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1966年支边青年赴云南参加边疆建设

1月12日，《天津晚报》报道说：最近，天津组成三个慰问团奔赴内蒙古、山西和宁夏等地慰问天津知青并与他们共度春节。参加慰问的有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劳动局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知青家长以及文艺团体约100人，并于15日起程。

17日，天津市副市长杨拯民接见参加西藏建设的天津支边青年。西藏招生工作组负责人傅远振、市妇联副主任张化四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接见。天津市批准一批参加西藏建设的知青将于春节后出发。其中，家住红桥区的社会支边青年19岁的王宝贵，响应党“知识青年到边疆去”的号召，报名去西藏军区后勤部所属的工厂。同年10月，被分配在昌都地区波密县的机械厂从事钳工，专为驻藏部队维修大炮。在文艺演出队与藏族姑娘次尼拉姆相识并结为夫妇，还有了两个大胖小子。后来赴藏人员大规模撤返内地时，宝贵因父亲无人照顾，拿了安家费，携妻牵子重返故里。乡亲们见到宝贵都伸出大拇指夸奖说：“宝贵是个有福气的人，王老汉晚年更是有福份，不但儿子领来回个漂亮的藏族媳妇，还带回两个大孙子，家什物件带回不少，一回来就有现成的房子住。王老汉的儿子不白养呀！”宝贵被安排在天津石化机械厂工作，妻子次尼拉姆还被选为大港区政协委员。

21日（春节），天津市慰问团抵宁夏慰问天津知青，随团的市及红桥区的文艺团体在宁慰问演出。宁夏回族自治区候补书记杨一木也率代表团慰问了天津知青。

同日，《天津日报》发表新闻消息《参加宁夏建设的天津知识青年满怀信心迎新年》。

25日下午，河北省副省长郭芳接见回津过节和学习的天津知青，天津市人委副秘书长李文全陪同接见。被接见的是1965年8月到任县永福庄大队插队落户的天津青年。他们中间有40多人评为“五好”社员，两个小组评为“五好”集体。

27日，据《天津日报》报道：“上午，天津市副市长杨拯民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青年家长们到车站为他们送行。这部分知青大多数是工人、干部子女，都是初、高中毕业生。离津时，青年们在和家长们告别的时候，不少家长都嘱咐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听党的话。去西藏支边的青年王桂凤临行前她父亲对她说：‘要记住，你是盐工的女儿，无论到哪里！都要听党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28日，《天津日报》以《这些娃娃信得过——记天津知识青年在山西临猗县陆喜营贫下中农中扎根》为题，介绍了肖楚、卫瑞林等人的事迹。五十五中学初中毕业生卫瑞林，因“小资本家”的家庭出身，考高中落榜。为减轻家庭负担，他报名去山西。当地并没有因为他出身不好而歧视他，因为他工作努力，不久当选为小队干部、大队民兵营的连长，队中的马车归他赶。他与同乡王学云（地主出身）在工作中产生爱情并结为夫妇。人们打趣地说：“你们是‘工农’结合（指出身：‘工’资本家；‘农’地主）门当户对、多么好的一对呀！”后来，他们均选调到地区公路处工作，直至退休。

2月7日，河北省举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当选主席团的有王培珍、邢燕子、侯隽、赵耘等人。

9日，天津市在中国大戏院举行大会，欢送1400名支边青年和青年干部赴云南参加边疆建设。参加大会的有关单位人员达1700多人。副市长路达到会并讲话。河东区诚友庄一中李晓毅、红桥区铃铛阁中学房旭东分别代表赴云南青年发言。这批支边青年来自河东、河北、和平、塘沽、新河、北塘、汉沽等地的天津六中、三十二中、七十二中、八十六中、塘沽二中、塘沽五中、第二财校、二九一技校，以及天津医药公司、天津文化站、天津百货公司等学校和单位，从10日起分批出发。

10日至17日，1400多名支边青年赴云南参加建设，他们胸戴“云南财贸职工”的塑料徽章陆续分批出发，在东站乘火车南下，前往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所属邱北、西畴、广南、文山、红河、富宁、临沧等县计480人。他们包括阎金仲、夏鸣远、张和平、李禄新、侯利望、卞惠英等人。天津86中学初二年级有学生团支部书记12人，除一位因家庭特殊困难没有支边外，11名都去了云南。行前他们合影留念。其中，阎金仲曾任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旅游局长，李禄新（大沽路中学初二学生）在富宁县是闻名的“庄稼医生”，黑道“克星”张和平曾任砚山县公安局长。72中学的团支部书记侯利望被分配在仓库，负责化肥农药的出进库。因劳动条件差，久之双目失明。后发展到不能上班，只拿工资的70%，生活贫困，全部家当只值300元。文山知青省亲，他的遭遇震惊津门，各界纷纷予以资助。另外，有一位知青因想家，赴云南中途精神崩溃，从火车窗跳出，轧断双腿；另一位刚离开天津的知青因太想家而疯，被送回天津。

陶宗平、苏桂荣、郭万胜、吴英、王德强等约1000余人去了云南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分配到弥勒县80多人，分配到开远市108人。这些人均在百货公司和供销社等单位工作。其中，天津学生王德强在弥勒县百货公司任售货员、采购员，熟练地掌握了营销经验。后调到河北绕阳，他从200元起家经营帽子，经过10余年打拼，创建了一家6000万资产的企业，人称“帽子王”驰名津门。

本月，河北区人委组织支边青年家属代表团，赴甘肃农建十一师慰问考察。有一批天津知青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在青年队集训三个月后分配到连队。之后不久，许多人调往夏子街三十五团从事开荒、挖渠工作。

3月8日，赴西藏支边青年启程，31名直抵拉萨。现家居美国的天津支边青年徐先生回忆说：“32人中有1人是北京的。后来，这批人进藏后分配到昌都水泥厂、扎木机械厂、更张林场、拉萨水泥厂、军械修理厂等单位”。

23日至4月7日，中共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结合安置工作推广业余教育和试办半农半读学校”座谈会，提出，把青年组织起来，开展业余学习，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4月1日《天津晚报》发表侯隽的文章，题为《我是怎样和农民结合的》。

9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省会迁往保定市。

本月，天津市红桥、和平、河西、河东等区妇联分别举行知青家长代表会，号召广大知青家长支持子女走革命道路。天津市副市长杨拯民、市妇联副主任张化四参加了红桥区知青家长代表会。

与此同时，河北区下乡知青共650人，其中分配到新疆农建十一师和八一云母加工厂的有422人；去甘肃二连、老寺庙等农场的有228人。

5月3日，《天津日报》发表《知识青年的光明大道》的短评。

同日，一批天津知青200多人前往内蒙古巴盟五原县关林等公社插队。天津市在第三人民文化宫举行欢送大会，市长胡昭衡到会。副市长杨拯民、市委秘书长李文全等到车站送行。至此，到内蒙古五原县的天津知青总数达1500人。

7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林彪（简称《五七指示》），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决议，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同日，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讨论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决定成立天津市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并且，中共天津市委转发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天津日报》发表社论《立即投入文化大革命的火热斗争中去》。

18日，由宁夏农建十三师三团的两位副团长、有关人员以及第一批20名支宁青年代表为主组成了“接兵团”，回津向家乡领导和亲人汇报。他们住在渤海大楼，天津市副市长杨拯民等有关领导在当时鞍山道的天津日报社听取了知青代表的汇报。代表团还向有关学校和街道作了多场报告。接兵团成员两人一组分配到相关街道，包干街道所辖内学生的报名与批准工作，并随专列火车返宁负责安全管理。

21日，团市委和市学联举行“庆祝改革高考制度大会”。

25日，本市赴新疆、甘肃、宁夏社会知青汇报团回津汇报工作。副市长杨拯民、市委组织部长马瑞华等领导接见了他们，并与之亲切交谈。随行的有甘肃农建十一师战士演出队。该演出队共35人，天津籍的11人。地点设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前后汇报演出20多天，有时一天演出两场。节目反映大西北人文特色，令人耳目一新。如：“送你一杯戈壁滩上的茶”等等。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演员受到明星一样的追捧。同时，甘肃农建十一师在惠中饭店设立招兵站。

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十几名学生在圆明园废墟上集会，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青年近卫军那样组织起来，并取名为“红卫兵”。最初的红卫兵组织由此产生。

本月，有600多名天津知青奔赴甘肃农建十一师。两天之后，又有600多名社会知识青年奔赴宁夏农建十三师；另有800多名天津知青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边疆建设。

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几十名学生率先提出“彻底砸烂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她们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信中写道：“高中毕业生应该到工农兵中去与工农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这是一条新路，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我们一定要，并且一定能走出这条无产阶级自己的路。”“亲爱的党呵，敬爱的毛主席，最艰苦的地方，要派毛主席身边的青年去。我们整装待发，就等着您一声令下。”

10日，一批天津社会知青去甘肃农建十一师七团，其中有民国总统冯国璋的孙女冯幸耘。

12日，宁夏接兵团接到第二批600余名红桥区各街道的天津社会知青。天津市副市长杨拯民等领导亲自到车站送行。他们被分配到一营的一、二、四连，二营的六连，三营的十一、十三、十四、十五连。

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说：“现行的招生考试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法，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业务第一，分数挂帅。”提出废除现行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本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变教育制度》。

21日，天津十六中部分学生散发《给全市革命青年的一封信》。十六中事件是天津“文革”运动开始的标志。

27日，高教部发出通知：因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和1967年研究生招生工作暂停。

本月，“四清”工作队来到袁世凯后裔袁弘哲家，宣读“搜查令”，街道、学校的人也来“抄国宝”。

7月12日，一批天津知青近千人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187等团。其中，家住西沽街的天津中华服装厂19岁女职工刘军，得知小学六年级学生15岁的弟弟，报名被批准去新疆军垦，出于好奇前往街道大院观看。见出出进进的均是刚穿上军装的青年男女深受感染，当即报名，亦被录取，与弟弟一起着绿色军装回家。1937年参加革命的父亲知道姐弟俩将远行，劝妻子、并叮嘱孩子们说：“我们做父母的应该高兴，这很像我的孩子，有志气、有抱负、有胆量，是革命的后代。到了边疆一定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建设好边疆，保卫好边疆。”

15日，天津一批社会青年报名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南开区的大都安置在准葛尔盆地南缘的菜家湖——农六师103团和农十师184团。其中，天津学生于云涛，仅15岁就来到103团，曾任拖拉机手、文艺宣传队演员、解放军战士、教师、宣传干事、群艺馆馆长等职。他自幼受家庭熏陶喜爱美术，发奋钻研，劳动之余画有大量素描，先自学后入鲁艺深造。绘有《塞上初雪》、《秋天里的歌》、《塞外琴声》、《瀚海驼铃》等作品，曾两次来津在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银灰色的草原》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梦想天堂》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于云涛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美术协会主席、石河子文联主席等职。

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自1966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本年度录取新生时间，从1967年1月1日开始，而实际招生工作并未进行。全国高等院校从此停止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www.xing528.com)

同日，和平区数百名知青赴甘肃农建十一师参加边疆建设。另有河东区189名前去。

本月底，又有一批社会青年和在校学生开赴甘肃的武威、张掖等地区，有些是尚未毕业的中学在校生，年龄小的仅十四五岁。其中“戈壁军垦三姐妹”分别是张秀琴17岁、张志红15岁、张秀明13岁，她们是一起到农建十一师三团十一连务农的。另有，300多名天津知青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187团，他们中最大的年龄20岁，最小的是带红领巾的小学毕业生。据有关部门统计，天津市动员到新疆、甘肃、内蒙古的知青已达1万余人。

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贴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血统论的观点流行一时。

七八月间，天津形势恶化。大规模武斗连续不断，部分上山下乡知青和支边内地职工家属返津，不断冲击各级生产领导班子。很多人一直留在当地，参与地方“文革”。据说宁夏农建十三师的天津知青中有相当一批人在武斗中身亡或失踪。

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在一份大字报中提出“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表示热烈的支持”。消息传出后，首都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纷纷成立起“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等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

同日，天津市800多名知青奔赴甘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5日，一批天津知青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其中，有“三姐妹”前往天山脚下。她们是大姐姜振环、二姐姜振丽、小妹姜振琪。她们被分配在农六师103团某连。二姐姜振丽和小妹姜振琪先后调回天津，唯独大姐姜振环在新疆兵团芳草湖农场从事教育35载，曾荣获国家教育部、人事部授予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直至2001年退休，才返津与家人团聚。

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提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10日，许多学校停课，在校生厌卷造反生活，纷纷去街道报名，赴甘肃农建十一师农一团、农三团和农七团。

12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等人又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接着，20日又集会发表讲演，血统论的宣传不断升级。

18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北大附中红卫兵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从此红卫兵风靡全国。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后出现全国性的大串联。

22日，《天津农民报》报道说：全区（指天津地区）各中学生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到农村参加劳动。

23日，一批天津知青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分配到187团的有350人。至此，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总人数达到9000人。其中，天津知青刘金荣在该团政治处，因成立值班连队，又将其调入女一排“丫头班”担任班长。她农忙时搞生产、冬闲时搞军训，带出了一个过硬班；后任排长、副连长等职。1973年秋代表新疆兵团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射击和军事三项比赛，在女子3×20半自动步枪项目中夺得全军第二名，荣获银牌。大家夸奖说：“她是军垦战士的神枪手、187团的女豪杰、北屯十师的金凤凰。”

另外，天津音乐学院附中学生杜滨，在187团支边8年。担任过新疆军区文工团创作员，后调河北省工作，任唐山歌舞团副团长、团长兼党支部书记；省歌舞剧院副院长、院长；省音协副主席等职。他参与音乐创作的主要作品有：舞剧《轩辕皇帝》、评剧《胡风汉月》曾获文化部音乐创作奖和文化大奖；他创作的歌曲《拉萨河》、《走进敦煌》连摘中国音协两届金钟奖。

25日，天津中学红卫兵等7万多人在海河中心广场集会“庆祝文化大革命”，并通过了给毛泽东主席的致敬电。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同日，天津支边青年、新疆奇台农场八户地水库工地卫生所医生王家瑞，在“四清”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触动，因不堪遭受逼供信而服大量安眠药，经抢救无效死亡。

30日，天津红桥区组成第三批赴宁夏农建十三师知青，他们被分到一营的三、五连和二营的七、八、十连。一营的五连和二营的六连全部是天津知青。第二、第三批知青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正上小学五六年级就报名去宁夏了。

另外，六盘山的林三师也有同年赴宁的天津知青，具体人数不详。至此，天津去宁夏的知青总数达到2000人。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介绍大连海运学院的学生以红军为榜样，步行两千里来到北京。从此，铁路运输紧张，步行串联出现热潮。

11月6日，中学红卫兵成立了“天津市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

7日，《天津日报》发表赵耘日记摘抄，还发表了《东郊区干部、社员开展向赵耘学习活动》的新闻通讯。

26日，一批（约1000人）天津知青接到通知，乘专列奔赴甘肃农建十一师。其中“社青”占大部分，其余是在校的初、高中学生。

29日，专列到达玉门车站，被安置在农建十一师第一团和第一牧场（肃北鱼儿红牧场）。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天津出发的最后一批赴甘肃的知青。

其中，赴甘肃农建十一师的天津知青中也出现许多杰出人物：女战士许瑞兰，曾任十一师七团十一连“铁姑娘排”排长，她坚守岗位，带头“抓革命、促生产”，以出色的业绩，荣获兰州军区、甘肃省委的嘉奖；被推选为党的九大代表，光荣地参加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后来她走上领导岗位，被选为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委常委，成为知青学习的榜样。

农建十一师八团六营女战士田毅，她扎根边疆的事迹被写成《戈壁红柳》的文章，后被选入甘肃省小学语文教课书中，对一代青少年学生产生深刻影响。田毅被天津市树为“发扬艰苦创业精神，立志为开发、振兴祖国边疆而奉献青春”的知青楷模被广泛宣传。她曾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甘肃武威市政协主席等。至此，天津赴甘肃的社会青年与知青总数为1.1万人。

本月，大约2000名天津知青自愿报名，到西藏农建师参加垦荒工作。

西藏农建师的前身为1952年进藏部队创立的八一农场。1959年扩大到8个农场，其中有拉萨市郊的澎湃农场等。196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藏农建师（俗称建设兵团）。从4月至9月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干部战士三批2035名，在距拉萨300公里的波密县易贡湖畔建团发挥了榜样作用。1969年列编由西藏军分区领导，下辖9个团；有耕地9万亩、草原76万亩，还有果园、茶园等；当地属于亚热带气候，盛产水稻、山梨、苹果、茶叶等。1975年西藏农建师撤消。

12月9日，《人民日报》为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30周年，发表了《同工农结合是知识青年的历史道路》的社论，提出：“不仅中学毕业要当农民，大学毕业也要当农民，不仅农村的知识青年要当农民，城市的知识青年也要下乡上山当农民。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培植共产主义萌芽的伟大壮举。”

本年，据有关部门统计，赴甘肃支边青年总数为3000人左右。红桥区从1964年至1966年去宁夏的知青人数为829名；和平区从1962年至1966年下乡上山知青总数为5368名。根据天津市劳动局统计，1955年至1966年，计11年，共动员5万多人上山下乡，其中到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农村插队、农林场插场的有2.8万人；到新疆、甘肃、宁夏等省、自治区兵团的有2.2万人。

与此同时，宁夏十三师部分天津知青参加了“四清”工作队。他们到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中先后有多批被作为骨干选派到银川棉纺厂、十三师糖厂、灰沙砖厂、大武口砖厂等单位工作。

小　结

1.继续动员知青支边，方向是西藏、新疆、宁夏、甘肃、内蒙等地。

2.天津组织三个慰问团，奔赴内蒙古、山西、宁夏慰问天津知青。

3.国务院批转教育部《请示报告》改革教育制度，废除现有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

4.“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抄家、批斗、串联、武斗等运动的过程。

5.本年度天津市实际迁出人口10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