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安置城市下乡青年行动及天津市动员参农工作概况

1月9日，根据有关部门统计：1964年初至今，天津市已有1.4万多名知青奔赴农村和边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2日，《天津日报》以《革命青年志在四方》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一是《在农村扎根——记宝坻县万安庄民会庄大队的下乡知识青年》，介绍刘凤琴等18名天津知青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受到好评的事迹；二是《第一次劳动》，介绍天津市河北区鸿顺里知青张淑媛、赵爱玲在里自沽农场参加劳动的感受；三是《是谁给寄来的毛泽东选集》，介绍天津知青赵洪云、赵洪发收到天津市建华织带厂五好职工郑玉英寄来的《毛泽东选集》等情况，以及在农村的学习与生活。

31日，《天津日报》报道，春节前，天津市长胡昭衡和团市委收到新疆伊犁州人委农牧处会计训练班全体学员的来信，向家乡人民汇报半年以来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市长与团市委分别回信鼓励他们安心学习，扎根边疆建设边疆。

同日，《天津晚报》刊登南开中学赴新疆知青、伊犁州人委农牧处会计训练班团总支副书记蔡燕1964年12月25日给团市委的信及团市委在1965年1月25日的回信。

2月6日，市教育局、团市委等单位联合在光明电影院举行下乡知青联欢会。参加联欢的有下乡插队和支林等方面的知青代表和家长1300多人。

8日至2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召开安置工作会议。

18日，新华社报道说，1964年全国又有30万名城市知青下乡上山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这批下乡知青，绝大部分是成组结队到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安家落户的，有少部分到国营的农、林、牧、渔场参加生产。他们落户的地区，大部分是重点建设的山区和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地区。

开春，针对“成分论”问题，许多学校传达彭真“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重要讲话。

3月4日、6日、7日和9日，天津电视台分别邀请宝坻县万安庄民会庄大队天津知青赵爱玲、宁河县苗庄公社苗庄大队天津知青龚燕、武清县豆张庄东辛庄大队天津知青王钢、宝坻县大钟庄公社小于庄大队天津知青孟金梅等人畅谈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情况和体会。

12日，河北省贫下中农、农业先进生产者、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天津隆重开幕。知青代表邢燕子、赵耘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期间，周恩来总理接见全体代表，李先念副总理到会，并作重要报告。

18日，《天津日报》发表《与贫下中农共呼吸——访在农村落户八年的天津知识青年赵耘》的文章，介绍赵耘的事迹。

26日，天津市长胡昭衡在天津市第五届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报告中说：“我市共有14000多人分别到农村安家落户或奔赴甘肃、新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本月，天津市委决定建立“天津市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天津市动员青年参加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区也建立了相应机构。

与此同时，天津市邀请赵耘、邢燕子、侯隽等举行报告会，许多在校生参加会议。报告人的现身说法，使与会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到农村去不会‘屈才’”。

4月2日至8日，天津市召开社会知青第二次代表会议。南郊区、盘山林场、甘肃农建十一师等单位的知青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团市委副书记王仁作了题为《社会知识青年革命化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会议动员社会知青到农村、到边疆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4日，《人民日报》答读者问：“在学校中应该怎样对待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时指出：判断一个学生政治上是不是进步，主要应该看他本人的实际表现，不能以他的家庭出身作为主要根据。人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却可以选择自己要走的政治道路。对待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律采取歧视的态度。对待绝大多数表现好的和表现一般的，都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帮助他们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把他们同地主、富农、资本家一样看待。

6日，团中央研讨共青团在知青工作中的任务，提出，“必须把做好下乡青年的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注意引导下乡青年向贫下中农学习，帮助他们苦练农业劳动的基本功”，“做到负责到底，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拿出必要的力量，抓典型，总结经验协同有关部门采取有效形式和方法，推动这一工作的开展”。

同日，天津市妇女联合会召开各级妇联干部和街道妇代会积极分子大会。与会代表达2000余人。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路达出席并讲话。市妇联副主任张化四在会上作报告，号召妇联组织积极支援知青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9日，《天津日报》发表《我爱上了戈壁滩》的文章，介绍天津知青郭永兰。同时发表《教女儿走革命的路——记塘沽盐场工人刘宝夫妇送女儿去甘肃》的文章。该报分别在18日、21日、22日连续三天报道参加甘肃生产建设的天津社会知青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情况。

10日，天津市妇联召开街道妇女代表积极分子大会，号召支持青年下乡上山的革命行动。

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说：1964年全国动员下乡、回乡人员共68万余人，其中知青32万人、退伍兵2.9万人、闲散劳动力及其家属24.3万余人，农村有家可归的城镇居民8.7万余人。《报告》体现了周恩来五点方向性指示：一、以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二、今年计划下乡54万人；三、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四、各地应立即结合15年农业规划和一、二、三线建设规划着手编制15年安置规划；五、动员城市知青和闲散劳动力的上山下乡，必须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中。

23日，天津各界群众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举行大会，欢送1965年首批400名社会知青赴新疆参加建设，副市长杨拯民到会并讲话。

25日，400名社会知青（绝大多数是女性，年龄大的不过22岁，小的只有十三四岁）在东站上车，副市长杨拯民到车站送行。经过6天跋涉到达新疆，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云母厂等单位。他们“住土坯房、吃黑窝头”，新战士的工资为26.25元。后来许多人都与当地人民融合了。行前，市府举行欢送大会。杨拯民副市长为远行者戴大红花，人声鼎沸，锣鼓喧天。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立于1954年12月，经中共西北局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总谋参部批准成立，当时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下辖8个农业师，43个农、牧团场。兵团司令陶峙岳、政委王恩茂。兵团前身是1950年进疆部队，那时开垦耕地83万亩。主要有石河子垦区、塔里木盆地垦区、北疆准葛尔，以及伊犁博乐、塔城、阿尔泰等地，那里盛产棉花、甜菜、哈密瓜、葡萄、香梨、啤酒花、驼绒等农副产品。生产建设兵团建设了大批工厂、生产基地。工业生产方面有钢铁、煤炭、化肥、毛纺、皮革造纸等工业和日用商品。

28日，国务院批转《关于1965年安置计划的报告》核定当年下乡、回乡总人数为54.3万人。

同日，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动员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建设若干问题的解决意见》。

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热情关怀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的长篇社论。提出：“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方针。要求各地区、各级领导要列入议事日程，要认真讨论、决定、实施、检查，发现了经验就要推广，发现了问题就要解决，使上山下乡运动健康发展。

8日，财政部、农业银行对1965年安置经费管理作出规定：专款专用“插队人员安置经费的平均定额。单身插队的，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上山下乡新建集体所有制的生产队（场）每人400元；成户插队的，南方每人160元，北方每人180元；跨省插队的每人另加旅运费20元。”

10日，天津市召开第二次参加社会主义边疆建设广播动员大会，号召奔赴新疆和甘肃参加支援边疆建设。

18日，800名社会知青出发赴甘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副市长王培仁到东站送行。其中东郊区、北郊区去200多人，他们被分配在农一团十二连。这个连队后来被兰州军区评为“四好连队”，曾经参加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四0四工程。

26日，《天津日报》在第四版发表天津支边知青田荣芳、孙丽辉共同创作的《换来边疆花常开》诗歌，同时，刊登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的天津知青劳动场面的图片。

28日，700名社会知青赴甘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29日，800多名社会知青从天津出发，集体奔赴甘肃农建十一师七团，参加边疆建设。

6月5日，《天津日报》刊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干部部副部长邸舟撰写的《天津知识青年，新疆欢迎你们》文章。同一日，《天津日报》还刊登两封新疆来信。一封是在新疆乌鲁木齐云母厂工作的郭静、李美棠（1965年4月25日天津赴疆的知青）写的：另一封是新疆伊犁巩乃斯种羊场团委工作的魏香珍（1964年6月14日天津赴疆的知青）写的，他们分别介绍了各自在新疆的工作与学习情况。

8日，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改进1965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指出，本年招生的有关事项除按上年的规定实行外，还必须正确对待学生家庭出身和本人表现，正确处理政治和学业的关系。选择新生，应该主要看学生本人的表现，不搞唯成分论。对于政治、学业、健康三方面条件的均合格的学生，按照报考志愿的顺序和考试成绩的高低，分段择优录取；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不再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近时，优先录取。动员各方面条件好的学生积极报考重点学校，优先保证重点学校新生质量。1965年，全国高等学校实际招收新生16.4万人。

10日，高等教育部公布《关于1965年高等学校招考新生的规定》，规定说：为了培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使他们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高等学校的招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严肃认真地挑选政治思想好、学业成绩好、身体健康的新生入学，按质按量完成招生任务。而这一年政审作为升学的重要条件大为严格，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挡在升学的大门之外。其中有不少“家庭问题严重”的学生，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建设。

16日，天津市文化局组织150多名文艺工作者组成农村文化工作队，分为四个队陆续下乡。

19日，《天津日报》报道：最近本市有100多所中小学的近10万名师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累计达90万个劳动日。

24日，900多名知青“英姿勃发朝气蓬勃的海河儿女身穿绿军装、胸戴大红花”，奔赴新疆阿拉山口附近的博尔塔蒙古自治州，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八十三团、八十九团、九十团、工程支队等，参加垦荒建设。临行前，天津市人委副秘书长李文全、市劳动局局长张高峰、市妇联副主任张化四，以及新疆兵团干部部副部长邸舟和正在天津出差的甘肃农十一师副师长张兴汉到车站送行。

25日至28日，华北局安置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天津（河北省会）的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参加。会议认为：“必须继续贯彻以插队为主的方针，从支援农业、支援三线建设和备战的要求出发，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动员安置计划。”

29日，又有850名社会知青动身，奔赴甘肃农十一师参加建设。在张掖有400人去了老寺庙的农四团，其他于7月3日抵达祁连山下的塞外小镇——玉门镇，被分配到农二团。其中，农二团六连就是由286名天津社会知青组建的新连队。

7月5日，周恩来、陈毅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看望上海知青连的知青。周恩来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向组织交代清楚他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

8日，一批近千名天津知青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181、183、187和工程等团，其中分配到187团的有263人。专列行抵哈密站停车时间较长。中队长陶家瑞、孙逊以及战士只大华等跳下车，用鹅卵石在附近的山包上摆出“志在边疆”四个大字。其中，范树林被分配到工程团任卫生员4年，他钻研医术，力求精湛。后入伍从医，调任新疆军区十五医院主治面部神经麻痹军医。工作之余他为驻地马苏县回民巷民众看病，足迹踏遍家家户户，驱赶病魔，为当地民众带来健康。当地民众说：“范医生，您要转业的话，转到回民巷来，我们给你盖房子，用伊斯兰教最隆重的礼节欢迎你落户。”

16日，一批天津知青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188、187团等单位。另有小白楼、民园街的96名知青分配在哈密红星二场。

17日，天津市第一教育局和团市委联合在体育馆举行“一九六五年度高初中毕业生毕业报告会”。会上，副市长杨拯民向1万多名应届初中毕业生作报告。他提出：毕业生“到内地、西北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计划今年不产生社会青年”。并号召学生要做到“一颗红心，多种准备。”

同一天，《天津日报》刊登《富饶的五原》的文章。

23日，河北省副省长郭芳接见14名天津下乡知青，他们是1962年到天津专区农村插队落户的。

25日，天津市举行盛大欢送大会，欢送1100多名本市应届毕业生到内蒙古插队落户。天津市市长胡昭衡出席大会并讲话，专门到天津迎接天津知青的中共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盟委副书记郭全德、中共内蒙古五原县县委副书记高文厚出席大会并讲话。在会上，他们介绍了五原县的情况。冷洁代表知青发言。这是天津首批知青大规模跨省插队内蒙古的一次重大行动。市里在国民饭店为每人发放花棉被、蓝棉衣、棉帽子等物。

同日，《天津日报》第二版刊登图片和短文，以《天津知青们，河套平原欢迎你们！》为题，介绍内蒙古五原县的情况。

28日，昝振英、杨勃森、庞志珍、张金英等天津二十六中、诚友庄第二中学等多所学校的中学毕业生760名起程，乘专列奔赴内蒙古五原县。副市长杨拯民等到车站送行。一路上，知青高唱《奔向内蒙奔向五原》《河套平原好风光》等歌曲，并受到各地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热烈迎接。抵达集宁时，中共集宁市委副书记王士明、集宁市副市长苗丰安以及数百名各族青年到站迎接。(www.xing528.com)

三十八中初中学生、女团员张金英，积极响应国家下乡号召带头报名。可下乡的申请书必须有家长签字才能算数。学校不收家长不同意的申请书。她与爸爸、妈妈讲了她要去下乡的想法。妈妈一听就急了，先是一巴掌，接着说：“不许去！”“你7岁时得了肺结核险些丧命。你的身体一直都很差，怎么能受得了乡下的艰苦呢？”她坚持自己的观点，以不吃不喝不睡觉来抗议。心疼女儿的妈妈见女儿吃了秤砣铁了心，很难过地说：“这可是你提出来的，要去就要在那里坚持下去，可不能半途而废！”家长只好同意在申请书上签字。张金英终于成为班里13名下乡知青的一位。她在胜丰公社插队，一干就是7年。她曾被评为五原县知青标兵，参加过北京军区巴盟前指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经17个公社推荐，到天津轻工学院读书。

29日上午，抵达呼和浩特市时，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沈新发、呼和浩特市副市长杨经纬以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及2000多名各族青年到站迎接并在车站的林荫广场举行了欢迎大会。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沈新发致欢迎词，天津劳动局局长张高峰以及下乡知青家长代表汤坤生、十六中应届高中毕业生袁明礼等分别在大会上讲话。随后组织联欢，内蒙古歌舞团、呼市红领巾艺术团等文艺团体演出了精彩节目。当晚，抵达包头市时，包头市副市长王西等负责人及近千名青年学生到站迎接。这批知青总团长是天津劳动局局长张高峰。随团记者是著名记者方凌（现在香港定居），他拍摄了大量的纪实照片。

30日，天津市首批760多名知青于当日上午抵达五原县。巴彦淖尔盟副盟长马志方、中共五原县县委副书记阎恒德、五原县副县长丁萍到站迎接，只有1万多人的县城就有8000多人夹道欢迎天津知青的到来。

在五原县领导欢迎知青大会上，天津知青陪同团团长张高峰（是位老革命，也是文字和演讲水平俱佳的文人）即席作爬山歌一首——“玉茭子开花半中腰，天津娃娃就把那后大套相中了”，并充满激情地说：“你们是金娃娃、银娃娃……”

8月2日至3日，天津两批应届中学毕业生共430人奔赴内蒙古五原县，至此，天津赴内蒙古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的1100多名知青全部出发。

7日，《天津日报》发表随行记者撰写的文章《理想的力量——随天津知识青年赴内蒙古途中散记》。记者通过亲历知青专列7号车厢，介绍了天津市20中毕业生张维刚、马仁泉、卢秀英、余娜英、汤剑平等人的情况。

同日，天津电视台拍摄的天津知青在祖国边疆参加生产建设的电视新闻片“天津青年在边疆”当晚播出。

15日，天津13中学等多所学校学生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103团参加边疆建设。其中1973年，农六师103团天津第13中学高中毕业生周春山带病坚持抢修被洪水冲垮的干渠，不幸以身殉职。他生前曾任103团东山煤矿小学教员、二连文书、团支部书记等职；他赶过毛驴车，挥过砍土曼。103团追认他为中共党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

21日，市委、市人委联合召开城市医务人员下乡动员大会。

24日，《天津日报》刊登图片介绍在内蒙古五原县的天津知青情况。五原县有89个生产队接受了天津市知青插队落户。其中，天津二十六中初中毕业生昝振英，在五原县海子堰公社先锋大队第三生产队插队落户，不久，被选为生产队政治队长。1969年，她参加了建国20周年国庆观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毛主席等人的亲切接见。1970年《内蒙古日报》以《广阔天地炼红心》为题刊登文章，报道了她的先进事迹。而后，她相继担任五原机械厂副厂长、巴盟面粉机械厂副厂长、共青团巴彦淖尔盟委员会书记、巴彦淖尔盟副盟长、内蒙古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等职，直至退休。

据说，天津市长胡昭衡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部长，是乌兰夫主席的老部下。应乌兰夫主席特别指示要从天津选调两千人做为后备干部，以提高巴彦淖尔盟农村干部的文化素质。“文革”期间，这批1965年插队的老知青，被视为是乌兰夫“投修叛国”的黑班底，无论选调、上学、回城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26日，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杨亦周，天津市副市长杨拯民接见天津市应届初中毕业生赴河北省任县永福庄插队落户的100名学生。这批学生于第二天上午9点出发，他们分别来自天津一中、十八中、女三中、女六中、六十三中等十余所学校的初高中毕业生。

31日，首批卫瑞麟等107名天津知青乘火车奔赴山西临猗县插队，成为首批赴山西的天津知青。副市长杨拯民等市领导同志亲自接见被批准的赴山西插队的中学毕业生，鼓励他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还诙谐地说：“加上我一个，咱们就是一百单八将啦！”市领导在市交际处与出征的同学们合影留念，并到车站送行。

接收单位临猗县“迎接知识青年工作部”为每位知青核发内容有“你光荣地被批准去山西省临猗县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希望你在新的岗位在党的领导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既有文化知识又有政治觉悟的新型劳动者，为建设和保卫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的《批准通知书》。当地政府为迎接知青在物质上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选择了两个比较好的公社进行安置。村里盖了知青大院，一排十二间房的大宿舍（四人一屋）比较气派，有围墙、有灶房、有库房，院内还有带辘轳的饮水井。知青们吃集体伙食，实行轮炊。大家分散到各小队参加劳动。男生一天可挣10分、女生一天仅挣8分，每个工分2角多钱。

同日，《天津日报》以《本市一批中学毕业生今日去山西插队》为题进行了报道。与此同时，天津第一批农村卫生工作队1600多人，分成六个大队分别到河北六个专区27个县开展医疗卫生工作。

本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在广阔的天地里》，收录了10名早期下乡知青的事迹。其中，天津知青有邢燕子和赵耘。

9月1日，天津市各界群众在市人民体育馆举行大会，欢送第二批赴新疆、甘肃、宁夏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的2400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天津市副市长杨拯民到会讲话，大直沽中学初中毕业生白振华代表知青发言，专门到天津接知青的新疆、甘肃、宁夏的代表赵钦也到会讲话。第二天，《天津日报》报道说：“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4日，天津市1000名知青赴甘肃农建十一师农一团、农三团（下清河农场）、农七团（西湖农场）。东站站台上拉着鲜红的“欢迎应届毕业生参加边疆建设”横幅标语。广播中播放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歌曲，亲人与孩子们依依惜别。天津一中的许多高中毕业生因出身不好，感受到“血统论”的压力，在参加高考时意外落榜。录取表格上盖有“此人不宜录取”的红章。天津一中是全市仅有的两所男生校之一，属于历史悠久的重点中学。应届毕业生400人中竟有1/4落榜。“落榜生”选择远去甘肃的就有63人。

8日，首批赴宁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十三师的天津知青由东站乘上专列，同专列的还有去内蒙古五原的几百名天津知青。红桥区副区长何鲁铎及上千名干部、家属到车站送行。同一日，南开、红桥等区约500名知青离津奔赴宁夏农建十三师三团（前进农场）。

其中，五十一中女学生16岁的陈莉莉，被南开中学高中录取。当听了宁夏工作组在学校开动员报告会后坚决到宁夏去。南开中学不给她的申请书上盖章；父母坚决反对前去，莉莉选择绝食抗议。整整三天，不吃不喝。疼爱孙女的奶奶坐不住了，她拄着拐杖说：“她要是饿死了我也不活了。你们快让她走吧！”销了户口的莉莉剪去发辨，给自己改名为“陈志耘”，到农十三师三团（前进农场）落户。

同日，又有一批天津知青赴甘肃农建十一师农一团、农二团。

宁夏农建师的前身是1949年在盐碱地西大洼建立的国营武灵农场。1952年2月毛泽东发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31个师转为建设师，其中15个参加农业建设。一师即在宁夏兴办农场，最多时达14个农场，有耕地5万亩；主要分布在能引黄灌溉的贺兰山下的河套平原，生产大米、枸杞子、羊裘皮等。1965年组建为宁夏农建师。1969年4月列编为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司令彭思忠、政委林山。1973年兵团撤消。

10日，天津应届的初、高中毕业生72人，到甘肃农建十一师支边，这批支边知青绝大部分都是出身不好的学生，分配到某团四连后，被当地称为“黑四连”。

同日，一批天津知青经过两天两夜的长途行军，于早晨到达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西大滩火车站，这就是赴宁支边青年的目的地——宁夏农建十三师三团。这批天津青年学生被分到一营的二、三、四三个连队和三营的十四连。十四连全部是天津青年，是团部的直属连。

15日上午，团市委举行盛大欢送活动，欢送991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千名初中毕业生奔赴新疆，参加边疆建设。欢送“队伍行进在天津市赤峰道、和平路上。40面红旗和八面大鼓组成的仪仗队在前面开道”，盛况空前。这批学生分别来自天津一中、三十一中、二十四中、女一中、天津师院附中等多所学校，相继分配到农六师北塔山牧场和103团等单位工作。另有，南开区四十三中、南开中学、三十六中等学校131名初中应届毕业生组成一个中队，分配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农五师友谊农场。

29日，天津市第一教育局组织全市中学师生4万多名，分四批到北郊区、西郊区参加改造盐碱地修台田劳动，到文安县参加支援“三秋”劳动。每批劳动一周。

30日《天津日报》报道说：“全国百万青年下乡上山形成革命浪潮。”

本月，又有1500名天津应届中学毕业生奔赴甘肃农建十一师，陪同前往的有市教育局干部、医务人员等20多人。至此，1965年赴甘肃的天津知青总数达6000余人。他们有的分配在位于六盘山脚下条件最差的水保师工作。

与此同时，从唐山专区的滦县茨榆坨、乐亭县的姜各庄、东陵、团林等林场约有26名天津知青调往宁夏参加水保建设。

10月1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新疆建设兵团军垦生活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在全国公演，特别是插曲《中华儿女志在四方》：“迎着春风，迎着朝阳，跨山涉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歌曲以激情优美的旋律风靡全国，成为青年学生中间最流行的歌曲之一，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4日，《天津日报》报道：“今年我市已有12000多名青年上山下乡。”

20日上午，天津市一批应届初中毕业生赴河北省中捷友谊农场插队落户。

本月，一批天津知青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109团（天山二场），仅四队就分配了30多个知青。其中，有许多学生是天津重点中学师范附中（实验中学）的优秀生。

11月12日，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典的中央慰问团成员、河北省副省长郭芳，在《天津日报》上发表《给支边家长、老师和同学一封信》，介绍天津知青在新疆的生活、工作、学习的情况。在疆期间，郭芳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接见了赴疆天津知青代表。

24日，政协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联合举行报告会。会上，由赴西藏和新疆的中央代表团第一分团副团长、河北省副省长郭芳作了关于西藏和新疆革命和生产建设情况的报告。省市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1000多人参会。

30日，天津河北区召开支援边疆建设动员大会。会后，有63名知青奔赴新疆参加生产建设。

12月26日上午，天津市举行大会欢送本市200多名知青赴云南、河北省新城两地支援建设。副市长杨拯民到会并讲话。会上，民园街29名赴云南的知青代表于德慧、赴新城的知青代表邵义静分别发言。

28日，国务院批转安置工作座谈会（8月26日至9月14日在北京召开）落实1966年城市下乡安置工作计划，提出：1966年计划下乡67.4万人，其中到国营农、林、牧场的人数为19.8万人。

同日，前往河北省新城县张八屯公社高镇大队下乡落户的11名天津知青出发。他们是武靖荣、张贵成、刘崇瑜、张家镜、李淑女、刘石俊、刘志民、陆光裕、邵义静、魏彩萍和李华。他们分别来自红桥区邵公庄中学、铃铛阁学校、民族中学，以及南开、河西、和平的各一所中学。他们最大的20岁，最小的只有15岁。临行前，要求每个人必须带上字典和算盘。

据说这批数量不大的知青却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蹲点有关。当时，她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整理“桃园经验”。1964年11月，又到新城县张八屯公社高镇大队（今高碑店市东盛办事处高镇村）蹲点。她见到高镇还没有下乡知青，就和主抓“四清”工作组的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林铁协商，从天津市要几个知青来当帮手，搞“四清”。省里直接从天津市文教卫系统内部招收了11位在校生去高镇大队。由于没有在新城县知青办挂号，纯属林铁书记等人单线调动，因此，他们在高镇不享受任何知青待遇。只是到了“文革”后期，经过反复上访，才恢复了知青身份。

29日，有87名天津青年前去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等县工作。他们来自南开、河北两区，既有高、初中尚未毕业的学生，又有自愿到云南的财贸职工。这是有记录的第一批到云南的天津支边青年。

年底，云南边疆工作队来津举行报告会，许多学校组织在校生应邀参加报告动员会。会后，放映《五朵金花》、《山间铃响马帮来》等反映云南风土人情的影片，使许多学生热血沸腾，纷纷报名参加云南边疆建设。

小　结

1.本年度天津安置到郊区的下乡人员1800人。当年，天津市安置插队经费43.5万元；安置插场经费41万元；安置回乡人员经费2.5万元。

2.话剧《青年一代》、歌剧《红梅岭》、电影《山村姐妹》和长篇小说《边疆晓歌》演出或出版，突出反映了下乡支边知青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境界。

3.1963年赴河北省各林场的天津支农知青中相继有约150人被国家林业部门选派支援甘肃、宁夏林业建设和调入国家森林调查部门工作。另有50名天津知青到浙江、湖南等国家森林调查大队工作。

4.本年度是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甘肃农建师、宁夏农建师、内蒙五原和山西等地的支边知青最多的一年，呈高潮趋势。

5.本年度天津市实际迁出人口7.9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