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设立四大海关负责对外通商贸易后，东南沿海百姓纷纷搭借船只，前往南洋谋生，甚至还向外国私卖船只。为了禁止中国人与外商接触，防止所谓的“隐患”出现，清廷又对外贸实行诸多限制。如对中国商人的船只大小、载运货物、航海人数等均做限制性规定，又对来华的外国商人的商务活动、居住处所、停留期限、出口货物等有许多禁例。而外商在华贸易期间总想突破禁例，与清政府的矛盾不断升级，康熙年间，英国、荷兰等国船只企图在东南沿海寻求新的商港作为打进中国丝茶产区的贸易基地，遭到清政府的坚决反对，未能达到目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英国商人试图在定海设立商馆，再次失败。雍正二年（1724年），清朝规定到广东的西方商船一律到广州的黄埔港停泊，除商人外，水手等不得登岸。雍正十年（1732年），又令其改泊澳门，主要是因为黄埔为广州外港，广州乃“省会之地，何得容他族逼处”。[75]该规定因遭到居澳葡人坚决抵制而未能实行。乾隆元年（1736年）皇帝下令：
朕闻外洋红毛夹板船到广时，泊于黄埔地方，起其所带炮位，然后交易，俟交易事竣，再行给还。至输税之法，每船按梁头征银二千两左右，再照则征其货物之税，此向来之例也。乃近来夷人所带之炮，听其安放船中，而于额税之外，将所携置货物现银，别征加一之税，名曰缴送，亦与旧例不符。朕思从前洋船到广，既有起炮之例，此时仍当遵行，何得改易？至于加增缴送税银，尤非朕加惠远人之意，着该督察照旧例按数裁减，并将朕旨宣谕各夷人知之。[76]
乾隆皇帝明确允许外国来粤商船可以停泊于黄埔港，并要求粤海关取消对西方商船加征的“缴送”关税。第二年，又根据广东水师提督苏明良和两广总督鄂弥达的建议，下旨免除西方商船进港后启动大炮交中方收贮的规定。但是，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尤其是输出丝绸和茶叶的需要，西方商人希望在邻近丝茶产区或其他商品生产地区开辟贸易基地的心情更加迫切，英国东印度公司企图重新开辟宁波口岸，频繁地派船到浙江的宁波、镇海等地考察。雍正末，英商已有“移市入浙”的趋势。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宁波大有“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的趋势。[77]
清朝统治者对这种状况深感不安，因为江浙地区向来商品经济发达，“浙民风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78]而且江浙物产丰富，一旦外国人进入，必然会引起人们追逐利益而发生各种矛盾。此外，粤海关的海防比浙海关牢固，有利于防范外商和保证税收。有鉴于此，清廷一开始尝试以增加浙海关税收，使洋商觉得无利可图，以此阻止外国商船北上。但增税措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清廷不得已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宣布赴浙江宁波等处外国船只，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史料记载：
从前令浙省加定税则，原非为增添税额起见，不过以洋船意在图利，使其无利可图，则自归粤省收泊，乃不禁之禁耳。今浙省出洋之货，价值既贱于广东，而广东收口之路稽查又加严密，即使补征关税梁头，而官办只能得其大概，商人计析分毫，但予以可乘，终不能强其舍浙而就广也。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本年来船虽已照上年则例办理，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但此等贸易细故，无烦重以纶音，可传谕杨应琚，令以己意晓谕番商，以该督前任广东总督时兼管关务深悉尔等情形。凡番船至广，即严饬行户善为料理，并无与尔等不便之处。此该商等所素知，今经调任闽浙，在粤在浙，均所管辖，原无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79]
此谕旨一般被认为是清代一口通商的依据，即乾隆帝希望通过一口通商，断绝洋商染指江浙地区的丝绸市场。尽管此后洋商可以到广州贸易，但贸易限制明显增多，朝廷对丝绸、茶叶等传统产品的出口量严加控制。但一口通商并不意味着其他口岸均断绝与外国贸易，如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皇帝下旨：“据马大用奏称，有吕宋番船一只来厦贸易等语。厦门虽原系海口，但是否向有此等番船收泊贸易，抑系如前此宁波海口之红毛船，舍粤东旧行，而自赴浙中，冀开设新行者，原奏并未明晰。着传谕杨应琚查明，如系向来到厦番船，自可照例准其贸易，否则仍须令其回棹赴粤，不可因已到厦门，遂为迁就。寻奏厦门向有吕宋番船收泊，应遵旨照例准其贸易。”[80]可见，吕宋商船仍被继续允许前往厦门贸易，但习惯上人们把这一年视为清代一口贸易时期的开始。
两广总督李侍尧根据乾隆帝一口通商的指示，立即招集在广州外商宣讲皇帝旨意。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汉语翻译洪任辉不顾清朝禁令，不仅再次进入浙江定海，而且又由此直驶天津大沽口，状告粤海关。乾隆皇帝认为，此案涉及外夷，有关国体，必须彻底追查，遂派人前往广州，会同两广总督共同审理。结果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流放，并进一步确立广州一口对外通商体制。两广总督李侍尧认为，洪任辉之所以敢乘船直闯天津，主要是由于内地奸民教唆引诱，行商、通事疏于管束稽查。为了防范于未然，是年底，李侍尧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经乾隆皇帝批准后，成为清朝全面管理外商来广州贸易的正式章程。规条对外商在广州留住的时间、居住地点、与中国商人的关系、对外雇员的限制、对外国商船的防范监视等都做了明确规定。这一规条从法律制度上明确了粤海关成为全国对西方国家贸易的唯一合法的通商口岸。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开辟，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广州一口通商已经难以满足外商的需要，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噶尔尼率使团访华，向乾隆帝提出要将英国在中国贸易的口岸扩大到江浙、天津等地，乾隆帝对此回应“更张定制，不便准行”，并给出了具体的理由如下：
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尔国亦一体遵行多年，并无异语。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从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能谙晓尔国语言，诸多未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81](www.xing528.com)
澳门是广州贸易的第一站，所有的外商船只抵达澳门后，经过粤海关子口官员检查后，再由引水员引至黄埔港，然后再进入广州西关的十三行贸易。乾隆所说的澳门其实是粤海关的一个子口，也就是广州贸易体制。与此同时，英国又提出“在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发卖”的要求，更遭到了乾隆帝的严辞拒绝：
京城为万方拱极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尔国向在澳门交易，亦因澳门与海口较近，且系西洋各国聚会之处，往来便益。若于京城设行发货，尔国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辽远，运送货物亦甚不便。[82]
乾隆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所有外商只能在广州一口进行贸易。对英国恳请拨给广东省城附近一地供英商居住，或者准许在澳门居住的英人自由出入一事，乾隆帝强调指出：“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贸易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因外国商人在澳门已有“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贸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乾隆下令“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并再次重申广州一口通商，“今既未便于他处海口设行交易，自应仍在粤海关按例纳税”。[83]中英间的贸易交锋，因乾隆帝介入，使广州一口通商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从此以后，直到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为止，广州成为合法的一口通商口岸。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进出口的集中地，成为全球贸易的中心城市，也带动了广东区域商业经济的繁荣。道光年间，广东籍士人梁廷枏在《粤海关志》卷五中说：“自海禁既开，帆樯鳞集，瞻星戴斗，咸望虎门而来，是口岸以虎门为最重，而濠镜一澳杂处诸番，百货流通，定则征税，故澳门次之，余如惠潮，如肇高雷廉琼各有港汊，亦各设口岸征榷。”当然广东境内所有的口岸都隶属于省城的粤海关管理，所有进出口商船都要在粤海关领取执照，广州云集了海内外的商船，极大地刺激了周边地区商业经济发展，如南海县佛山镇随着广州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迅速发展成为天下四大镇之一，且成为岭南地区二元中心市场之一，即广州是“洋货”和“土特产”的集散中心，佛山是“广货”和“北货”的集散中心。[84]
这一时期，国内各种商品的出口均集中在广州，以茶叶为例，时以广州为中心的茶叶中外销售市场已经形成，国内著名的产茶区域均活跃着广东商人的身影，光绪《湘阴县图志·物产志》云：“自海禁开，粤商居茶为利。邑产无多，价益昂。”[85]福建茶叶的出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市场网络系统，广州则是这一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政府下令欧洲商船只许在广州一口贸易后，外销欧洲的茶叶只能转售给广州的行商，使得广州行商成为世界茶叶贸易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行商才有权经营与外商的茶叶交易。有的行商因此还在闽北设立自己的茶庄，有的则派代理人直接到茶区采购。闽茶由水路运到广州，然后转销欧洲市场。由于茶叶是大宗出口商品，所有有权经营外销茶叶贸易的行商均可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为了满足外商对茶叶包装及品类标准的要求，行商开办包装厂从事茶叶再加工，仅广州一地被行商雇佣从事茶叶加工的工人就有上千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州一口通商给粤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策优势，广东商业贸易情形日益繁荣。此从1833年《Chinese Repository》Vol.II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从外省来的商贾和牙行在广州经营大量的买卖，他们不限于经营国内贸易，还大事参与东京、交趾支那、暹罗以及南洋群岛的贸易。每年前往广州以南外国口岸的中国船只，总数大概不在一百艘以下，其中三分之一自广州前往。这里面，去东京湾的，六艘或八艘，去交趾支那、柬埔寨和暹罗的，十八或二十艘，去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和槟榔屿等口岸的，四、五艘。同时还有同样多的船只到西里伯、婆罗洲和菲律宾群岛去。这些商船一年只作一次航行，总是随着季候风航行的。从福建和从中国北部口岸南下的许多船只都在出国和回国途中在广州靠岸。但是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由广州中国商人经营的数量却不及外国人经营的那样大。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英国和美国，都在广州做生意。[8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