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风貌与一统思想-禅意与化境

由秦至汉，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期。结束春秋文化，告别战国割据，开始走上了中央集权漫长的封建道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秦皇朝虽未能久长治世，但从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虽六国旧贵族总蠢蠢欲动，想东山再起，但分封之势已去，历史的指针不可逆转。楚汉之争，怀柔者得天下，汉高祖刘邦再次承一统之大业。“文景之治”，使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一统已成定局。大凡汉朝所举之大事件，如削去异姓王势力，施行“休养生息”政策，对匈奴和亲，对南越安抚等，其目的也都是为了使大汉一统而无后顾之忧。

由于这种一统思想逐渐为士大夫和老百姓所接受，统一以后的中华帝国疆域扩大，气象万千，且皇权至高无上，宗法礼仪繁复，故秦汉时代的整个社会风貌就体现为恢宏庄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不只拓展了土地，使人的眼界大开，心胸豁达，而且纪功颂德也往往豪言壮语，气吞山河，不可一世。

秦汉时代的文化思想，虽从整体上看是中国儒道互补之发轫，但其中阴阳、法术等思想流派不时卷入儒、道两大体系，并且，所有的文化思想都是为一统服务，效命于这种历史意识的。所以，事实上秦汉之际，儒非春秋之儒，道亦非庄老之道。始皇帝先是兴法治，用李斯，为确保秦朝的江山千秋长存，又大肆宣扬阴阳家的五德说。统一六国后，接着统一了文字，这本来是有利于文化艺术的发展的，但不久，为了强化统一，秦始皇又颁令焚书，禁绝私学。秦朝虽置博士官，掌通古今，议礼涉政，但由于“焚书坑儒”，实质官学已是一家之言，加之项羽兵入咸阳，烧毁了宫室及典籍图书，因而学术思想实际上处于低潮中。此时，打着道家旗号的黄老无为思想乘虚而入，渗透知识阶层。汉初，黄老之术曾风靡一时，成为显学。皇帝也认为黄老之言是“君人南面之术”。^[3]汉高祖命陆贾著书列数秦失天下的原因。在《新语·无为篇》中，陆贾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如是，“与民休息”政策几代实施，文景时不仅重视农桑，提倡节俭，而且学术上也出现了从无为转向有为，由道家转向儒家的嬗变态势。从陆贾提出“同一治而明一统”^[4]，到贾谊、晁错的有为之治，再到董仲舒推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5]所有学术流派的起伏皆与是否有利于“一统”有关。建元五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勃起。朝廷起用崇儒之卫绾、田蚡为相；雅好儒术的田蚡排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于是，汉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先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广为传播，通行于天下。

汉代，在美学和文艺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刘安等人编写的《淮南鸿烈》，以及以董仲舒为首创建的，由扬雄、刘歆、戴圣等人及《毛诗序》继之发展而来的泱泱汉学。而其中又以《淮南鸿烈》和董学最为重要。无可否认，《淮南鸿烈》所代表的汉代美学，有许多新思想是源自于道家学说的，如《淮南鸿烈》常常以“道”为出发点来阐述美及审美效应，所谓“玄眇之中，精摇靡览”（《要略》）。它注重“无为”，以提醒人们要遵循自然规律，“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修务训》）。甚至将自然规律引申至社会规律、人心之向背。如说：“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不顾政治，至于灭亡。”（《泰族训》）“尧舜禹汤，法籍殊类，得民心一也。”（《说林训》）但《淮南鸿烈》中更主要的是浸润着明显的儒家思想，其中的“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览冥训》），更是贯通全书的主旨。而不论是高扬道家的无为之治，还是力推儒家的治世之方，其含义都在于从哲学、从审美的角度来论证“一统”之需要，以及如何才能更完善地巩固和发展一统。因而其书之构架，思之博大，连类而发，恰恰体现了秦汉精神的总体风貌：文辞繁富，气魄夺人，天文地理，无所不包。这种堑山堙谷的秦汉气势，在每一篇的具体论述中都随处可见。如描写东南西北中之各种自然物之美时，就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字：

东方之美者，有医毋闾之珣珣琪焉。东南方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王焉。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仑之球琳琅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东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

——《坠形训》

又如，对整个人世间的宏观描写和热情讴歌也是伟哉，高哉，壮观之极，雄浑无比。

夫观六艺之广崇，穷道德之渊深，达乎无上，至乎无下，运乎无极，翔乎无形，广于四海，崇于太山，富于江河，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间，无所系戾，其所以监观岂不大哉！

凡此一类，不论是谈天说地，还是言明人伦，指向政务，皆为如此。例如，说到“文质”关系时有“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质有余也”(《说林训》)。谈到人的处世时讲：“仁君处位而不安，大夫隐道而不言。”（《览冥训》）说到内心情感与外在表现的统一，又道：“有意于内而成象于外”（《主术训》），“不得已而歌者，不事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而所有这些都旨在既反映出“身处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俶真训》）的英雄本色、丈夫气概；又要体现出对“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原道训》）的万物之本原的崇拜。而所谓秦风汉貌，正是这种向内的博爱与向外的自由的统一。诚如《淮南鸿烈·览冥训》中所言：“一身之中，神之分离剖判，六合之内，一举千万里。”而从整体来看，在对内与对外的追求中，《淮南鸿烈》往往更偏重于向外的探索，更执着于对物质的自然属性和对广阔的人间社会的不断汲取。因此，严格地说，《淮南鸿烈》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是属于庄子的“道”。相反，有些地方实在是“儒”极了，如《本经训》中有一段谈太平盛世的，语同孔门，如出一辙：

古者圣人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群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愿。夫人相乐，无所发贶，故圣人为之作乐，以和节之。

实际上此书内容繁杂，论证方法既可谓亦儒亦道，也可谓非儒非道。它往往只是借题发挥，或借“道”学说汉。其真正用心及其审美内涵，实与汉朝之“大一统”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此书实则乃是厚重、广袤、气势不凡的汉学之一个部分。虽说它也谈到了形、神关系，但其用意在于养生，而不在于艺术。如果说对艺术也有间接的影响的话，则仍然只是对承先秦以来的朴拙的“画境”的指导，而非越出旧规，摆脱了“画境”，步入“化境”。它的精神是阳刚压过阴柔，运动的胜于静态的，感性的多于理性的。(www.xing528.com)

有人曾这样描绘过汉代文化的全貌：“广阔的心胸，雄浑、粗犷的气势、力量，使汉代的哲学、文学、美学、绘画，无不反映出天人合一、天人相与、人神不分、人兽竞力的场景，奠定在天人一体的巨大规模与基础之上。”^[6]但我们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汉代文化中所显示出来的坦荡的胸襟、雄浑的气势、粗犷的力量等，首先是在事实上的“一统”和一味追求、歌颂、完善“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汉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之主要理论系采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而董学之“天人感应”说，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大一统”。这种观念的原发意识，既与《庄子》《周易》中的“物我为一”有很大区别，更不同于魏晋以来，道佛合流后，偏于文艺美学的“天人合一”。换言之，汉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不在艺术，而在于政治和人生。他提出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立论^[7]，一望便知是为了使一统，使君主专制、宗法礼仪等，都合于天命。也就是使之更具带神秘色彩的权威性。这才是人道向天道靠拢，以天道来反证人道的根本目的。他以君臣、夫妻、父子为“王道之三纲”，并认为三纲“可求于天”^[8]。还认为：“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9]如此，“治世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10]因此，翦伯赞先生等人说得好：“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的所谓‘大一统’，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11]诚然，由于董仲舒等极力强调天人相与，天人感应，因此，主观上必以古代美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为自己立论之依据。这在客观上又启迪了后人对文艺美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引申和发挥。这样，董学上连先秦理论，与《尚书·舜典》中的“神人以和”，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易经》中“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相通，下与魏晋文艺美学，与《文心雕龙·物色》中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郭熙《山水训》中以春夏秋冬之烟云、嘉木、山色与人的类比等相附。董学中，“中和”观念占有很大比重，董仲舒认为“王者法天”，理当顺应“仁”与“和”，所以他说：“中者，天下之所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12]在几乎是“神学”的形式下，他一方面反映了汉代的一统思想、物质生产的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又强化了传统的宗法伦理，并积极地调和儒学与阴阳五行思想。故《汉书·五行志》中称董仲舒乃“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由此，他又提出了音乐的教化作用。他说：

细雨虬松图轴 清 石涛 100.8厘米×41.3厘米 纸本水墨 上海博物馆藏

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

——《举贤良对策》

作为群儒之首的董仲舒，在客观上对中国美学的演进确有着一定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董学之“天人相通”，其目的是为了王道之长久不衰，而非为了个体自由的伸张，也不是艺术论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如此，由《淮南鸿烈》和董学一起奠定、共同影响下的汉人精神，离庄之“游”远，而与儒之“和”近。也正因为这样，汉代的艺术才基本上是属于积聚力量、精神勃发之“画境”，而非舒展流畅，委婉曲折，寄意隽永之“化境”。

秦汉时代，特别是汉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高标儒术的时代，也是先秦儒家在其后学手中取得胜利，再现威慑力的时代。尽管秦代曾重“法术”，借“黄老”，汉人对“黄老”也始终恋恋不舍，但随着秦的短暂的光荣转瞬即逝，法术、黄老之政治作用也如昙花一现，不攻而自败。在争取一统和巩固一统的斗争中，儒的雍容大度、礼仪规范和方正秉直，无疑比之黄老、法术等更有作用，也更具号召力。汉代“五经”中最被推崇的是《公羊传》，汉武帝也特别重视之。而《公羊传》的第一句话就讲“大一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大树特树君臣大义，所谓“君亲无将，将而诛焉”。^[13]臣子若对君父有忤逆念头，就当诛杀之。所以有眼力的汉学研究者都已看到，所谓独尊儒术，其实是独尊《公羊传》。《公羊传》之地位抬高，于是就有了王道与霸道之分，三纲与五常之合。由于秦汉两代都先后取得了一统，由于一统思想业已深得人心，因此，秦汉风貌就必然地表现为景象开阔，气势宏大，形式夸张拙重，意趣朴实无华的总体时代特征。这种文化背景充满了积极向上、热切奔放、龙腾虎跃的旺盛的生命活力，它是外向的、直露的，同时也是无拘无束的、天真的和乐天的。

阿房宫图屏（全图） 清 袁江194.5厘米×60.5厘米 绢本设色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如是，秦汉之宫殿富丽宏伟，威严森然，骆宾王所写之“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正是对这种景象的历史回顾。杜牧《阿房宫赋》中所说之“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以丰富的想象、丰赡的笔调，刻画了当年帝王实现一统后在生活上的宏丽豪华，穷奢极欲。秦代开筑道路，直达九原，“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西汉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14]秦汉时代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高峰期，即使是日趋败落的东汉，清议之风盛行时，求名不得，也要“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士大夫“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15]可见气派之不凡。汉大赋洋洋洒洒，如奔流之江水，一泻千里，又极富文采，华丽重饰。汉砖石刻，无不气势恢宏，古拙质朴，而又善于表现运动之美感。汉代铜镜采用金银错作法，也十分辉煌，而又形象简练。汉时，多有鎏金铜器存于后世，不仅绘画“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名缪形”^[16]，即便是书法，也如“竦企乌，志在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末驰”。^[17]在端庄刚正的总趋势中体现出强烈的动感。这不正是王充所言之“实诚在胸臆”，“意奋而笔纵”的生动写照？不正是扬雄所倡之“文质班班，万物粲然”的儒家风范之蔚为大观吗？

太子以身饲虎图 北魏 新疆克孜尔石窟38窟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秦汉风貌以其独特的厚重感、庄严感尽情展露了华夏民族的那种大于天地的气概，广远开拓的胸怀。秦汉风貌无疑使汉人的“一统”思想得到了充分的炫耀，同时也是汉民族整体意识之充分张扬的记录。但是，任何形式的专制都难以使文化和艺术得到真正的展开，思维模式的一律，终将导致精神压抑后所带来的巨大困惑。况且，其时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毕竟尚未真正分化，囿于“画境”的束缚，也因为汉代经学的保守，秦汉时代的奔放总还留有“原始”的迹象，而不那么淋漓酣畅；秦汉时代的写意，也还总带着难以抹去的沉重和苦涩。即便华贵，也还是单纯的华贵；即便雄浑，也仍是稚气的雄浑。“天人合一”的原则与烦琐的经学注疏同起，先秦理性，尤其是先秦理性中的批判精神，却在对感性的追求、对征服欲的崇拜中被整合了、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