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意与化境：明清浪漫与人性解放

毫无疑问，明清世风骤变，浪漫洪波迭起，首先是由于商业的发达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所致。但是，任何时代，哲学总是作为一种统领思潮的灵魂而捷足先登，又由它演化为别种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影响或支配着各类社会现象、精神现象在时代的进程中逐步变迁，有的升腾，有的坠落，有的发展，有的萎缩。

书谱全卷（局部） 唐 孙过庭 26.5厘米×900.8厘米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清之哲学、美学都与旧称之“道学”有关，“道学”分作两派，又均可上溯至宋代。一派是以宋朝张载为首的“关学”（张载及其弟子多为关中人，故得其名），基本上属唯物论的。以后，南宋陈亮、叶适，明代王廷相和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等发展了张载的思想，从“气一元论”，到“理在气中”，再到王夫之的“气者理之依”，其间所穿插的陈亮、叶适的功利学，已明显具有资本主义因素。这是中国宋明以来，有着转折意义的唯物思想的发展线路。另一派则是由北宋周敦颐开创，而至二程逐渐构成体系的唯心的“洛学”。这一派，后来由朱熹、陆九渊和明代的王守仁等不断丰富，从道德文章，到“格物穷理”，再到“心即理也”，由哲学伦理学而影响中国人的审美，与宋学合称宋明理学。这两派自一开始起就是对立的，以后又长期论战，斗争尖锐。一般说来，以往的史学家多认为，“关学”是积极进取，反对佛老的儒家；“洛学”虽被誉为“道学”之正宗，但保守、落后，以佛合儒，几不可取。因此，对明清思想解放运动真正产生影响的，当是前者及其后学，而非后者。笔者则颇不以为然。一个时代的主潮及其变异，绝非一种哲学所能左右之，其影响与否同“唯心”、“唯物”纯属两个概念。更何况明清两朝，尤其是明代，洛学的势力远大于关学。再则，唯心的守旧的理论，也不可能全“守”无“进”。而对立的两派，在争斗过程中又必然地会出现不自觉地互相消长，互相借鉴。这时就又可能出现一些很难判属何派的两重性学者，如对于浪漫主义和人性解放来说，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李贽；既讲科学、唯物又推崇形而上学的方以智等人，即是典型。至于说到文学艺术，则更难作划一的切割。如举世闻名的《红楼梦》可以说是一部最突出的反封建小说，书中流露出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随处可见。但同时曹雪芹本人和《红楼梦》中浓厚的佛老思想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矛盾在它之前的其他小说里也同样存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思想的矛盾，正是那个时代哲学悖论的生动反映。

而事实上，某些念念有词，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大师也往往言行不一，难以自圆其说。明代狂禅之风大起，大禅师们都承认“且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许多僧人也“不谙戒律，甚辱祖风”，则更不用说只是把理学挂在嘴上的道学家了。其时，心学与禅学由调和而联盟，加上新兴工商地主和商界暴发户地位的提高，又撮合了引禅悦入理学的世风。个性解放，人欲横流，伦理观念反而变成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满纸空文。严北溟先生曾举《古今谭概》为例，以说明即便是倡导“天理良心”，宣扬禁欲主义的二程也曾有过与歌妓同席的韵事：一次，程颢、程颐两兄弟赴一位朋友的宴席，酒席上竟有歌妓作陪。小程看不惯，拂衣而去，大程却若无其事地饮宴，尽欢而散。第二天小程怒气冲冲走进大程书房，欲斥责大程。兄对弟说：“昨天宴席有歌妓，我心中却没有歌妓。今天我书房里没有歌妓，可你心中还有歌妓。”小程听后，满面通红，无以作答，自愧道学不如兄长。这个故事有很明显的禅风影响，所谓“目中有妓，心中无妓”。但实质迂腐、虚伪至极，不仅有悖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孔家遗训，而且居然还在某种形式上“嫖”了妓，这不是明摆着的自欺欺人吗？^[41]当然，我们绝不否认洛学、心学旨在维护封建礼教。所谓“革尽人欲，复尽天理”^[42]，皆是以封建伦理为枷锁，借“仁义道德”来杀人。

然而，明清时代上述两条哲学思想线索对浪漫思潮的影响，对文艺从内容到样式的逐步走向平民化的默认，乃至于对旧传统的反叛等，都曾起过程度不一的作用。承宋代张载“关学”发展而来的一线所起作用之大，自不待言。尤其是陈亮、叶适的倡导功利，重视商贾，反对传统；王廷相的否认“天命之性”，肯定历史演化，“洪荒之世，犹夫禽兽也。唐虞之际，男女有别，而礼制尚阔也”。^[43]黄宗羲的“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44]，以及他对于君权论的抨击，“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性也”等^[45]，都对资本主义萌芽、对人的解放，有着极为积极的审美意义。而演进至王夫之的“气者理之依”的唯物思想，肯定“日新之化”的辩证法，则不仅对社会思潮有所触动，而且对文艺美学的影响也极其重大。如他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46]，指出“运动”是永恒的，静止只是运动过程中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静者静动，非不动也。”^[47]他在对程朱、陆王理学进行批判的同时，对天理、人欲的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48]，强调了天理之存离不开人性。“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49]他的这些反对理学家的禁欲主义，认为人人都有的欲望，即天理正宗之所在的思想，在明清之际无疑有着影响深远的启蒙意义。

另一线对明清浪漫主义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洛学以后，包括陆王心学，基本上都是保守的、僵死的，但时而心学家们又会心血来潮似的说出些大逆不道的话来。如，非常看重自己之心认可的王守仁，他认为自己的心所否定的，即使是孔圣人的话也可不理，自己的心所肯定的，就是常人的话也不能不承认。“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50]这一方面说明王守仁的心学在逻辑上与禅宗的方法论几乎相类，都十分看重“自我”。禅宗是自性等于佛性，自度胜于佛度、师度；王学是自我之心胜于圣人之言，若我心所取，一切皆是个理，“心即理也”。常人看来是无理的，我心中自有“理”在。这就可为一切找到开脱，随心所欲，又有什么伦理教条可束缚之？另一方面，王学的蔑视权威与后期南禅宗的呵佛骂祖一样，都是借对抗权威而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就像今日之学界中的某些人，管他有理无理专找名人、权威争鸣，以大出其风头一样，这种标新立异的作为大概也可算作是人性解放的表现之一。

诚然，宋明理学毕竟是自标儒家正道的，所以，不只嘴上满口仁义道德，还须时时排斥佛老。故有明代景隆禅师力驳朱熹排佛的掌故。但实质上，禅宗的一套特殊思维形式和“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的学说^[51]，对北宋的道学及后继之宋明理学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尤其是宋明理学大师，一边以道学家的清高姿态骂佛，一边又极力援佛入儒，许多观点、言论尽是禅理的重复。而一当后人将禅学与华严经合而为一，则佛学更是成了理学的依靠和盾牌，佛门经典也就成了理学家的典籍。故有“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的说法。而程朱则是从不掩饰对佛学的崇信和神往的。如，二程说：“释氏之学，又不可道他不知，尽极乎高深。”^[52]朱熹则更坦然地道：“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深处，定走入禅去也。”^[53]由此可见，宋代理学家对于禅理的感情之深绝不亚于禅宗信徒。如果说在唐代禅宗以前，佛学与中国思想的结合是佛有意识地靠拢儒、道的话，那么到了宋代禅宗二度隆盛至高峰时，则佛学已由被动而转为主动，在二者的结合过程中，乃是宋儒主动地投入佛门的怀抱，积淀在中国文化洪流中的道家思想又主动地迎合着中国化的佛学。如，理学所言“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是一理”，“心是理，理是心”；陆象山所言之“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的“心外无事、无物、无理”的命题，一看就是从禅学“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理照能明，名之为心”那里演化而来的。

宋时，禅家高僧也谈华严经、法华经，理学仿而效之，在关于“理”与“气”的关系的探讨中，时时表现出照搬或稍事改变佛门“理”、“事”关系论的痕迹。如，佛家说“理”为能依，“事”为所依，“事无别体，要因真理而得成立”。^[54]朱熹则讲“气”以“理”为本，“有此理便有此气，但理是本”。^[55]佛家认为理无分限，事有分限。朱熹则说：“太极只是个理”，因此，“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56]。而张载引《庄子》的“太虚”谈“气”，所谓：“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57]以后“太虚”二字又被理解成佛教的“涅”一类的意思。如此，在文艺美学中，宋明时庄、禅合一的氛围尤为浓重。宋代士大夫往往认禅为庄，或借庄言为禅语，如提出物我两忘、回归自然、超越相对、寻求解脱，等等，使得庄禅一体，庄中有禅，禅中有庄。如苏轼所强调的“忘声而后能言，忘笔而后能书”。张戒所看重的“状溢目前，情在词外”等，都可既作庄讲又作禅解。最典型的莫过于严羽的那段名言：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沧浪诗话·诗辨》

这段话似乎是用禅家隐语在为中国传统艺术作审美最高典范的总结，而言语之中又透出庄的无限和道的自由。且看《临济语录》中的一段话，其思维、其兴趣，何等类似，完全可将二者认作“因缘”关系，那佛语简直就是严文之先导：

有人问我菩提，我即应净妙境出；有人问我涅槃，我即应寂静境出。境即万般差别，人即不别。所以应物现形，如水中月。

——《古尊宿语录》卷四

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来自于“无迹可求”的“空”；这不就是“净妙境”吗？妙处“不可凑泊”，无疑是取庄子所珍重的“虚静”、自然之性，却又应了临济的“寂静境”，“应物现形，如水中月”。同样的说法，在经书中也常见，如：“菩萨观诸有情，如幻师观所幻事，如观水中月，观镜中象，观芭蕉心。”^[58]虚虚实实，有有无无，庄禅扣合，意在境外。结果是人生哲学成了极富人情味的游戏，神秘莫测的宗教也成了含有象征性的美学。宋明理学的主张许多是套用禅学，甚至模仿狂禅的说法而来，如：

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

——《二程全书》卷一、卷九

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时加拂拭耳。

——《朱子语类》卷三

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陆九渊：《与李宰书》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守仁语《传习录上》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本。

——王守仁语《传习录下》

凡此一类，一看便知是禅家语的理化和变通，有的则分明是抄袭“释氏”后学的经典。如，朱熹所言之：“万殊便是这一本，一本便是那万殊。”^[59]不就是《永嘉证道歌》中的“一切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的翻版吗？朱熹曾讥讽陆九渊为“禅学”，可他自己也先“无所不学，禅道、文章……事事要学”。^[60]程颐则更是仿禅宗二祖慧可“立雪断臂”的传说，搞出个所谓“程门立雪”的故事。故明儒议论宋学：“终身以禅之说证儒”，“阴稽禅学之说，托名于儒！”（黄东友语）而发展至王守仁的一切统于一“心”，竟与《坛经》中的“心量广大，……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完全相印。王学批判前辈理学，以禅的意念来反对程朱，“无善无恶是心之本，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传习录》下）。阳明学的后继者，则更是沦于“狂禅”，放荡不羁，沽名钓誉。明末四大高僧：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及其门徒也一起参与了同王学末流的唱和，推波助澜，声名鹊起，搅浑了儒道正统，佛学本源。一时间，“公案”与“烟花”共存，讲唱同世情苟合，士大夫们由洛学的禁欲，到王学的放纵，来去自由，纵情声色，拥妓同斟，醉于歌楼。明中叶后，“好傅粉墨，从优伶入市”，更是家常便饭。于是，“满街都是圣人”，旧的传统观念土崩瓦解，威信扫地。另外，明清两代，居士佛学盛行，明末清初，由重点为僧侣唱佛，转移至亦佛亦俗的居士合儒道释为一体。这就出现了在思想界、文艺界可称之为解放运动的领袖式人物，如李贽、三袁、徐渭、唐寅、袁枚等。到了清代末年，又有杨文会、欧阳渐、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皆“自觉家居与庵居无异”。嗣后，列强之坚炮利器大举攻入中华，随之又出现了“佛学的买办化”，佛学倾向于西洋化、欧美化。杨文会就说过：“今欧洲人服食起居，较之吾辈，良好安适，殆将十倍，必其前生信佛，持名精勤，远过吾辈，故受兹多佑”。^[61]由于唯物重利得到张扬，经商之风振兴，又兼之禅意从理学化进而走向世俗化，因此，明清两代浪漫色彩浓厚，个性解放运动由此而起。禅门所荐之《心经》《入楞伽经》《金刚经》三经，到处流传，不胫而走。明初禅门中兴，尤以临济为最，次之曹洞。明中叶后，楚山绍琦、空谷景隆、笑岩德宝、无明慧经、无异无来、永觉元贤、湛然圆澄等，皆是禅门德高望重的宗师。清初的汉月法藏、费隐通容、破山海明等，也都是赫赫有名的传人或举足轻重的大师。明时，居士佛学之风已起，李贽出入于儒释之间，精习禅宗，著有《文字禅》《华严合论简要》等书，他力推“童心”，以佛门之禅心说，仿撰“童心说”。他说“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一念之本心也”。^[62]他不仅狠批孔孟之道，而且对当时蓬勃发展的市民文学予以充分肯定。所谓“举一毛端逮宝玉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63]以禅语说“真”话，对同时代的公安三袁、冯梦龙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继而，李贽又对“化工”与“画工”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说：

寒山拾得图（禅机图断简） 元因陀罗 35.2厘米×49.7厘米纸本墨画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层岩从树图 五代 巨然 144.1厘米×55.4厘米 绢本墨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欤！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

吾尝揽《琵琶》而弹之矣：一弹而叹，再弹而怨，三弹而向之怨叹无复存者。此其故何耶？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西厢》《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尔。

——《焚书》卷三《杂述·杂说》

这一段借评《拜月》《西厢》和《琵琶》来谈“化工与画工”之别的言论，可以说是明清文人对化工艺术之新解的开端。在此，“化工”的概念已与古人所言大不相同，不仅要得之自然，而且要人见爱之，要有意在宇宙之内的“可喜之人”，实则仍是讲的“真”，道的“情”。如是，“化工”之趣注入了现代观念，包含了个性解放的意味。以后，胡应麟谈“骨肉、气韵、意象、声色”，董其昌说，“画当以天地造化为师”，郑板桥提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等，都是对放进新的哲学意味的化工艺术及其理论的深入阐发。

其时，袁氏兄弟受李贽启发，亦从禅意中悟得“真性”，袁宏道“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64]，更是棋高一着，以“反心”而求真心。他力举“真人真声”，推出“性灵”说，认为文艺作品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65]这种“性灵”说，实为空灵观念之升格，它使灵气之动，上升为灵的自由抒放，专于情、醉于情，而荡气回肠。如，汤显祖以极浪漫的构思写出了“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牡丹亭》，以“有情之天下”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有法之天下”。他追求理想的“情”，喜交“多情客”，抒唱“曲度尽传春梦景”^[66]，“曲中传道最多情”。^[67]以后，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也都写得情致委婉，催人泪下，立意深刻而又可“垂戒后世”。这样，就进一步将个性解放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吴承恩的《西游记》，则更是大胆地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天上象征人间，以神话暗示尘世，充满了神奇瑰丽的幻想。明清小说能得以独辟蹊径，大放异彩，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抬头后的产物。那时，商业发达，经济繁荣，艺术家们相继走出宫廷，纷纷涌向民间。“市井艳词”，“野言稗史”，各得其所，自有市场。在“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反传统意识的推动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空前高涨的浪漫主义时代。“三言”、“两拍”等，使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宋代话本，皆黯然失色。四大奇书中的《金瓶梅》，从市井无赖、帮闲篾片，直写到倡妓优伶、太监门宫、尼姑道士，以自然主义的笔调，极为泼辣又极为细腻地刻画出一部巧取豪夺、耽于声色犬马之娱的家庭丑史，把放纵情欲、追逐淫乐的官能刺激赤裸裸地暴现于当世，实为数千年中国文艺界“性冲击”之翘楚。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应伯爵……个个都形象生动，个性鲜明，性格复杂，如在眼前。继之而起的《绣榻野史》《风流悟》等，也都既描写猥亵色情，又抨击伦理纲常。道德文章被情、性、欲、灵等冲击得支离破碎，不成方圆。直至出现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推上顶峰的《红楼梦》，“牛鬼蛇神不犯笔端，全从至情至理中写出”^[68]，终于在急剧变革的大风大浪中，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丧钟。

山水纸本 明 董其昌 32厘米×21厘米

明清两代，文艺理论界更是此起彼落，新人辈出。堪称大家的，就有诸如王履、祝允明、王守仁、陆时雍、李贽、胡应麟、董其昌、袁宏道、王骥德、李渔、顾炎武、王夫之、叶燮、石涛、郑板桥、刘熙载、袁枚、姚鼐、章学诚、王国维等，以及小说美学家叶昼、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其中，涉足禅学，或以禅意指示艺境的文字颇多，如：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守仁：《语录·传习录下》

严氏以禅喻诗，旨哉。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

大慧禅师论参禅云：譬如有人具万万资，吾皆籍没尽，更与索债。此语殊类书关捩子。……盖书家妙在能会，神在能离。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评法书》

诗与禅相类，而亦有合有离。禅以妙悟为主，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而无取于辟支声闻小果。诗亦如之，此其相类而合者也。

……然则诗之于禅，其所谓合者，固有针芥之投，而其所谓离者，亦实非有淄渑之别也，要在人之妙悟而已。

——周亮工：《尺牍新钞》二集陈宏绪《与雪崖》

这些与禅意、禅旨、禅趣有关的理论，如要细寻还可找出许多。它们的出现，对于明清化境的创造性发展和将灵气流转变作个性解放等，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明清之际，在诗词方面也有不少优秀作品，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诗论家、文论家、画论家本身都是写诗的能人外，还有诸如钱澄之、朱彝尊、纳兰性德、陈维崧等，都写得一手好词。空灵的画面显出世俗的影像，流进了涓涓如溪水般明净的清的波光。如纳兰性德的“情知此后来无计，强说欢期，一别如斯，落尽梨花月又西”；“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朱彝尊的“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阑。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等等，皆感伤气重，宛转蕴藉，而情意真挚，为世人所称道。

明清书画界也人才不绝，诸贤名迹，潇洒秀润，为鉴赏家所宝玩。明自三朝画院起，至山水画浙、院、吴三派出，又有墨竹三家齐名，而至花鸟画分工丽、写意两派，各有异趣，自创一格。清自金陵八家起，至画中十哲，再到各时期的山水画家崛起，到扬州八怪集其大成，其中书画名流，不计其数。此两朝中人，仅中国画史上可留其名者，亦少说上百。如明代山水画浙派有王履、张观、沈遇；自戴进出而一变其风，又成一体。后有吴伟、杜堇、沈周、郭诩、蓝瑛等，皆此派之健将。院派首推周臣、唐寅（因其为吴人，故兼涉两派）、仇英、沈昭等，这一派画家，擅长青绿，笔墨淡雅，胸中逸气尽化作画中灵气，理趣无穷。吴派中人最多，阵宏势大，如赵原、周任、徐贲、陈汝言、陈珪、王芾、杜冀龙、唐寅、王纶、文徵明等，无不淡浓有致，寄情泉石，浪漫之意融于山水之间。后，吴派出董其昌、陈继儒、陈师道、徐渭、莫如龙等，创作之余，均有妙论警句，传于后代，气韵神采，独步当世；骎盛别派，一统中土。花卉虫草画高手有沈奎、倪端、朱谋毂、朱承爵、徐渭、孙克宏、曹文炳等，皆挥洒自如，妍丽简朴，空灵神秀。至林良、范暹，放纵笔墨，变作大写意，灵动气行，妙入化工。画花卉翎毛，遒劲如书草字。明代精品，诸如文徵明之《山园图》《江山初霁图》《袁安卧雪图》，唐寅之《云山烟树图》《梅谷图》，仇英之《子虚上林图卷》《海天落照图》，董其昌之《山川出云图》《关山雪霁图》等，无不岚翠郁郁，苍逸简远，元气浑然。清代画坛灿烂，习前人之迹而不拘泥古法。名家如王时敏、恽寿平、郎世宁、笪重光、金农、华喦、方薰、任伯年等，皆为一代大师。作品博大沉雄，价重艺林。清人作画多有一反旧格之举，写意者众多，狂率纵恣，白描传神。此风格中的项尖人才有陈洪绶、石涛、吴山涛、高其佩、李、郑燮、边鸾、张、吴昌硕等，皆纤秾得中，灵气惝恍，时而苍老古朴，雄健浑厚，时而天真烂漫，风雅疏秀。落笔惊世骇俗，墨意如有神助。

明清两代，浪漫思潮风起云涌，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由小到大，逐渐渗透，思想界、文艺界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革新。哲学上之两派，虽争斗剧烈，但却互相利用，互有借鉴，共同作用于世风之变异。其中，禅意也随波逐流，与之应合，成其气候，继续影响着中国艺术的演进。“化工”概念渐渐同前朝大相异趣，而与“真”、与“情”结合，又孵育出新的境界。与此同时，文艺作品之内容、风格、样式的革故鼎新，又必然要作用于社会风习、审美动向，使得人性解放之思潮，如决堤的滚滚洪流，汹汹涌涌地冲击着以封建君权、圣人之言所构筑起的王道之“金汤”。于是，前后经过数百年漫长的阵痛，历史突然改变了主题。人的觉醒幽灵般徘徊于中华大地，当它点燃了近代文明的熊熊火炬时，中国的龙舟上终于响起了迎接“共和”的隆隆鼓声。

在这震耳欲聋的鼓声中，孔家的老店倒塌了，禅宗的香火也断裂了。那么，我们何以要再挖出这早已被送进坟墓的陈尸呢？仅仅是为了捡起历史这面破旗吗？不，应当相信，只要尚未腐烂，历史都有可供瞻仰的形象；即使已经腐烂，也能作为肥料而大补今人之精神。因为，什么都会死去，唯精神终将永生！

【注释】

[1]《周易》复卦注。

[2]《老子》第二十五章注。

[3]《老子》第四十章注。

[4]《老子》第十六章注。

[5]《王弼集校释》下，第609页。

[6]《大正藏》五五册，卷十三。

[7]《弘明集》第3卷，孙绰：《道贤论》。

[8]严北溟：《论佛教的美学思想》，载《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

[9]《全晋文》卷一六四。

[10]《佛祖统记·第—二一》。

[11]《高僧传》卷七。(www.xing528.com)

[1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卷，第661页。

[13]禅数：佛学的特定术语，也是禅定的一种方法。其要旨是静心默数呼吸的出入，如从一数到十，循环计数，以正心思的紊乱。

[14]《注维摩诘经·弟子品》。

[15]《大般涅槃经集解·狮子吼品》。

[16]《大正藏》第三十七卷，第377页。

[17]吕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81—83页。

[18]《文心雕龙·神思》。

[19]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

[20]阮籍：《大人先生传》中有：”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之中乎?”云云，参见《阮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21]阮籍：《清思赋》，《阮籍集》第13页。

[22]《文心雕龙·物色》。

[23]慧海：《顿悟入道要门论》。

[24]《大珠禅师语录》卷下。

[25]姜夔：《白石道人诗说》。

[26]《楞伽师资记》卷一。

[27]《大珠禅师语录》卷上。

[28]《历代名画记》卷二。

[29]司空图：《诗品·冲淡》。

[30]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31]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32]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33]柳宗元：《江雪》。

[34]欧阳修：《踏莎行》。

[35]柳永：《雨霖铃》。

[36]苏轼：《水龙吟》。

[37]吕：《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16页。

[38]赵璘：《因话录》卷四，转引自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2页。

[39]宗白华：《美学散步》第94、65页。

[40]宗白华：《美学散步》第94、65页。

[41]严北溟：《论佛教的美学思想》，《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42]《朱子语类》卷十三。

[43]《慎言·文王篇》。

[44]《明儒学案》卷七。

[45]《明夷待访录·原臣》。

[46]《周易外传》卷六。

[47]《思问录·内篇》。

[48]《大全说》卷八、卷三。

[49]《大全说》卷八、卷三。

[50]《答罗整庵书》。

[51]《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

[52]《二程语录》卷九。

[53]《朱子语类》卷六。

[54]《华严法界玄镜》，《大正藏》卷四、卷五。

[55]《朱子语类》卷一、卷二。

[56]《周濂溪先生全集》卷—。

[57]《正蒙·太和》。

[58]《说无垢称经·观有情品第七》。

[59]《朱子语类》卷一、卷六。

[60]《宋元学案》卷四、卷八《晦翁学案·语要》。

[61]参见蔡尚思：《论清末佛学思想的特点》，《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2]《焚书》卷三《杂述》。

[63]《焚书》卷三《杂述》。

[64]《妙高山法寺碑》。

[65]《袁中郎全集》卷三《叙小修诗》。

[66]《玉茗堂诗之十三·帅从升兄弟园上作四首》。

[67]《玉茗堂诗之十四·送商孟和梅二首》。

[68]《戚序本·脂砚斋批》第五十六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