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中央试验所的变迁及移交工作

欢胜街与三元街间大连化物所^[3]便是满铁中央试验所旧址。最初，这里叫中央试验所，隶属于关东都督府。据记载，首任满铁总裁、关东都督府高级顾问后藤新平一直主张“文装的武备”（即以经营铁路为中心，实行大规模移民，扩充日本人在东北的势力，构成潜在的军备）。根据他的建议，关东都督府都督大岛义昌在1907年10月12日签署并颁布了第55号令，设立中央试验所。第二年7月中央试验所正式运营。

1909年10月23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满铁新总裁中村是公的陪伴下来此参观。当时正赶上工厂蒸馏高粱酒，伊藤博文全然不顾自己公爵的身份，竟要求品尝这种平民饮用的烈性酒。伊藤博文生平最爱美女烈酒，曾有“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之传，这高粱酒也成了他生命的别离酒。三天后，他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4]

满铁中央试验所旧址，现为大连化物所（摄于2011年1月9日）

满铁中央试验所旧影

转眼到了1910年五一劳动节，耐不住“满铁”纠缠的大岛义昌索性将中央试验所作为节日礼物送给了野心勃勃的“满铁”。它的名字并没有太多改动，仅仅是挂上了“满铁”的名头。5年后，“满铁”又委命其辖下满铁建筑课重新规划这里，并任命安井武雄负责设计。1917年，满铁中央试验所新楼竣工。当时，满铁中央试验所职员有600名，主要研究员有200名。鼎盛时，满铁中央试验所拥有45名博士学位的研究员，工作人员超过千人。日本著名电影导演羽田澄子便曾在满铁中央试验所担任研究助手。羽田澄子导演的纪录片曾获日本文部大臣奖。2008年，在她83岁高龄之际，导演了长篇纪实纪录片《呜呼，满蒙开拓团》。影片真实地回忆了“满蒙开拓团”^[5]的产生背景和生活，以及日本战败后他们被政府和关东军抛弃后经历的逃难历程。羽田澄子说：“知道和经历过战争的人已经进入高龄或离开人世，为了不重复同样的错误，希望年轻人也来看这部影片。希望通过影片了解并思考这样两个问题：悲剧是怎样产生的？战争责任在哪里？希望年轻一代能珍惜现在的和平，并为永远的和平而尽力。”

大连玻璃厂最初也是源自满铁中央试验所。满铁中央试验所在1917年时便开始研究和制作晶体玻璃，并以相当于日本本土两倍的薪酬邀请东京高工（今东京工业大学）的教授担任窑业课课长，还高薪聘请来自波希米亚的玻璃工艺名匠。10年后，满铁总裁又派遣一个叫各务矿三的青年到德国斯图加特美术工艺学校深造。两年之后，大连的玻璃制造水平和工艺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在致力于民用科学的同时，满铁中央试验所也承担了很多日本军需工业的研究，甚至也参与过不可告人的勾当。侵华期间，这里曾秘密作为731部队的分属机构。1994年10月5日，原日本驻大连宪兵队本部战务课外勤曹长三尾丰来到大连谢罪。他曾参与调查“沈德龙电台”案，并将沈德龙、王跃轩等4名抗日战士押送到哈尔滨731部队进行活体解剖。战后，三尾丰一直在日本进行认罪讲演，他的讲演也由其支持者整理成《认罪之旅：七三一部队与三尾丰的记录》。三尾丰说，当时像大连这样一座日本严密统治的城市，是731部队活动的理想场所，731部队不可能不来活动。在满铁中央试验所地下室，他的朋友曾经亲眼目睹日本医生用中国人做活体解剖实验。大连解放后，接收满铁中央试验所的中方人员还曾在这栋楼的地下室里发现大量做实验用的老鼠笼子。

日本殖民者一直就很重视满铁中央试验所，其研究人员的待遇也非常高。当时大连税关关长的年薪为2万日元，而满铁中央试验所所长丸泽常哉却超过了3万日元。据丸泽常哉之《新中国建设和满铁中央试验所》记载，截至日本战败以前，共完成150项研究题目，每年的研究资金达到250万日元，换算成现在的金额几乎相当于50亿日元。日本投降后，苏联专家来到满铁中央试验所，对它的评价很高。苏联人接管这里后，更名为“中长铁路科学研究所”，并将很多日本科研人员留用。(www.xing528.com)

新中国建立前夕，就开始与苏联人交涉满铁中央试验所的移交工作。1948年12月31日，中长铁路科学研究所所长克沙列夫根据1948年12月12日所发布的中长铁路公司大连铁路局局长第192号命令，开始移交中长铁路科学研究所。1949年1月14日，关东工专（大连理工大学前身）校长屈伯川带领第一期应化系23名学生，代表政府进驻中长铁路科学研究所进行接管工作。屈伯川因为兼职多，非常忙，所以实际工作一般由王建业、宋满云负责。在中国代表团进入以后，苏联方面召开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会议室内的黑板上还写着“中苏友好”四个字。但实际上，苏联方面一直把中国的资产当成他们的战利品，整个移交工作并不顺利，很多化学试剂和图书资料都被苏联人偷偷运走。

3月初，屈伯川在大连大学校部会议室同苏方共同签订了将中长铁路科学研究所移交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的移交书。移交结束的当天中午，屈伯川在所内二楼会议室摆了宴席，宴请双方所有职工以示庆祝移交完满成功。虽然过程磕磕碰碰，不过满铁中央试验所最终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

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创建伊始就深受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朱德和彭德怀特地来视察工作。参与移交工作的关东工专一期应化系学生也都成为研究助理员，月薪定为12000元关东币，是当时基本工资最高的。1950年5月，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率团来大连视察工作。此后，叶剑英、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先后来过这里视察。

正是因为受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影响，已年逾花甲的丸泽常哉放弃了回日本的机会，继续留在中国贡献自己的余力。丸泽常哉不仅首先表明自己的想法，还诚恳地挽留其他人员。在他的影响下，80多名日本研究员留了下来，而且都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当时，还从南方各地抽调来600多名年轻优秀的科研人员，其中就有郭和夫和楼南泉，他们都是在日本研究员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在研究室里，经常可以见到丸泽常哉同中国研究员讨论问题。因为他为人很本色，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愿意和他交朋友。“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丸泽常哉遭到大连日本侨民组合的批判。1953年12月，丸泽常哉被下放到四川长寿县化工厂。1955年2月，72岁的丸泽常哉回到了日本。

这里不仅记录了历史，也充满了神秘，还有很多逸事。民间一直把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叫做化物所，在大连人心中这里是“科学、文化”的代名词。当年这里的确也曾来过一位了不起的文人。1966年2月，中国科学院郭沫若曾来此视察。在这里，他见到了儿子郭和夫，还特地为化物所题写了一首《水调歌头》。

60年来，先后有800多名科技人员从这里走出大连，数学家陈景润也曾在此工作过。这里一直都是中国科技的摇篮。

中山路畔的三元街（摄于2011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