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明士大夫对通商口岸的开放有了新的认识。与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约开商埠”不同，中国一些激进人士主张主动开埠，发展经济，与列强进行商战，以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振兴民族经济，李鸿章曾说：“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即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106]发展民族经济，与列强开展商战是洋务运动思潮之一，自开商埠，其经济功能在于能为国内产品提供一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的场所。1899年总理衙门对自开商埠做如下解释：
自开商埠与约开之通商口岸不同，其自主之权仍存未分。……该处商民将来所立之工程局，征收房捐，管理街道，一切事宜，只应统设一局，不应分国立局。内应有该省委派管理商埠之官员，并该口之税务司，督同局中董事，办理一切。……自开商埠与约开之通商口岸自属不同，该总税务司所称立局设公所等事，亟应妥筹善法，以示区别而伸主权。[107]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中的一些人已经认为要效法西方，自开商埠收税，以足国足民，“泰西各国首重商务，不惜广开通商口岸，任令各国通商，设关榷税，以足国足民之效”。三月，清廷下诏宣布开湖南岳阳、福建福宁府之三都澳、秦皇岛为通商口岸，由此拉开了自开商埠的帷幕。[108]开埠也受到维新派人士的支持，康有为上书请求光绪帝“明降谕旨，准和约各国一律通商，化边徼为埠头，作贸易之公地”。[109]光绪帝遂于八月下旨：
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三月间，业经准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奏，将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王岛开作口岸。嗣据该衙门议复中允。……着沿江沿边各将军督抚迅速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展拓商埠者，即行咨商总理衙门办理，惟须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110]
“百日维新”后，自开商埠作为一项国策逐渐推广开来。也就是说，清政府面对“强邻环伺”的压力，采取自开商埠，以达到“均利益而保事权”的目的。晚清自开商埠不再限于沿海地区，而是以沿边沿江“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将沿边沿江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
自开商埠与条约开埠不同。约开商埠大多设立租界，由外商管理，清朝丧失主权。但宁波在约开商埠中是个例外，没有设租界，管辖权属清政府，“宁波口岸并无租界名目，洋商所居地名江北岸，即名曰洋人寄居之地。其巡捕一切，由浙海关道出资，雇募洋人充当。……指定地段纵横四至，名为通商场。其地方人民管辖之权仍归中国。其巡捕、缉匪、修路一切，俱由该地方官出资募人办理。中国官须力任诸事”。[111]有鉴于此，清朝自开商埠多借鉴宁波经验，1898年总理衙门题请福建三都澳自开商埠时说：“通商场名目开于宁波，厥后秦王岛、吴淞口继之，其巡捕房、理事厅、工务局各章程，俱得由我自主。三都澳既自开商埠，诚与各处租界不同，所有该埠筹办事宜，应由该督查取宁波等处章程，参酌办理。”[112](www.xing528.com)
通商口岸自开商埠后，一般需设立官署、勘定边界、租地、建造、召商等工作，口岸事务往往由商埠总局总理，总局牵头在商埠内铺设道路，建造码头，修筑货栈、旅馆、关房、商埠局办公署及巡捕衙署，同时兴办邮政、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下水道等社会事业。晚清在沿海、沿边、沿江地区自主开放了36处口岸，这些口岸分布在湖南、湖北、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12省。若以省份看，沿海省份的埠头山东有3处，江苏有4处，福建有2处，广东2处，直隶1处，奉天则有7处，换言之，沿海省份占了19处埠头，一半以上自开商埠均位于沿海省份。若以商埠的地理位置看，严格意义上的沿海商埠有秦皇岛、海州、吴淞、三都澳、鼓浪屿、香山、公益埠、葫芦岛8处，占自开商埠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可见沿海商埠是自开商埠的主流。1898年首批“自开商埠”5个，除岳州、南宁外，秦皇岛、吴淞、三都澳均频临海洋。[113]
秦皇岛南濒渤海，开埠前仅是转运物资的荒岛，“建房三两，代卸钱粮”。[114]自开平煤矿筹建后，秦皇岛地理位置凸显，原因有三：一是仅靠塘沽的天津属于条约口岸，管理权操纵在洋人手中，外国轮船遍及海河，大沽码头时常拥挤，装卸不便，使开平船只的运煤能力受限；二是海河及大沽海口冬季封冻，每年港口运输被迫停止三月有余；三是大沽口淤塞严重，涨潮时水深不过11英尺，潮落时则近于干涸，无法承载开平运煤船只。[115]1898年3月，总理衙奏称“若将秦皇岛开作通商口岸，与津榆铁路相近，殊于商业有益”，朝廷随宣布秦皇岛开埠。4月，津海关在秦皇岛设关口。因清政府无力承担港口建设，不得已以开平矿务局作抵押，向英国借20万英镑作为港口基建费。港口建设尚未完成，义和团运动爆发，秦皇岛口岸开埠中断，直到1901年英国墨林公司攫取了港口管理权，秦皇岛才开埠成功。英国人利用在秦皇岛取得的种种便利，对码头、港池、航道、船舶、铁路专用线路、机车车辆、堆场、库房、通讯导航、机修、供水、供电及港口其他辅助性设施等积极经营。[116]开平煤矿专在秦皇岛开设经销处，港口航运年收入可达30万两。除输出煤炭外，秦皇岛也进口煤油、五金、面纱、面粉、纸烟等以供应东北市场，由一个小渔港逐渐成为都市。[117]
吴淞地处长江下游，是黄浦江与长江交汇处，江面宽阔，航道较深，水流平缓，便于船只航行，为船只进出上海的咽喉要道。19世纪60年代以后，吴淞随着黄浦江的逐渐淤积，其口岸价值更加明显。早在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便上奏称：“吴淞口为通商首埠，江海要卫，进出要道，近来口内淤沙日甚，公司巨轮之吨位较重者，现均停泊近口，不能驶进上海，将来日益浅淤，通商大市，必在吴淞，各国西人莫不注意于此，现在地价之昂不亚上海，而建成铁路，运货吴淞，亦为要道。”[118]1898年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下，吴淞正式开埠，同年九月，即挂牌督办开埠事宜，因清政府财力缺乏，开埠建设有限。辛丑条约后，清政府重新疏通了黄浦江，吴淞口航运价值下降，外商投资兴趣缺乏，开埠无疾而终。即便如此，受开埠影响，淞沪铁路重新从上海铺设至吴淞，伴随着铁路，辟街筑路，批地造房，设店成市，颇成气候。[119]
三都澳位于闽东的宁德县，“三都一图孤悬海中，在县东三十里，周回七十里”，[120]为远离大陆的岛屿，却是优良港口，“夫三都澳一埠，有绝佳之深港，不论何时，轮船均可进出”。[121]三都澳开埠前，“境地僻陋，君子则业伊吾，小人则业耕佃，濒海者谋生于网罟，居山者作计于竹木，人情不善商贩”。1898年总理衙门宣布三都澳开埠后，遂成为茶叶出口重镇，茶叶占到出口量的90%以上，进口贸易以面纱、煤油、面粉等生活资料为主，由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三都澳贸易总额逐渐上升，1899年三都澳贸易总额为25908海关两，1910年未290余万海关两，迅速成长为闽东商贸重镇。[122]
秦皇岛、吴淞、三都澳三地都位于铁路、公路干线或交汇点，交通便捷，也是洋人最早渗透的地区，社会风气较为开明。与约开口岸相比，自开口岸无论是区位优势还是经济基础都相对落后，自开口岸对外资吸引有限，多数自开口岸充当着沿海与内地市场中介的作用，是洋货分销和土货出口的集散地。但对外开放后，这些地区毕竟吸纳了近代化的气息，对区域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基础设施得到完善，为外商企业落户和民族工业发展奠定了条件，扩大了地区间交流，自开埠头迅速成为区域商品转运中心，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城镇化明显加快。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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