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气弱化”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特点。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反思，我们理当看到它所指示的某些方面，也是我们的弱点和缺陷。但刚气弱化不是只有负面性因素而没有积极意义的。从哲学的高层次，从科学的终极真理，从人类的整体愿望分析，阴阳相克，刚在柔中，又似乎是一个必然的归宿。为此，从更为长远的利益计，它也许又成了我们的一个“未来优势”。
中国人的阴柔中有着某种潜在的超现代意义。从生命学的角度看，虽说生命在于运动，但生命的原机制，更需要的是一种恒常的和谐。健康、长寿都讲究心平气和，情绪稳定，忌讳浮躁性急，气脉错乱，精神刺激，运动过量。因此，传统文化中的阴柔往往不只是一种修养、一种氛围，而且也是一种做人的调节功能、一种合于科学原理的修身之道。尤其是在禅定中，意守静一，不仅能健身壮体，有利于延年益寿，甚至对治病疗伤都大有补益。中医往往认为这是一种与药物互为补充的心理疗法，而这一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例证的出现，业已为西医所承认。阴柔作为哲学意义之美的一种，其影响早已越过艺术的界限，在人生观方面，它实际上也促使其达于“化境”。尤其是当此西方工业国的人际关系不和谐，个体与群体的隔膜愈演愈烈，并由此而引起了种种社会弊端，使得西方不少有识之士希冀从世界的另一端——东方来汲取营养，寻求调节功能之际，我们就更有理由坚信自己确有潜在优势，并理当有意识地去利用它。中国人虽没有普遍信仰某一宗教的习俗和狂热，但由于“三教”互补及其“刚气弱化”，却又有着一份近乎天赋的温和的宗教式情感，而这种亚宗教情感又正是未来人所普遍需要的人类情感。它适合于求同存异，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平共处。东方人生哲学中的普遍原则，如尊老爱幼，邻里相助，谦恭礼让，夫唱妻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任劳任怨，克己奉公，重义轻利，以德报怨，等等，不仅对一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黏合力，而且对国家的稳定、民族大家庭的统一和融合也都有着巨大作用。东方智慧中的那种神秘的冥思、实用理性和以阴柔美为其基调的审美情趣，等等，又使得儒学伦理、道和佛的虚无在现代科学中有了新的特殊意义。如，爱因斯坦建立广义相对论的自然哲学基础，就是坚信自然界是一种内在的和谐。又如，时间与空间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物理学中对立面的两极统一，事实上都是阴阳关系的变化。再如，道家的虚无和佛教中的空，都是通过阴柔对生命的影响来说明“空”中充满着有节律的生命活力，“空”实在是一种“有生命的空”。诚如F·卡普拉认为的“现代物理学的这种‘真空’与东方神秘主义者的‘空’极为相似。它潜在地蕴含着粒子世界的所有形式。反之，这些形式并不是独立的物理实在，而是作为其基础的‘空’的瞬时表现。恰如佛经所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35]，等等。另外，世界各国一直对偏重阴柔美的中国古典艺术给予高度的评价，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东方人情味，那种含蓄蕴藉的深情，那种“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静”[36]的意境，移远就近的空间观和虚实相宜的线的飘逸，不只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也同样深深地打动着世界各地的文化人士。或许，这就是所谓民族之“根”的魅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真正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也是可以超越时空的佐证吧？反之，许多人，包括西方人不喜欢中国的某些现当代作品，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时髦作品恰恰缺乏人类的普遍情感和自己的特色，而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赶浪头文学，又多少有点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似的做作。正如大家所知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就像流动在人之机体内的血液一样，绝对不能，也不可能全部更换。中国人之“三教”互补的文化背景源远流长，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老百姓至今仍习惯于看有头有尾、情节委婉、缠绵悱侧的故事，崇拜刚柔相济、恩威并施的领袖，爱慕仗义行侠而又儿女情长的英雄，喜欢温文贤淑、秀外慧中的多情少女，这一切无不说明了传统之于中国人性格的深刻烙印。
丹凤呦鹿图 五代 佚名 64.6厘米×118厘米 绢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20世纪的中国人毕竟是醒了的中国人。长梦已过，昏睡不再，面对现实，我们总不能老是沉湎于自己昔日的光荣中，而置新世界于不顾。由于我们的哲学太讲究和谐，而忽视了冲突；太讲究阴柔，而忽视了阳刚，所以，我们古代的思想体系和传统文学的思想模式客观上又起到了某些压抑个性、束缚人的解放的作用。我们喊了近百年的“走向世界”，但时至今日，我们相当数量的当代文学作品仍未能真正被世界所普遍接受和承认，至少还没出现一定数量的中国风格的海明威、卡夫卡。虽说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刚气弱化”及对“阳刚”理解得不确切，不能不说也是造成新文学困惑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近几年来的文化讨论、文学变革，仍未超过“五四”时期的水平。换言之，中国学术界、文艺界步履艰难地走了70多年，结果绕了个大弯弯又回到了原地。笔者认为，从表面看，似乎近几年中西文化的碰撞，反封建主潮，体用之争，要求民主、科学等都与70多年前一样。但实际上，由于历史在递进，今天所出现的循环，总是起点高于原层次的循环。问题在于这个层次毕竟还不够高，还不够成熟。而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五四”也好，现在也罢，都并没有真正消除传统折射在中国人心灵上的巨大投影。譬如，在文学创作中的“刚气弱化”就是一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之间，显而易见地存在着一种“断裂”；但是，传统文化与现当代中国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上又没有“断裂”。在这一背反现象中，客观上“三教”互补的文化背景仍然有意无意地在作用着当代知识界及其文艺创作成果，这一点本身就很像“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而对“阳刚”之气的理解，我们也仍未能越出表面的、形式上的浅层次。众所周知，鲁迅在文学上是“人生派”的杰出领袖。与之相左的是属于“艺术派”的新月社、南国社、浅草社等。鲁迅和茅盾都主张文学的作用在于“疗救”。他们提倡发展个性，倡导真文学、人文学，批判“瞒”与“骗”的文学。秉性正直，敢于“为天下先”的鲁迅，甚至毫不隐讳地号召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的线装书，扬言他的工作就是要“刨祖坟”。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刚性主要集中在攻击旧文学、旧文化上，而未及细想超越性、建设性的现代意义和现代化超越的必要前提，结果不仅是文化革命和文学探索相互抵牾，而且“人生派”与“艺术派”两军对峙，反而将力量抵消，使得鲁迅最痛恨的“未庄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又有了喘息的机会，延续的可能。较成熟了的郭沫若，曾经非常聪明地将批判和解放结合在一起，并由此而产生了合于时代潮流的“文学的张力”，其代表作便是《女神》。毫无疑问，《女神》中的“凤凰涅槃”在当时的确产生了“轰动”效应，可谓得诗界革命风气之先。烧掉自我，在死亡中获得新生，追求永恒。这是结束旧悲剧主义，迎接新的崇高意识的光荣典范。遗憾的是，由于它本身的弱点，也因为郭沫若本人没有继续朝这条路再走下去，因而，刚刚从蒙蒙迷雾中露出的一丝希望之光又转瞬即逝，消失在历史的巨大投影中了。郭沫若后来在创作上转向历史剧，乐于为死人、古人翻案，在学术上精研甲骨文金文，重考据、依注疏等，可以说也同样开了中国革命文人最终转向于回到故纸堆里的风气之先。这一代人，除早逝的如郁达夫等，后期大多转向，或是变成“灰色”的，或是转至搞“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还健在的，如茅盾、沈从文等，后来也少有重要作品问世。刚气弱化现象也严重地影响着他们的下一代、下几代作家。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有政治的和时代的因素；但是，整个“三教”互补的文化背景和由此而积淀在国民心理的阴柔机制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是一个更为悠久、更为深刻的原因。而它的潜在作用之于文学家而言，又往往是无意识的。中国的“乐感文化”正是产生这种心理机制的温床，在这张温且柔的床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仅学会了做那陶潜式的小农经济的“理想”梦，并且也学会了东方的“解脱之道”。不是逃于道，便是避于佛，或是躲进“知足者常乐”的儒的安乐窝里而自成“一统”。不仅不反对抑制，反而颂扬克己；不仅不主动改变困境，反而视困境为乐境；不仅无视不断出现的挑战，而且还总自以为是地将民族的“优根性”来掩盖其劣根性。中国人的这种具有历史渊源的乐观主义精神，到了鲁迅手里终于成了阿Q精神；阿Q这一人物的凝聚性、普遍性，就在于“他”不仅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的通病，实际上“他”也是中国千百年来民族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生动总结。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比起任何一个现代文学家来说鲁迅都显得特别伟大，也特别强有力的缘故之所在。
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较之“文革”前的文学无疑有着巨大的变化。其进步之大、发展之快，是无可否认的。然而，如果对文学艺术的要求不仅仅停留在反映现实、娱乐性欣赏阶段，而是要进一步去影响生活，提高人的审美水准，从而为世界所刮目相看的话，那么，我们同样无法绕开“刚性”这个易爆的雷区。在检讨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时，理当给予悲剧和崇高意识以应有的地位，并对其含义作重新确认。虽说“三教”互补的投影实在太大，中国人既无法彻底改变，也无必要彻底改变自己的民族个性，但掺入近代世界之“硬汉精神”，以刚补柔，以壮阳冲淡阴气，对传统加以综合治理总还是可以的和必须的吧？
是的，唯有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在阳刚方面得到强化，唯有懂得了近代崇高所包藏着的个体独立性，我们的新文学才会发生整体性裂变；在这一新的层面上，才会出现既有东方韵味又具新世界色彩的现代社会的文学大师、艺术大师。届时，我们重新迎来的阴柔美，也才是超过了我们祖先的，更富哲学意味又更接近现代科学的阴柔。
为了中国新文艺的再生，为了唤来新的更高层次的阴柔美，我们必须借来人类新意识的“天火”，烧掉自己原有的既古老又保守的阴柔外壳，穿过一个个文化的生死场，在蜕变中获取新的生命体。自然，这已不仅仅是文艺家的任务，也是整整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我们期待着中国新文艺的再次重大转折，我们相信一个有着辉煌昨天的民族，应该拥有更加灿烂的明天。只要自尊自爱之心仍然如日中天，高悬在空，一个民族的希望就不致死去，绝不会变成绝望。
【注释】
[1]周来祥：《壮美与优美》，《光明日报》1987年9月8日。
[2]陆机：《文赋》。
[3]胡应麟：《诗薮》。
[4]周来祥：《壮美与优美》，《光明日报》1987年9月8日。
[5]方回：《桐江集》卷三《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
[6]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
[7]《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书缯卷后》。
[8]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四。
[9]《论语·子路》。
[10]《论语·颜渊》。
[11]《论语·阳货》。
[12]《论语·述而》。
[13]《老子》第二十八章、七十八章。
[14]《老子》第二十八章、七十八章。(www.xing528.com)
[16]《华严义海百门》。
[17]《坛经·疑问品》。
[18]《坛经·渐顿品》
[20]《论语·雍也》。
[22]《论语·里仁》。
[23]《充足理由律的四个根源和论自然意志》，英译本第359—371页。
[24]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12页。
[25]韦柏：《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26]《论语·季氏》。
[27]《老子》第二十二章。
[28]洪兴祖：《楚辞补注》。
[30]参见《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页。
[31]同上书，第8页、6页。
[32]同上书，第8页、6页。
[33]范温语，转引自钱锺书：《管锥编》第4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63页。
[34]金圣叹：《第五才子书序二》。
[35]《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l82—183页。
[36]胡应麟：《诗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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