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不少海外学者在将庄子的思想同后现代作比较时，发现二者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点。实际上不仅老庄，中国禅宗的思维与后现代的某些逻辑相似性似乎更多。如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这可以视作道家对儒文化的解构和否定；庄子的“不以物挫志”（《天地》），“不以物害己”（《秋水》）是一种追求无限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脱。庄子的“游”本身也带有游戏性质。[11]南禅宗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不仅摧毁了佛教皈依的本体指涉，而且将原来形而上的教义，一变而为形而下的“青青翠竹，郁郁黄花”，“担水挑柴”，“要困即困，要眠即眠”。加之禅宗的公案、问答、棒喝都是借所谓“非理性”思维来“传达一种强烈的不可表现之感”。在否定元叙述的过程中，那种答非所问、信手拈来的禅机，与后现代的结构与零散化似乎同出一辙。[12]
然而，尽管庄、禅式思维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可视作今人眼中的“后”因素，但二者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后现代文化终究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产物，而庄、禅式思维中的非理性、反权威、解构正宗等，仍是中国古典文化内艺术思维的一种自我调整。况且，庄、禅思维中出现的种种“另类”表现，绝非为了张扬今日之所谓“后现代主义”。二者的差别，远不仅仅是历史阶段和文化背景的相异，它们中间诸多质的规定的不同，至少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出发点与目的论的迥异
作为一种产生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继而又波及全球的文化思潮，后现代运动是伴随着现代主义、崇高追求、乌托邦理想的衰落应时而生的。它虽排斥现代主义的种种规范和终极思考，却与现代主义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承继关系。现代主义推翻了古典主义的“逻各斯”后，又建立起自己的目的论，推出了一整套诸如启蒙、救赎、确立自我价值、自我存在的模型。后现代主义则自一开始起就将自己界定为一场“摧毁运动”，因此，它的大众文化层面既是世俗的、日常性的，又是不确定的、无固定原则的。它不仅消解了意义，也消解了自身，它张扬更为无节制的“狂欢”、仿像、模拟乃至精神分裂。当然，今天西方许多后现代理论家正在设法扭转这种无序化局面，并冀望后现代逐渐转向或更趋规范化，使之能与现代主义对接，成为校正现代主义弊端的一种新型的现代文化潮，但后现代主义究竟何去何从，它是否也会逐渐消退，至少目前下定论尚为时过早。
庄、禅思维与后现代主义之根本不同的是，庄、禅思维虽也反对权威，也颠覆正统的观念和死板的教条，但它们始终有着明确的出发点和目的论。庄子重“道”。道，既是庄式思维的出发点，也是它的终极目的和归宿。庄子一生都在追寻着道，鼓吹着道，认为人生有限，生命可贵，应乐在“道”中，人若能活在消除了一切对立面的“道”中，那么也就无所谓善恶、是非，又怎会有忧伤烦恼，又怎会不终生快乐呢？为此，“不如相忘于江湖”，“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中国禅宗无论是渐悟派还是顿悟派，或是渐、顿并举，定慧双修，其目的最终都是要悟到佛理，最高境界就是涅
，是正觉。所以，南禅宗尽管解构了佛门传统的认识论，但它毕竟还是有个“逻各斯”，有终极关怀在，如“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所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13]到达西方，大彻大悟，正是它的终极目的。所以与后现代主义的无所谓目的和中心，在本质上仍是完全不同的。
（二）庄、禅之“和”与后现代的“零乱性”（或“延异”）
儒、道、释三家都讲究“和”，在艺术论中都体现出“中和”的魅力。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天人合一”，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大用之源。而且，庄、禅之“和”都是以虚静来观照人生和艺术的，“是以虚静作把握人生本质的工夫，同时即以此为人生的本质”。[14]禅宗讲“无念为宗”，也同样要求虚静，并产生“空无”的意识。虽说“挑水砍柴无非妙道”，但要克服“无明”，“见性成佛”，毕竟心要能静下来，定得住，这才可能一任自然，体会到“日日是好日”。所谓“于相离相”的本义就是要顿见本性的清净，故《坛经》曰：“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是以无相为体。”然而，后现代主义正好与之相反，它是反中和、反统一的，即伊哈布·哈桑所言之“零乱性”，德里达生造出的新词“延异”（differance）。因此，它不仅不是静态的、虚而化人的，更不是追求一种庄、禅式大清明的艺术境地，而是不断动荡，变幻莫测，甚至于还带有“肮脏”的、颓废的系列视觉影像，满足一种迷幻般的、破碎的、杂乱的视觉刺激，因而常常是戏说代替了正说，狂乱压倒了完美，荒诞胜过经典。
在后现代艺术思维中，拼贴、调侃、无序性、随意性等都是常见的手法和思维方式的自然流露，尽管或许可以将南禅宗的机锋、公案看成是碎片化的、拼贴的“游戏”，但南禅宗的顿悟本义非常明确，既不零乱，亦非“延异”。它的碎片式启蒙，游戏式开悟，拼贴式“参禅”之目的，仍是为了使人认识到“本心即佛，离性无别佛”。(www.xing528.com)
庄、禅的思想和精神要义，实则都是中国“心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的“心斋”“丧我”“坐忘”及其系列论述，讲的都是如何把握住自我之心，让心的发见与艺术真谛相融，因此，庄子的“心学”又正是道家艺术精神的核心。中国禅宗，则更是一种极端唯心的宗教门派，并由“心学”构筑起一套佛哲学体系。禅宗则是将“心王”推向极致，认为“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坛经》），所以说：“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仅仅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都不是真正的佛道。故而，当伪山灵佑问仰山慧寂“《涅槃经》四十卷，多少是佛说，多少是魔说”时，仰山答曰：“总是魔说。”换言之，若把佛经当佛法看，那么本身就是着了魔。而心学的所知所得仍是一种精神向度，例如，“平常心是道”，此平常心是经过了不平常后又回复到平常的心态。一言以蔽之，禅宗心学的精神追求，仍是一种见性成佛的自我超越。
后现代文化实际上是相当功利主义的。后现代的现实文化层面，更直接地表现为大众的消费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当今的影像艺术与各种媒体的全面向消费型转向，而且媒体主导的消费话语已成为世俗生活的一部分。传统的看电影，受教育，欣赏艺术也已变成了一种视觉享受和影像游戏。MTV、劲歌、艳舞、时装表演、卡通书画、广告艺术等，越来越变得性感、青春、诙谐、大众化和可批量生产。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就是“复制”，复制的结果是不断重复地批量生产和发行，于是艺术品固有的独一无二性，也就被彻底消解了。同时，传统的严肃的话题和审美规范也都在复制中被游戏化了。审美已融化于娱乐之中，一旦离开了娱乐，如不看电视，不上网交谈，不看VCD、DVD，似乎审美也一起消逝了，溜走了。接着，机械复制将人的特定文化属性也给抽去，人的精神世界也被商品、金钱、物欲所充塞着，精神性也就被虚无化了。
（四）意象与仿像的对立
“意象”作为中国传统美学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审美范畴，与庄、禅艺术思维有着特殊的联系。“意象”一词较早见之于《周易》的“立象以尽意”。但《庄子》却正好相反，“目的和手段分得十分清晰，而且看重目的，并‘不恋着于象’，所以庄子重‘意’而舍‘象’，‘得意而忘言’”。[15]
意境是意象说发展、升华了的产物，它同佛教，特别是禅思直接相关。意境重在“境界”，而“境界”一词最早出自佛经，如《无量寿经》中言：“斯义宏深，非我境界。”《华严梵品行》中有：“了知境界，如梦似幻。”接着诗人王昌龄、僧人皎然等又直接将“境界”化作“意境”引入诗论、诗品中。唐以后，诗、文、书、画中都普遍运用了这一审美术语。
毋庸置疑，“意象”“意境”理论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经典，也是道、佛互渗和庄、禅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现代文化是一种可进行复制的仿像文化，它依重的是视觉效应、影像化表现，因此，从根本上讲就与重“意”、取“境”的中国式“意象”是对立的。特别是后现代影像的迅速传播，原本居主流地位的“意象”审美已被渐渐挤压到边缘。快餐式的文化消费取代了具有意味性的哲理思考。正如周宪所分析的：“意象是一种追求意义的表意符号模式，而仿像则是一种贬低意义的符号表意模式”；并引英国社会学家拉什的论断，认为“在他看来，后现代影像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贬低意义。”[16]周宪的分析很精当，也很在理，但我觉得真正的后现代艺术的仿像，所仿的也应当是有“意”的像，那种毫无意义的纯“艳俗”，或仅仅为刺激而刺激的性、暴力、吸毒或时尚，本身能否算是艺术，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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