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尚处在政权巩固期,全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反清浪潮不断,以郑成功为代表的抗清势力聚集在东南沿海地区,因此,清朝对海洋实行严格监控。顺治时期,有限的海上丝绸之路仅有暹罗、琉球等国朝贡贸易。琉球取道福州进贡,暹罗由广州入京,朝贡时间与使团规模也受到限制。即使在清初官方严控时期,坐镇闽粤的藩王及台湾郑成功势力都曾组织过东西洋海外贸易,这一时期的海洋贸易为康熙开海后的中国商人从事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二十三年禁海令废除,清政府正式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管理海洋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谕令实行广州一口通商,自此直到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中外交流唯一的商贸交易中心。与此同时,民间贸易也日盛一日,在四大海关之外,沿海地区自南至北均有外国商船贸易的情形,乾隆六年(1741年)福建按察使王丕烈奏称:“各省海洋如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皆有海口,而外洋所至贸易之处,则东有琉球、日本、朝鲜;西南有安南、吕宋、葛喇吧、苏禄、暹罗、马辰、六坤、宋居朥等番,重洋几万里,片帆往来,计日可达。自海洋开禁以来,垂数十年,贸易兴盛,船只亦日多。”[123]开海后,东洋、南洋贸易是海上交通的主流,“商人往东洋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124]这两条航线是传统对外贸易的延续。其实,除了东洋、南洋航线外,清初还开通了其他新的海洋航线。
1. 北洋航线
北洋航线主要沟通辽东、朝鲜半岛贸易,这是清初新开辟的航线。所谓“北洋”是以上海为中心,“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125]康熙十八年(1679年)丁泰在奏请山东开海时,曾谈及由江浙至辽东一带的航线:
夫山东海岸迤北,由利津以达天津等处,业在皇上洞鉴中者,无庸赘陈。其迤南则由胶州、诸城、日照以至前岁所复海州之云台山,仅半日程,由海州海边至淮安之庙湾镇,亦一日夜可到。庙湾迤南则山阳、高邮一带之里河,直通江淮而不用海舟矣。……南北丰歉不常,未禁海以前,所恃以转运兴贩,南北互济者米豆,非船不能运载,船非至庙湾不通河口。[126]
北洋航线其实通过上海,将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连接起来。在这条航线上,若从山东莱州、登州出发可以直达朝鲜半岛,“奉天南面均系海疆,金、复、雄、盖等处地方与山东登、莱二府对峙,商船不时来往”。[127]航行在北洋航线上的船只主要是沙船,“自长江口北上至渤海沿海的锦州、牛庄、盖州等,售卖上海棉布和茶叶等江南产品。归航时带回东北产出的大豆等谷类带回江南地区”。[128](www.xing528.com)
2. 东洋航线
东洋航线主要承担对日本的贸易。清初流行的《指南正法》一书详细记载了海商从福建厦门、沙埕以及浙江温州、凤尾、宁波、普陀等港口出发到达日本长崎的针路。[129]海禁时期,赴日船只减少,但郑成功与福建、广东藩王仍然维持对日贸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后,江浙闽粤四省赴日贸易频繁,时广东前往日本航线就有两条,一条是船只从广州出发,北上福建,经浙江、台湾金门可通日本马岛;另一条从广州出发,北上至浙江宁波或普陀山,直达长崎。从福建至日本海路更为便捷,郑氏与清朝对峙时,福建海商主要从福建安海港直航长崎。康熙开海以后,厦门港兴起,形成了一条由厦门横渡台湾海峡,经台湾基隆取道长崎的新航线。相较于广东、福建商人需在普陀山中转赴日,江浙商人则从普陀山直航长崎。由于江浙赴日便利,康熙末年朝廷将购铜任务委托江浙海关,江浙地区成为对日商船的主要出航地。[130]
3. 东南洋航线与南洋航线
清初前往南洋的航线又可细分为东南洋航线与南洋航线。东南洋航线主要是从台湾、厦门、广州前往菲律宾,“凤山、沙马崎之东南有吕宋,居巽方(东南),厦门水程七十二更,北面高山一带,远视若锯齿,俗名宰牛坑,山有土番,属吕宋,与沙马崎西北东南远拱”。清初的菲律宾在西班牙人经营下,货物种类繁多,“因大西洋干丝腊,西班牙番舶运银到此交易,丝绸、布帛百货尽消,岛番土产云集”。[131]菲律宾交通发达,“下接利仔发,水程十二更。至甘马力,水程二十一更。二处汉人从吕宋舟楫彼贸易。利仔发之东南,隔海对峙有五岛:班爱、恶党、宿务、猫务烟、网中礁脑,中国俱由洋艘往通,亦系无来由类”。自吕宋向南可直达苏禄。苏禄以西为吉里问,“又沿西文莱,即古婆罗国。再绕西朱葛礁喇大山之正南,为马神(今加里曼丹马辰)”。从广东也可以到达马神,“船由广东往者,出万山向东南行,经东沙,过小吕宋,又南行即至苏禄海口。由咕哒往,则须向东南行,至细利洼入小港,转西北沿山行,经文莱可至其国”。可见,清前期东南洋航线主要有二:一是由福建厦门经台湾而至东南洋,一是由广州绕南海而至,“船由吕宋北行四五日,可至台湾入中国境。若西北行五六日经东沙,又日余,见担干山,又数十里,即入万山,到广州矣。 ”[132]东南洋航线中台湾、厦门、广州是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在上述港口中,厦门和广州均是海关驻地所在。
南洋航线由厦门起航,“厦门至广南,由南澳见广之鲁万山,琼之大洲头,过七州洋,取广南外之咕哔罗山,而至广南,计水程七十二更。厦门至交趾水程七十四更”,船只过越南后,可直达占城、绿赖,“绕西而至柬埔寨。厦门至占城,水程一百更,至柬埔寨,水程一百一十三更”。由柬埔寨可到暹罗、马来半岛诸国,“由暹罗而南,斜仔、六坤、宋脚皆为暹罗属国。大年、吉连丹、丁噶呶、彭亨诸国,沿山相续,俱由小真屿向西分往,水程均一百五六十更不等”。[133]这些海洋沿线上的国家均是清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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