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大连老街：私塾旧址旁长生街5号的故事

私塾旧址旁长生街5号也藏着一段故事，这家主人叫做曹希舜。据铃木正次《大连回想》记载：1907年，大连街上有中国人14572人；1917年，中国人达到51762人。因为大连正处于上升期，所以劳动力奇缺，便涌入了许多山东人。其中便有曹希舜，他来自山东平度。

辛亥前，还留着辫子的曹希舜从威海坐着摇摇晃晃的小舢板来到大连。那时，他还不满20岁，经亲戚介绍到大连码头扛豆包，用大连老话讲就是扛大包出大力。因为身体单薄，实在吃不消，他便改行做了扎龙灯的营生。扎龙灯只为龙灯节用，一年只有一季的生意，所以也不长远。

天无绝人之路，曹希舜后来在码头旁支起摊子卖起了小米粥。因为码头出苦力的人多，大多是吃住在一起的单身汉，所以客源不断。生意虽小，却非常稳当。不久，他的岳父也来投奔，有了帮手后，生意更是兴隆。曹希舜扮演了吃螃蟹的角色，是大连码头上卖小米粥的第一人。他成功之后，便有人跟着模仿，码头边小米粥摊子慢慢多了起来。毕竟读过两年私塾，脑子活，曹希舜又改卖煮猪下货，正合商道所言：你有我转。

今日长生街5号（摄于2010年12月28日）

曹希舜夫妇摄于华春写真馆（图片由曹隽卿提供）

小米粥、猪下货卖久了，认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便有人出主意建议曹希舜收破烂儿，他试过之后发现果然利润丰厚。翁婿二人住在西岗，正是繁华街道，便开起了“聚盛德破烂庄”（相当于现在的废品公司）。因为收来的废品中有不少棉花，曹希舜也做起了弹棉花的营生。据说，他还是大连改良弹棉花弓子的第一人。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又购置了轧花机。轧花机可以把带棉花籽的生棉制成新棉。由于讲究信誉，“聚盛德破烂庄”的棉花曾远销济南、天津。

不久，许多山东亲戚和老乡来投奔他，其中便有他的外甥韩铭传。韩铭传颇有能力，是曹希舜的膀臂。不久，破烂庄为了加工废铁，又置办了一台小剪板机。因为码头的废船常作废铁处理，韩铭传便通过努力联系到承揽回收废船的生意。他们请来电焊工进行切割，再用切铁机切成小块分堆，然后卖给大连、山东两地的马车队打马掌用。当时，大连罕见汽车，马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大连街上马车店随处可见，剪马掌材料便成了曹希舜事业的起步点。

日本侵占时期，“关东州”居民分五个等级：头等人是日本人，二等人是朝鲜人和台湾人，三等人是“关东州人”，即当地人，也就是所谓的“此地巴子”，四等人是“满洲人”，第五等人才是“海南丢”，即山东人。山东人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被日本人称为“寄留民”^[1]。尽管遭受非人歧视，被污蔑为“铁耗子”，曹希舜仍然对生活充满了希望。20世纪30年代初，“聚盛德破烂庄”因扩建新开路需要动迁，搬到了沙河口区的工业区。

“聚盛德破烂庄”新址旧属三春町15番地，即今长生街1号至5号连同鞍山路41号至45号一带（曹氏后人把这一带统称做长生街5号）。曹希舜买下的这块地近2000平方米，仅建了西面的房子与北面的厂房、账房便重新开张。这时，破烂庄在业务上曹希舜居首，韩铭传居二，其近亲曹景春居三，外人尊称他们为大掌柜、二掌柜和三掌柜。

加工废船的业务量越来越大，小剪板机明显落伍。约1932或1933年间，曹希舜亲赴大阪购置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剪板机，也是大连独一无二的最大剪板机，可以剪断1.2英寸（约3厘米）厚铁板。不久，曹希舜便正式经营专业切铁加工厂“聚盛德切铁工厂”。(www.xing528.com)

长生街5号二楼（摄于2010年12月28日）

曹希舜独资引进大型剪板机，在当时是件颇有影响的大事。机器进厂的那天，围观者众多。机器非常庞大，仅两个大轮子立起来就有一人多高。此后，大连制锁厂、安治川组、原田铁工所等知名企业都成为聚盛德的客户。那时，日本人经营的铁工厂多是有政府背景的大工厂，中国人经营的铁工厂多为家庭小工场。“聚盛德切铁工厂”引进这台机器后，日本启正洋行也立马引进了一台大型剪板机，不过仅能剪到1寸厚。日本投降后，这台机器被苏军作为战利品运到了苏联。

聚盛德切铁工厂大型剪板机的技术标准，不仅在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初，其能力在我国金属冷加工行业仍属前列。有绝对优势的加工能力，就有绝对优势的生产效益。仅仅用了三年时间，曹希舜便还清了机器购置款，并盖起了楼房，即长生街5号。

不过，大连终是日本侵占之地，他们自然要打压中国民族工业。那时，中国工商业者最敏感的便是“经济犯罪”。经济犯罪名目很多，经营中稍不小心便会被冠以“经济犯”的罪名，所遭受的惩罚仅次于“政治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家终于被日本人抓到了把柄。一天，有人来通知曹希舜，让他到警察署接受询问。警察署就相当于鬼门关，进去不分青红皂白都要遭受酷刑。韩铭传怕舅父吃不消，便代替他进了警察署。他前脚刚走，曹希舜便大把地花钱四下托人。韩铭传被保出来时，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尽管受到日本人种种打压，聚盛德切铁工厂依然保持着良性运转，发展迅速，1939年又在沈阳小西边门外购置地皮，开办了分厂。

1940年后，殖民政府对大连华商加紧控制管束，种种条令出笼，其中便有强令执行的“行业组合”。不得已，曹希舜在殖民当局满足其“不得在本厂工人中抓劳工”的条件下，也挂上了“协力工厂”的牌子，便是这个牌子曾保护了不少“海南丢”。

日本侵占时期，围绕着大连船坞、造船会社、南满铁路等大工业需求，大连中小型民族工业也与之相互依存形成了一条紧密的链条。大连解放后，因为日本人留下的工厂设备多被苏军作为战利品运往苏联，因此，大连民族企业与此同时大批倒闭。日本宣布投降后，银行里日本企业的资金全部冻结，造成了相关行业资金紧张。为了维持生意，曹希舜便从永大精米所借来一笔钱，谁知还没过夜就被突然闯进来的俄国人用枪比划着抢走了，为此，曹希舜一病不起。由于历史遗留的一些复杂问题，1946年2月7日，曹希舜因无法忍受残酷的斗争，自杀身亡。

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聚盛德切铁工厂成为运动中心和运动重点对象。由于有人作了伪证，运动结束时，聚盛德切铁工厂被定为严重违法户，最终处理结论是“产不抵债”。1954年，聚盛德切铁工厂所有不动产充公，仅允许曹家人租住南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