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这被心灵之火照亮的主体的精神结晶和客体的美的折射，尽管它所表现的往往只是一段情绪、一种感觉、一个转眼即逝的瞬间，或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中随处可见的普通的一角，但它的烛照度和穿透力之惊人，令谁都无法否认。人们往往不由自主地被它感染，受到震动，甚至进入忘我的境界。这是因为它亲切、它真实、它美丽？它道出了只可意会的弦外之音？不，远不止这些。细细想来，我们则不难体会到，艺术品所传达的不仅是一种情思、一种底蕴，而且也是一种文化气息和民族素质的品位。这才是根本，才是艺术“情结”之所系。
同样，每一个大艺术家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从自己或别人的作品中观照到民族文化源的塑造力，发现自己赖以生存的根的痕迹。尽管他（她）常常飘忽不定，他（她）常常会陷入迷狂状态，他（她）常常在表现抽象的或荒诞的；但如同果实最终还要落到大地上来一样，艺术的许多“无根”现象，正是实存之根在每个不同阶段所生出的奇花异卉。不然，它就无法以它那独特的姿影和气质穿越历史的积尘、莽莽榛榛横生的人间苦难，去寻求、去表现，或深沉幽远，或热烈奔放，或轻灵飘动地“有意味”地积淀。
于是，我们就有了追踪的标记，有了寻根的意识，也有了认识的立足点。(www.xing528.com)
江帆楼阁图 唐 李思训 101.9厘米×54.7厘米 绢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毫无疑问，历史悠远而又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艺术，是儒道佛互补的产物。正因为有这三大文化哲学作其背景，中国艺术才如此深刻地反映着东方民族的审美心理态势，具有如此强烈的个性特色。儒、道两大体系是中国思想的基本线索。它与农耕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又分别可追溯至史、巫两支文化根系。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是在主动迎合、亲善本土思想的基础上才得以升发，而致与儒、道共同参与了对中国艺术内容、样式和精神的影响的。“禅意”的普遍性和灵活性，正是这种文化黏结的成功典范。我曾认为，中国传统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儒化了的思想内容，其中又不时闪烁着屈子英魂的影子，而传统艺术的最初的思维模型、艺术精神的基本框架，则是由一向清高的道所奠定，后经道佛合流，加之屈骚浪漫中执着的中国式人文形象的掺和，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1]这当然是作大界面的抽象概括，其实，内容与形式、思想与思维之间又往往互有渗透，互有作用，这就决定了判断中国艺术品之高下，讨论传统美学标准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三教互补在为中国艺术铺垫了丰赡的思想精萃的同时，所带来的正负两面的因素。诚然，要讲清这些问题，是有相当难度的，而在谈及负面性因素时还会产生某种痛苦感。但有些问题要回避也回避不了，承认所有的事实，就是捉摸一种生命形式的存在，琢磨某种深沉的民族的痛苦，就是感悟另一种更高层次的快乐的凝练。更不用说，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负责，本就倾注了无限依恋的情感流。
一份真诚常会引来一场笔战，一次良心的曝光也总会牵来某些原本不该有的麻烦，但大凡有一点定力，胜负自不必考虑，赢家未必不是输家，关键在于谁更善于“疑”，敢于“疑”。禅门中人早有交代：“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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