设置也能看出潮州贸易之繁荣，潮州“外则占城、暹罗，一苇可杭。噶囉吧、吕宋、琉球，如在几席。东洋日本，不难扼其吭而捣其穴也，茫茫大海无樊篱之限”。[154]海禁初开时，澄海县已是“农工商贾，皆借船为业。其稳底船，兴贩多于三阳（海阳、潮阳、揭阳）、大埔之间，其罾子罛船运艚，多捕海港，其舶艚运驰各省，逐鱼谷盐铁之利”。[155]澄海县商人跨省及远洋贸易已经相当普遍，“潮郡东南皆海也，……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宁波、上海，然后穷尽山花鸟，过黑水大洋，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后，北风劲烈，顺流南下，碣石、大鹏、香山、崖山、高雷、琼崖，三日可历遍也。外则占城、暹罗，一苇可航。噶啰吧、吕宋、琉球，如在几席。”[156]乾隆《澄海县志》序对家乡人出海贸易赞美说，“富商大估挟奇赢，兴贩四方者，重洋绝岛，万里无阻”。
（九）广州
广州自秦汉以来就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清初海禁，广东尚氏藩王即在广州从事走私贸易。海禁解除后，粤商不仅从广州北上福建、台湾、江浙、山东及日本贸易，也是南洋航线的主力军。一口通商以前，广州还是西方各国商船入泊的主要港口。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英国在广州开设第一家外国商馆后，荷兰、法国、丹麦、比利时、奥地利、西班牙、普鲁士、美国等纷纷在广州设立商馆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后，独享对西方国家贸易之利，“外洋商贩，悉聚于广州一口”。[157]
（十）海南岛
清代海南岛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乾隆中期以后，大陆居民大批迁入海南，导致海南人口的激增。琼州府在顺治九年（1652年）有男女丁口10余万，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猛增到130多万，增长10多倍。[158]清代展界后，在海口设立隶属于粤海关管辖的总海关，在乐会、陵水、儋州、万州等9个口岸设关纳税。随着广州、潮州商人继续登陆海南经商，至18世纪海南已经成为中暹海上贸易的中转站，大陆商人不断进入海南，使海南和大陆乃至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19世纪20年代，“海南岛开往东京、安南、柬埔寨、暹罗及新加坡进行贸易的很多小帆船。……其中每年开往暹罗者约50艘，往安南者约43艘。”[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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