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清代五口通商后港口贸易的发展

中英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战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同时，香港岛被强迫割让给英国作为自由贸易港。从此结束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历史，中国大门大开，西方列强开始纷纷向中国倾销商品，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也被逐渐改变。

五口开埠是中国政府被迫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与康熙二十年（1681年）朝廷主动开设四海关经营对外贸易有着本质的不同。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中英商务税则必须由中英双方代表共同议定，这就意味着中国关税自主权受到了极大破坏。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中英又在香港签订《五口通商章程》，明确规定中英关税保持在5%，英国商船入关后，“英商卸货后自投商贾，无论与何人交易，听从其便”。此项规定首先在广州施行，广州成为五口通商中最早开埠的口岸。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负责与英国交涉的耆英奏称：

该夷目等复称：福州等处新设马头，诚恐赶办不及，广州近在咫尺，又系通商旧地，一经颁发新例，即可奉行，无虞阻隔。且伊国众商货船停泊外洋者，已有三十余只，均因新例未定，不便进口贸易。不惟久停洋面，颱飓堪虞，且船户水手人数众多，一切汲取淡水，购买食物，甚属苦累，现在众情汹汹，有不遵约束之势。……若必待会奏条例，奉部议复后，再准开市，计期约在七月之后。倘此一月内，货船驶集日多，均停口外，不惟奸民私贩偷漏必多，且恐夷情或有变更，所关匪细。^[87]

条约在广州施行后，其他口岸效仿广州，也先后开埠贸易。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英国领事到达厦门后，厦门随即开埠。上海口岸也在同年11月17日开埠贸易。宁波、福州口岸开埠相对较晚，1844年1月，宁波口岸才开埠贸易，福州口岸则因中英双方迟迟未能达成协议，至1844年10月才开埠。^[88]

五口通商以后，中国关税体制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具有关税自主权，关税由公行承揽征收。《南京条约》签订后，公行制度被废除，外商可以到各口岸自由贸易，外国船只出入关口只须上报通商口岸领事馆即可。这一时期，海关征税分成两个部门，一个依据钦定税则专门征收本国商民的货税；另一个依据协定税则专门征收外国商民的货税。^[89]由于丧失关税自主权，洋货纷纷涌入国门，中英贸易量迅速扩大，棉纺织品成为英国输入中国的大宗。自1841年至1845年，中国进口的棉纺织品由58万英镑增长至172万英镑，四年间增长了近三倍，但1845年后急转直下，对华贸易迅速下跌，至1854年跌至谷底。^[90]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出口的茶叶和生丝迅速增长，1844年出口茶叶仅7000万磅，至1858年增至10300万磅。生丝出口数量更大，1843年仅1787包，1858年为85970包。^[91]

五口通商时期中英贸易总值表^[92]

可见，中英贸易自1845年以后出现衰减。由于对华贸易逆差扩大，英法于1856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通过上述条约，中国增开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处为通商口岸。若加上之前的五口通商，则海上丝绸之路的口岸明显增多。

在这次增加的通商口岸中，从沿海来看，自东北至海南均有分布，标志着沿海一线均被卷入了海上贸易的范围。东北辽东半岛开放牛庄为通商口岸，实际港口设在营口，此时的营口“舶来之品，土产之货，皆以此为总汇”。^[93]山东半岛的烟台“为南北之冲，海船经过收泊较多于他处，故以此一口（收税）为较盛”，^[94]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后，更为其海上贸易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贸易中转口岸。营口、烟台在开埠后，分别成为东北和山东的唯一对外贸易口岸，港口发展较为繁荣。清末，这两个港口又渐渐为大连和青岛取代。据统计，1899年青岛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221万海关两，1908年港口改善后激增至3209万海关两，青岛港从此贸易长盛不衰，基本稳居山东省首位。^[95]此外，山东继青岛、烟台后，又有龙口、威海相继开埠通商，其中龙口较为特别，属清政府自行开辟的商埠。自开商埠是相对于条约口岸而言，由我国主动开放的口岸，截至清末，已有36个自开商埠，分布于中国南北东西。^[96]

除了山东沿海和辽东半岛的港口外，这一时期北方最大的港口当属天津港。天津在开埠前就是华北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港口。1860年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后，天津港优势日益明显，即使北方有营口、青岛、大连等与天津同时或稍后开放的港口竞争，也难以撼动天津港领先地位。此外，环渤海湾地区的秦皇岛也在清政府自开商埠政策下开放为重要的港口。(www.xing528.com)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港迅速崛起，最终取代广州成为世界贸易中心。上海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端，又是中国最大河流——长江的出海口，成为中国南北东西的交汇中心地，在海外贸易中一跃而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中国进口贸易量迅速增长并逐渐多元化，1870年代，仅上海口岸进口商品就达数百种，至1894年增至580种。^[97]这些进口商品除棉纺织品外，还包括面粉、食糖、卷烟、肥皂、煤油、蜡烛、纸张、火柴、洋针、洋伞等新产品。^[98]在与外贸相联系的国内埠际转口贸易中，大体上福州以北、山东以南的沿海区域，以及内地各省的土货出口以及洋货输入都须经上海口岸。

靠近上海的宁波在五口通商以后，外贸地位有所下降，但因宁波靠近棉花产区，仍然保持一定的棉花出口量，也是洋货出口浙江、江西的中转站。福建的厦门则成为台湾与国内外贸易的重要中转港。从台湾来的米谷、糖、樟脑以及上海的棉花均从厦门中转，厦门则主要出口红茶、粗瓷器、糖、纸伞、大米、烟草、瓦和铁器。福州则主要输出竹子、茶叶、圆木、橘子、神纸、锡箔，福州的贸易之所以不断衰减，主要因为沿海各地不断进口鸦片，导致白银外流，从而限制了民间购买力。^[99]

五口通商后，广州港的对外贸易地位相对衰落，一方面是上海港的迅速崛起，吸纳了长江流域以及以北地区原先输往广州港的出口货物；另一方面是香港作为海外贸易中心地位的逐渐确立。香港“其始不过一荒僻小岛耳，地为不毛之地，兼之山石岩岩，崎岖斜曲，虽竭力经营，亦仅成平常镇埠”。^[100]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岛被英国割占，其在海洋贸易中逐渐变成了连接中外贸易的纽带，也变成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对华商业扩张的基地，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香港因被英国割占，也就属英国口岸，从香港装载货物的船只已被视为外国性质，享受洋货待遇。香港中转贸易的发展，也拉动了海南岛的经济发展。海南岛对外交通方便，与北海、汕头以及新加坡、暹罗、安南等有直接贸易，其余绝大部分进出口贸易均面向香港展开。香港逐渐取代了广州的中心地位，成为仅次于上海的贸易中转港，使华南港口体系出现变化，广州港成为大批土货出口香港和洋货分销内陆的集散地，香港则是这些货物的国际市场。因此，鸦片战争后的上海、香港遂成为沿海贸易的枢纽。

另外，汕头开放后，也承担了部分广州的外贸功能。1885年《commercial reports》报道：过去三年我曾提到，很少碰见一个中国人携带土伞。成千打的洋伞在这儿出售，看来每一个工匠，甚至普通苦力都有一把。开埠以后，原来需要从广州转运至汕头的货物，可以直接由海外运至汕头，削弱了广州的区位优势。^[101]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充斥着大量的西方工业品，严重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如郑观应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102]由于洋货的大量进入，失业已经成为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外国人在《字林西报》中描述江浙地区的情形时说：

中国必须在下一代觉醒起来，否则他的子女将会流为乞丐。他在贸易上不能同占优势的西方相竞争。举例言之，有些地方专门从事特殊的工业。苏州东面12里的唯亭专业毛毡和地毯，西北浒墅关专业织席，南面横泾专业粗麻布，东南一个村庄官渎里专制商店里大量使用的草包，西门外一个小村子专门做筷子。这些货物中任何一种被代替，则附近居民的生计就会受到破坏。中国在衣服外面系着的许多带子或细绳，迄今为止是由大场供应的，但当各种不同宽度和颜色的外国丝带按每呎1至5文出售后，一年之内，大场就有好几百个小贩失业，好几千个织工弄得无事可做。^[103]

随着洋货在各通商口岸的登场，洋货消费逐渐成为时尚，人们对西方文明的认可度也随之增加。洋货不断挤占传统市场，传统手工业首当其冲，中国本土商人也受到排挤。“自夷人来厦开市，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闽省并无赴粤之商，粤省亦鲜来闽之贾”。^[104]洋货在中国市场的大量倾销，导致白银大量外流，中国社会的贫困化加剧，客观上又刺激了中国人自强求富的信念，民族经济开始在中国生长。

值得注意的是，自1858年清政府与各国签订《天津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后，中外贸易规则被迫调整，其中推行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是中外贸易和海关行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该制度始于1854年7月上海江海关的外籍税务监督委员会。^[105]1859年10月，外籍税务司管理下的粤海新关开办，专门管理外国商船的船钞与货税，被称为洋关（Foreign Customs），粤海关监督继续管理民船贸易，被称为常关（Native Customs）。首任总税务司为英国人李泰国。1861年，李泰国回英国疗伤，赫德升为代理总税务司，奉总理衙门命令前往北京，建立海关总税务司署，赢得了文祥、奕等高层官员的信任。1863年11月，总理衙门正式任命赫德为总税务司。赫德任职后，在各通商口岸建立外籍税务司管理海关，在海关外籍税务司和各级职员中，英国人占多数。赫德从1861年代理总税务司，到1908年回国，把持中国海关长达近半个世纪。清前期的中外贸易体制通常被称为广州体制（Canton System），晚清海关行政体制，基本可称赫德体制（Hart’s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