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城市四清-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18辑）

市、区领导机关“五反”运动结束后，全市各基层单位“五反”陆续展开。由于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导思想越来越“左”，天津城市社会主义教育也由“五反”逐步演变成解决经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四不清”问题的城市“四清”运动。

市区机关“五反”运动开始后，市委即对基层单位的“五反”运动作了安排。1963年3月6日至15日，市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五反”运动问题，决定把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作为贯彻全年的中心任务。会议决定全市基层企业单位“五反”运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迅速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掀起生产高潮，工业、交通基建单位的增产节约运动以反浪费、查质量、赶先进为中心，财贸单位以改善经营管理为中心，先把生产搞上去；第二阶段结合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整顿制度；第三阶段开展群众性的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运动。市委选择仁立毛纺厂、永利碱厂、中原公司等12个单位作为基层“五反”试点与市区党政机关同期开展运动。6月24日至7月12日，市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决定扩大基层企业单位“五反”运动试点范围，从9月底开始参照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的经验开展第一批基层单位（大型企业和重点企业以及一部分落后企业）的“五反”。但是，从8月初开始，天津市遇到了特大洪水，全市人民投入到紧张的抗洪斗争中，影响了运动的进行。10月市委对全市运动作出新的安排，要求先期开展运动的单位争取尽快结束运动，年底前将运动扩大到全部基层企业单位。

全市基层单位“五反”于1963年12月初开始，重点是工业企业。企业“五反”一般按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首先把增产节约运动切实深入地开展起来，发动群众掀起学比、学、赶、帮、超的“五好”^[6]竞赛，在此基础上进行干部、职工的摸底排队和训练骨干队伍工作，作好开展“五反”运动的准备。第二步，领导干部“洗澡”、“下楼”。组织领导干部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提高认识和觉悟，放手发动群众揭发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改善干群关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第三步，向全体干部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查上当，放包袱”，“洗手洗澡”，团结大多数，孤立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第四步，充分发动群众，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通过进行“三清三查”进一步扩大线索，彻底揭露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按政策进行案件处理。第五步，整改和组织建设，实现企业管理革命化。运动中，为增强广大干部职工对新社会的热爱，认识到“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行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各单位开展了“三忆三比三查”活动，即忆旧社会的苦，比新社会的甜，查阶级感情的变化；忆党的革命传统，比解放军“三八作风”^[7]，查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抵制；忆党对自己的培养，比自己对党的贡献，查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思想。各单位还组织人员编写厂史、社史、家史和个人成长史，用事实进行阶级教育。

由于正处在国民经济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企业生产日益走向正轨的情况下，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对强调阶级斗争感到困惑，对“五反”运动的积极性并不高，运动开展得“不深、不广，缺乏应有的革命声势”，市委因此受到中共中央华北局主要领导的批评。1964年2月8日，根据华北局《关于力争在一九六四年完成工业企业“五反”任务的指示》要求，市委对“五反”运动进行了重新部署，向市内六区各派出一个企业“五反”工作组，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2月28日，市委发出《关于充分发动全体党员积极投入“五反”运动的通知》，要求全市共产党员必须认真学习中央关于“五反”运动的指示精神，在“五反”运动中增强阶级观点，提高阶级觉悟，更加积极地投入“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在基层全面展开后，市委对这些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对照检查中反映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向中央作了汇报。市委认为，在企业领导干部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思想意识、工作作风、阶级观点等方面的问题。由于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各地向中央反映的情况使中央对基层阶级斗争情况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城市“五反”运动的指导思想也越来越“左”。1964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提出搞好“五反”、“社教”是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党和国家不变色的保证。这次会议上还印发了甘肃白银厂在“五反”运动中进行夺权斗争的经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即《后十条》修正草案）、“桃园经验”、“小站经验”相继下发，《后十条》修正草案和这些“经验”都强调了阶级斗争严重性，对天津市“五反”运动产生很大影响。1964年8月28日至9月15日，天津市委召开“五反”工作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对全市“五反”运动进行了重新部署。会议提出，大力收缩基层“五反”单位，将全部已经铺开的967个单位42万多职工压缩到60个单位、10余万职工；决定将“五反”工作队由1500人扩大到5000人，组成6个工作团和9个直属工作队，领导各单位的运动。^[8]基层“五反”运动收缩到部分重点企业后，阶级和阶级斗争在运动中的位置更加突出，运动由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五反”转变为在工作队的领导下进行的解决政治、经济、组织和思想上“四不清”问题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规定“五反”正式改称为“四清”。

天津市城市“四清”运动大体按五个步骤进行：一是广泛宣传“双十条”，对干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发动群众大讲、大议、大揭阶级斗争；二是采用面对面揭发批评、背靠背提意见、工作队个别帮助等形式进行干部“洗手洗澡”；三是对揭发出来的有问题的干部、职工进行重点批判斗争；四是调整和改造各级领导班子和党的各级组织，进行党员鉴定，对犯错误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五是对“不老实接受改造”的“四类分子”和对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破坏活动的人进行批判处理。运动分三批进行：第一批1964年9月开始，1965年7月结束；第二批从1965年8月开始，1966年5月结束；第三批运动原计划在1966年6月开始，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运动也随即停止。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城市“四清”运动中对两类矛盾的混淆更加严重。运动中，各单位进行了职工阶级登记，对职工的阶级成分进行了复议，许多劳动模范、生产能手被错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许多非原则性的问题被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甚至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也被定性为阶级报复。城市“四清”中最典型的案件就是蒋树樟案。蒋树樟是原和平皮件厂私方副厂长。1963年7月其子与邻居阎洪学（和平皮件厂工人）发生纠纷，将阎洪学打伤。南开区东南角派出所以打架斗殴进行了调解处理，判定由蒋树樟负担阎洪学大部分医药费。阎洪学提出由蒋树樟负担因伤歇班期间的工资，遭到拒绝，起诉至法院。因阎洪学和工厂其他部分工人认为这是阶级报复，法院对此案进行了慎重的调查，认定此案不属阶级报复性质，判决由蒋树樟负担阎洪学的医药费和因伤休假期间的工资。但是，此案的调查和讨论一直没有间断。1964年9月市委监委作出《关于和平皮件厂资本家蒋树樟纵子殴打工人阎洪学案件的检查处理报告》，将案件定性为阶级报复，对参与处理此案的人员进行了处理。10月10日，市委办公厅、宣传部联合下文，决定在全民中广泛组织对这一案件的宣传和讨论。受此影响，许多类似案件被定性为阶级报复。1965年1月“二十三条”下发后，市委对运动情况进行了检查，对运动中发生的依靠干部大多数不够、斗争面过宽、斗争方式简单粗暴等问题进行了纠正，但是由于“二十三条”提出了“整顿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天津城市“四清”发生了更大的偏差。1965年5月市委监委《关于查处不法资本家蒋树樟进行阶级报复案件的总结报告》中提出，“和平皮件厂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是得到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庇护和纵容的，因此要斗倒不法资本家首先必须解决好党内的问题。”

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动体现了党希望通过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解决经济管理问题，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良好愿望，在如何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整顿干部作风、打击贪污偷盗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造成经济管理方面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干部作风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党缺乏领导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中的高速度，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管理经济的经验不足，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和民主决策机制的不健全，必然会引发经济管理中出现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时，以往革命战争时期重视阶级斗争和善于领导阶级斗争的历史特点很容易发挥作用，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看成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沿用过去熟习的进行大规模狂风暴雨式群众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五反”到“四清”，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阶级斗争的重视不断升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被不断夸大，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被看成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再加上民主法制的不健全，很多干部职工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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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

[2]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

[3]指查找问题。

[4]指群众对问题公开发表意见。

[5]1963年3月18日，《市委关于高级领导机关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第一次动员报告》。

[6]“五好”分为“五好”企业、“五好”班组和“五好”职工。“五好”企业的标准为政治工作好，计划完成好，企业管理好，生活管理好，干部作风好；“五好”班组的标准为政治工作好，完成任务好，遵守纪律好，经常学习好，团结互助好；“五好”职工的标准为政治思想好，完成任务好，遵守纪律好，经常学习好，团结互助好。

[7]毛泽东把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通称“三八作风”。

[8]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