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意与化境：对超越后现代主义的个人见解

对后现代主义登陆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已议论纷纷，直至今日，无法否认，后现代已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进入了当代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已经开放，我们已经不由自主地进入了后现代语境。现代影像、电视文化、电子游戏、广告、卡拉OK、各种劲歌劲舞式的狂欢派对，我们触目所见的都是后现代文化的产物，特别是网络和卫星电视已成为无边界的新型传媒，网上的反形式的、开放的、无序的、游戏般的虚拟世界，电视从内容到形式的日趋国际性，都表明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然而，后现代主义的渗透是良莠参杂、正负效应互显的。严格来说，中国当下的文化转型，中国人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是一个既缺乏心理准备的转型，也是一个边咀嚼边消化的过程。

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但它不是人类文化走向的唯一出路，更不是文化发展的终极。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建设无法绕开全球性的后现代语境，但我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文化资源，对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做出新的现代性诠释，在走进世界文化语境时，既超越传统的儒文化，也超越后现代。中国学者完全没有必要只是被动地等待，就像近代以来，只要外国有了新的“主义”，我们就译介、评论、崇拜，尚未来得及消化、理解，为我所用，另一个新“主义”又诞生了，于是再去翻译、推介。如此赶浪头，追风逐流，永远是落后的，也永远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为此，我倒觉得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凭借本民族丰富而厚实的文化底蕴，走出一条既适合自己，又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学术之路，至少可以开创一种属于当今第三世界的新的哲学思考。换言之，中国也应在了解世界文化语境的前提下去超越目前的“后现代状况”，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首先，我们不该忘了文化的共时性和巨大的穿透能力。中国文化自身的潜在优势和再造性，恰恰能形成中和后现代无序性思潮的重要因素。例如：中国功夫片、武打片的魅力经久不衰，武侠中所体现的义气千秋、惩恶扬善、武德为重，与“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是一致的；武功的最高境界是以静制动，化意为气，甚至以和为贵，这与“天人合一”、道家的修身养性也是相吻合的。更不用说中国文化历来重视教化作用与人伦道德，推崇自我完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它们迄今对中国人的人格生成仍有着强大的内在影响和不可小觑的塑造力。而电视剧中所表现出的真情、亲情的自然流露，良心的发现，责任的承诺，正义压倒邪气，以及克己奉公、尊老爱幼、邻里相助、宽以待人等，都极易被中国老百姓所认同和接受。尤其是庄、禅式艺术思维，既有解构儒文化，颠覆正统的因素，又有明显的执着的目的性；既可游戏人生，看淡生死，有着棒喝一类的顿悟手段和能传达一种“不可表现之感”，又有着符合生态平衡、观照生命意趣的虚静意识和对精神品性的终极把握；既有非理性的嬉笑怒骂，或“离形去知”，又能在“坐忘”或“以心传心”的过程中立意、得意，享其真谛。似这般充满审美韵味的开放的民族艺术思维，为何不“古为今用”，使之再生，并让它成为一种修正后现代主义，也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参照呢？

倡导挖掘中国文化中有生命力的一面，尤其是庄、禅式思维的潜在优势，并不等于复古或搞“文化保守主义”，也不是不加分析地倡导“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是立足于全球化的高度，将不断发展着的中国文化看作全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元来加以重新审视。事实上，近几年来西方许多学者也已看到了“他者”文化在世界文化演进中的巨大作用力，如1996年在南京召开的“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国际学术会议上，欧洲跨文化研究院主席阿兰·李比雄（AlainLe Pichon）的主题报告，即为《欧洲何时从白日梦中惊醒？》，他认为，中国就如“故事中所描写的那样，这个夜访者，前来把欧洲人从梦境中解放出来，向它展示用迥异的语言文字新开辟的别样洞天”。^[17]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Julien Francois）的新作标题就叫《为什么我们西方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美国学者安乐哲（Roger Ames）和哲学家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出版的《通过孔子而思》《从汉而思：中国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真理与超越》，^[18]等等，都极其认真地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他者”来进行研究，并从中得到了新的启示。比起西方汉学家，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和体验，完全可以用一种时代的、发展的眼光来重新打量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对它既批判又整合；既不因循守旧，又能别出心裁地做出新的开拓，这就需要有一种更大的包容性和消化历史文化、引导文化更新的思维和机制。在对文化创新有了更自觉的体认后，再与西方的先进文化相融，在看到差异、互相尊重的前提下，与“他者”共同承担起超越后现代主义的使命。

如何再造中国文化，并使之合理地融汇进当前全球性文化演进的轨迹中去，这也是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说，先进文化的拓展与技术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当今高科技的全面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逐渐普及，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文明的现代化生存条件，它本身与后现代文化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无直接关联。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既与文化的传承相关，又与不同文化的差异性相连。但是，今天希冀冲破后现代自身的局限，与要求改变“冷战思维”，提倡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呼声一样，已日趋明朗化。多元共存、求同存异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庄、禅式思维反而能凸显出它的优势。因为庄、禅式思维虽与后现代主义的思维不同，但二者的互补性很强，也很易为今人所接受。而且，庄、禅式思维本身的挑战性、互动性、超越性与现代人的思维有共同点，如能将其开发利用，则不仅对突破后现代主义的困扰提供了一种借鉴，而且也将对中国文化的新生，先进文化的哲学内涵注入新的学术养料。例如，庄、禅式思维中强调的“真”“心识”“乐在道中”“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等，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所倡导的真情常驻、自我牺牲、崇高境界等，在认识论上都有相通处，这就便于我们在更大的层面上去消解后现代文化所引发的负面影响。

最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往往大多集中在儒学上，相对而言，对庄、禅式艺术思维知之甚少。实际上，庄、禅式思维中既有后现代因素，又有现代性因素，如它本身就存在着反异化、反权威、尚怀疑、追求主体的独立，要求人性的复归等合理因素，许多命题，即使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也极具人类的普遍性，而且，庄、禅式思维内可以深化的内容和东方情趣相当可观，其意味性和学理价值也更为深远和极具现实意义。如能将庄、禅艺术精神中的“得意”和“韵味”，庄子所看重的“道”、禅思所推举的诗化的意境借助高科技的数字化手段，声画并茂地加以展示和广泛传播，则同样不失为使中国民族精神走向市场，走进当代人心灵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策略。而且，由于庄、禅式思维中的精神指向、深刻的哲理和艺术化了的悖论迭出，如能从一种新的自省的立场和反思的角度去揭示其中的无穷奥妙，肯定也会赢得西方学界的广泛兴趣和认同，从而结成一种新的国际力量去反思现代性进程，去建构后现代之后的新的文化市场和文化观。

总之，庄、禅式思维中的“后现代”因素，主要还是表现在某些形式上，或在思维方法中与后现代文化逻辑有某些相近或相似处。但就本体性和目的论而言，终究是大相异趣，分属不同之范畴。不过，庄、禅式思维中的那些“后”因素，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中西文化和艺术论方面的交流契机，而且这种艺术思维中的重目的，讲心斋、心王，力倡意象、意境和韵味，从非理性出发又回到理性等特征，又为后现代主义的极端功利主义、商品至上、工具理性压倒主体理性、搅混现实与虚拟的关系等一系列21世纪困境，也提供了可作校正的参照。如能加以认真整理、开发和利用，这种传统的艺术思维又极可能孕育出一种凝聚着东方智慧的全新的哲学建构。

【注释】

[1]格雷厄姆·默多克：《“后现代死了!”》，《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1日。

[2]格雷厄姆·默多克：《“后现代死了!”》，《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1日。

[3]格雷厄姆·默多克：《“后现代死了!”》，《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1日。

[4]格雷厄姆·默多克：《“后现代死了!”》，《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1日。

[5]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页。

[6]见拙文《全球化北京下的解构与建构——处于多重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影视文化》，载《当代电影》2001年第3期。(www.xing528.com)

[7]大卫·鲍德韦尔，诺埃尔·卡罗尔主编：《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8]格雷厄姆·默多克：《“后现代死了!”》，《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1日。

[9]格雷厄姆·默多克：《“后现代死了!”》，《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1日。

[10]弗朗索亚·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年英译本，转引自《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11]见拙著《中国艺术思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一351页。

[12]同上，第352—353页。

[13]《坛经·疑问品》。

[1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15]见拙文《全球化背景下的解构与建构——处于多重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影视文化》，载《当代电影》2001年第3期。

[16]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

[17]见《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8]乐黛云：《文化自觉与文明共存》，载《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