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存在之辩：禅意与化境，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不复存在！

“后现代”真的死了吗？只要认真读一下默多克的发言，就不难明白他所指的“死了”，与尼采当年所言之“上帝死了”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观念。按默多克的原意，与其说是“后现代死了”，不如说是“拒绝使用后现代”，其前提是“并没有后现代主义”，既然没有，也就无所谓“死了”。默多克认为没有后现代主义的理由是：第一，“现代主义主要描述一种艺术上的运动，这种艺术运动强调表达的是一种进入现代性的心理体验”，“而且这种表达形式多少与新技术相关，如电影里的爱森斯坦使用了蒙太奇”。后现代“也应该是艺术上的运动和过程”，而且是“表达一种与20世纪初期不同的那种艺术形式，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这样一种东西”。^[2]第二，“后现代主义的另外一个中心论据就是宏大叙事的终结”，他以政治上美国大选为例，认为“无论是布什还是克里，他们都是有根源的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宏大叙事在西方社会成为中心，你已经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宏大叙事的社会”。^[3]第三，“后”这个词“它给我们提供了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法”，更何况“现在有一批比后现代理论家更年轻的学者出现了，有比他们更新的理论出现了”。^[4]

按通常的理解，后现代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或文化思潮，首先是源于西方的后工业社会。当然，也许可以否认“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或称为发达工业社会（发达工业国等）。换言之，后现代作为一种思潮的出现是相对社会变迁而言的，这种变化当然与技术和工业的革命直接相关，进而又与商品化、消费主义等紧密相连。而且即使按照默多克的理解，后现代主义在艺术上的表现也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社会、后现代艺术对人的影响和心理体验与现代主义完全不同，它所表现出来的颠覆性、随意性、零散化、解构形态、互文性、游戏化、仿像与狂欢等，完全是对现代主义所追求的本体、价值观、终极主义的一次次消解，甚至嘲弄。而且，后现代主义的表达形式也与新技术相关。如果说现代主义反映在电影中的技术革新是使用了蒙太奇的话，则后现代文化与艺术乃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里引进了电子和数字技术，如计算机、网络、多媒体艺术、数字成像，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心理体验，而且是一种全新的看世界、看社会、认识人类的方法和审美尺度。正如当年美国先锋派电影理论家杨布拉德所说的：“‘后工业社会’，即控制论与信息论时代的‘新人’，需要一种适合新时代的新艺术与新语言。电影和其他电子影视工具已经使人类交流方式发生了根本革命。视觉图像的交流功能在人类社会中将变得空前重要。科技创造的新视觉语言理应大幅度地取代旧的文字语言，这不仅是通信方式的革命，也是生活方式的革命。”^[5]例如：虚拟社会的出现所引发的一系列变革和新的社会问题，数字化制造出新的梦境和所谓的“真实”。银幕上史前恐龙的复活、外星人的活灵活现、液态机器人的随意变形、卡通人物可以随意出入于人的影像世界之中，乃至于网谈、网恋、网购、虚拟结婚、生子，等等。所有这些不仅大大拓宽了人类的想象空间，而且自20世纪中叶以来，后工业社会的数字技术已经产生出各种各样极富刺激性的替代性快感。凡此种种，都是以包括电话、留声机、摄像和蒙太奇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所无法比拟的。后现代主义当然是一种运动和过程，而且，这种运动和过程比之现代主义要更为普遍和具有大众性，它使高新技术不再只为少数精英分子所独有和专享，电脑的广泛使用，流行艺术的生活化、商品化了的“互动”，以及复制技术的无孔不入，都使得艺术越来越走向大众化，并且也大大提升了大众文化的水准和质量，甚至使传统的高雅艺术也转向世俗化、娱乐化。就此而言，谁也无法否认，自20世纪中叶发展至今的信息产业、电子和数字化技术，的确是全面地表达了一种与20世纪初迥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和看世界的方法。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今天的人比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更易理解和感受到“全球化”“时尚”“虚拟”“超现实”“视觉化”和文化上的多元主义。

其次，后现代主义所标举的“宏大叙事的终结”，主要是一种带有批判性的文化策略，或张扬更为大众化的艺术上的表现形式，而并非真正指政治、思想、哲学上的意义和价值的荡然无存。后现代所标榜的解构主义，否认宏大叙事理论是针对前现代、现代主义的既定性和必要性而言的。诚如笔者所早已说过的那样，“尽管他们所描述的后现代景观往往是感性的、非历史的、无中心的、反形而上的，但他们自己的理论表述又恰恰仍是理性的、有历史性的、强调自我话语中心的和非常形而上的”。^[6]例如：利奥塔的《话语·图像》《后现代状况》等本身就是一种有着明确中心意义的形而上的表达；福柯的《作者是什么》强调的是作者只是“话语的一种作用”，他所谈及的准话语、语境、“自我”等，仍有着强烈的本体论色彩；德里达从批判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出发，来论证文本是符号游戏，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直至后来关心起“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们”等，其思维也都是哲学化的，态度是极严肃的和具有思辨性的。也就是说，后现代理论家们要终结的是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他们所指出的“不存在神话的统一性或绝对来源”，本身也是一种极具民主气息的新的宏大理论。则更不用说“宏大叙事的终结”，与政客们的角逐和大选时的竞选演说在思想和主题上完全不属同一概念。“宏大理论”依照美国当代著名电影理论家大卫·鲍德韦尔的说法，主要是指“主体——位置理论和文化主义”，就电影研究而言，它们“被纳入一些追求对社会、历史、语言和心理加以描述或解释的性质宽泛的条条框框之内”，^[7]并以此区别于后现代主义。可见，“宏大叙事”“宏大理论”与政治家们的思想、演讲主题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不同范畴的概念。(www.xing528.com)

再次，所谓“有一批比后现代理论家更年轻的学者出现了，有比他们更新的理论出现了”，那是十分自然的事。社会在不断变化，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地变化着，问题是更年轻的学者是否认“后现代”，不理睬“后现代”，还是提出了其他新的看法？倒是默多克认为，用“‘post’这个词来描述一个终结者是不对的，我更想强调的是，现代性不是终结了，而是被强化了”。^[8]这一看法倒是不错的。但事实上，并没有人把“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当作同义词”。^[9]利奥塔早就指出：“一部作品只要一开始是后现代的，那就会具有现代性。照这样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在其最终目的上并不是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因而这一状态是稳定不变的。”^[10]所谓“反现代性”，也绝非只有某一个学者才会想到这一层，理论界早就在反思，早就有许多人提出了种种反思的途径和内容。后现代本身就是从反思出发的，当然，今天可以，也应该进一步去反思后现代，但反思不是拒绝或否认它的客观存在。的确，反思比拒绝好，反思比否认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