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1964年发动的声势空前的下乡上山运动效果

1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同观看了豫剧《朝阳沟》，并接见全体演职人员。这表明中央最高领导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全力支持的态度，而后《朝阳沟》所宣传的下乡青年银环、回乡青年栓保等人事迹成为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活教材。

3日，天津妇女联合会邀请部分知青家长座谈观看《朝阳沟》的体会，许多家长在会上发言。

8日，天津市2000多人在中国大戏院举行集会，欢迎第二批知青参加新疆建设。这批被批准的有127人，将于10日出发。副市长杨拯民到会并讲话。

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

16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指出：“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青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此决定成为发动新一轮下乡上山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17日，《天津日报》第二版刊登《赵耘到了农村以后》的文章，介绍赵耘下乡的成长经历。

23日，天津市劳动局、教育局、团市委、妇联在天津青年宫举行座谈会，欢送第三批参加新疆建设的50多名青年，他们将于25日出发。至此，全市去新疆的青年已有400人。24日，《天津日报》刊登《天津首批参加新疆建设的全体青年给天津青年同志们的一封信》。

本月，邓小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城市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向中央的报告》，提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为贯彻《决定》（草案），中央和各省市成立了安置办公室，拨出专款作为安置知青的经费。

春节前（2月13日春节），有3名到柏各庄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女知青回津（1963年6月去的，当时有12名），坚决表示不愿再回农场。团市委和市妇联的干部访问她们。她们说，主要是嫌那里男职工逼婚、骗婚；劳动定额高，工资收入低；干部不民主，作风很生硬；劳动保护差。这种骗婚、逼婚现象的出现，使得许多女知青面临婚姻困惑。

2月16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继续动员和组织城市知青，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热情关怀回乡下乡知识青年》等社论，介绍辽宁下乡知识青年集中“插队”的做法，舆论导向宣传的力度加大。

19日，《天津日报》刊登了一篇记者报导，题为《一批青年学生在东郊落户七年的事实证明，插队落户是知识青年下乡的良好途径》的调查报告。报告介绍说：留在农村的87人中，有的当了队长、党支部书记、小学教师、医务工作者，也有的是普通社员。

20日《中国青年报》一版刊登青年信箱：《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王培珍给何玉秀的回信》。

3月5日，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市长胡昭衡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一起接见回乡、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知青，并同他们进行座谈。

11日，《天津日报》上发表了宝坻县大中庄公社司家庄“燕子队”队长邢燕子、宝坻县大中庄公社小于庄“铁姑娘队”队长张秀敏、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生产队侯隽联名写的一封信：《给天津市知识青年的一封信——青年朋友，农场在等待着你们》。

张秀敏是在乡青年，1958年在其兄、村团支部书记张庆贺的带领下，张秀敏与张秀珍、张庆云、张秀琴、卢桂芹、石秀芹共六位女青年组成铁姑娘队开荒56亩，一年内赶上富队，从此名扬天下。

12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暴风雪中一昼夜——记英勇保护公社羊群的蒙古族小英雄龙梅和玉荣》。

14日，南开区成立下乡上山工作安置小组，下设办公室。20日，《人民日报》就知青董加耕自愿回乡务农，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的社论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他们是我们祖国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知识的第一代新型农民，是以农为荣，移风易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先锋。”

同时，粮食部发出《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从政策上给予供应保证。

同日，河北省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在天津举行。会上，赵耘领导的苗街三队等被选为红旗单位。

与此同时，天津市妇联召开支援农业生产的知青家长座谈会，有50多位知青家长参加了会议。会上，河西区陈塘庄五金编织厂厂长吴竹林、西门南街富辛庄居民委员会治安委员李吉贞、市文联工会副主席郭祝山、南开区副区长孙敬之的爱人王怡芳等分别发言。

23日，《天津日报》刊登参加市妇联召开的支援农业生产的知青家长座谈会全体家长给全市知青家长的一封信《致家长——谈如何对待子女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27日，《天津日报》发表《宝坻县知识青年务农成风——一万五千多人活跃在农业第一线创立功勋》的文章。文章说“到去年年底，全县已有北京、天津、当地下乡、回乡知青15000多人。去年被评为“五好”社员1000人，成立农业技术研究小组500多个，2500多人担任农业技术员，580多人成为电工、拖拉机手、柴油机手。目前，全县有800多名知青下乡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400多名知青当选大队、生产队正副队长、会计、记工员，1000多名知青担任团支书、民兵队长、指导员、妇联主任等职。”

本月，天津市与河北省宝坻县建立联系，并以滞留城市的社会青年为重点，展开了声势空前的宣传动员下乡上山工作。

4月3日《天津日报》第一版以竖标题《年青人，到农村去，走革命的道路》刊登了天津市下乡知青东郊区军粮城公社苗街三队党支部书记赵耘《立志做毛泽东时代的新型农民》的文章。

6日，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出《关于在高寒地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冬装补助问题的通知》“每人补助棉衣一套，棉被一床”。

11日，天津109名知青到武清县豆张庄插队落户。

13日，天津市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举行“天津市动员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广播大会。会上，天津市副市长樊青典讲话。

14日，团中央要求各地团组织对上山下乡工作负起责任来，以推动当年夏季的下乡高潮。

15日，《天津日报》刊登《知识青年下乡报名站见闻》。

23日，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胡昭衡和市委常委、副市长樊青典接见了积极支持到农村插队的知青家长和他们的子女，并同他们进行了座谈。

24日，中共中央批转团中央《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批示指出：“今后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不仅每年都要有计划地做好动员大批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而且还要认真地做好巩固工作，要注意充分发挥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积极作用。”

25日，天津市区各街道的4300多名社会青年，分别从红桥（400人）、和平（320多人）、河北、河西、汉沽等区启程前往农村，各区为他们举行了下乡欢送会。市长胡昭衡、副市长樊青典等与群众一起前往送行。这批青年被分别安置到宝坻、蓟县、武清、宁河、遵化等五县，其中宝坻的11个公社一次安置2145人。为此，团中央以《宝坻县是怎样一次安置2300多名下乡知青的》为题，向全国推广了他们的做法。宝坻县以知青工作先进县的形象名扬全国，并总结出下乡知青的三种安置方法：一插农、林场落户；二集体插队落户，由知青集体落户的村庄建立“知青点”；三分散回原籍村亲属家落户。宝坻县一次性大规模安置城市知青集体插队的行动，在全国产生积极影响。

同日，天津妇联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天津市支持子女到农村插队的街道积极分子大会。

28日，和平区成立知青下乡上山安置办公室。

30日，一批和平区知青36人，从和平区委乘客车去宝坻县万家庄公社插队。

4月，河北省召开青年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赵耘与侯隽、邢燕子等一起出席了代表大会。大会向全省回乡青年发出“学习赵耘立志建设新农村，做有觉悟、有知识的新型农民”的号召。赵耘领导的苗街三队成为全省28面红旗单位之一。河北团省委作出了《关于在全省知识青年中开展向赵耘学习活动的决定》。

赵耘，原名赵贵银，1936年出生在山西左权县，15岁来到天津。父亲赵晋科是进城干部，时任天津市人委的一名处长。他强调“不重金银，重耕耘”，将“贵银”改为“耘”。赵耘18岁入第十三中上初中，曾因体弱多病休学；他学习优秀，任校学生会副主席、党小组长。1957年赵耘初中毕业，决心下乡，父亲曾鼓励他上高中，学校表示保送，赵耘几次与父亲、校长交谈，父亲见其意志不可动摇，校长见其执着，遂同意他的选择。下乡后，赵耘历任生产队长、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副区长、第四届人大代表等职，成为天津知青中又一位全国性的典型人物。

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等到宝坻县看望邢燕子、侯隽、张秀敏和最近到这个县大中庄公社安家落户的天津知青。周扬还专程到天津郊区和河北省蓟县、遵化县农村与下乡知青座谈，并慰问了王培珍、侯隽的家人，连续发表多次重要讲话。

同日，周扬到静海慰问王培珍，并召开知青、村干部座谈会。返津时，王培珍顺路搭乘周扬的车子，给灾民联系生产自救搞副业的事。“文革”时，王培珍被诬蔑为“钻进党内来的政治骗子”、“荣誉扒手”、“反革命的孝子贤孙”，大街上贴满大字报，还贴到市政府门前，还开批斗会，让她交代与“周扬有什么预谋，跟他坐同一台车”，受尽了摧残。粉碎“四人帮”后，母校校长秦炳南亲自到常流庄看望王培珍，还写《内参》反映王培珍近况，受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但为其昭雪，还安排了工作。

3日，天津市塘沽区300多名知青到宁河县苗庄公社插队落户。

同日，天津第四中学高二学生王国征等几位共青团员在水上公园的游船上达成了毕业后支边新疆的共识。很快参加者发展到9人。他们学习支边人物的模范事迹、积极锻炼身体，还学习做饭、针线活等，主动做好家长的思想动员工作。

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变成一体》。社论说：毛泽东关于知青要和工农变成一体的思想，指导和鼓舞着大批知青踊跃地走上了劳动岗位。参加到农业、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劳动者行列中去，参加到解放军的行列中去。在目前历史时期，祖国和党特别需要青年学生在学习告一段落以后到农村去，同农民一起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和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在一起，就会熏陶出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和高尚品质，并学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本领。下乡的知青还担负着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广新技术的光荣任务。社论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为知青的劳动化创造必要的条件，鼓励和支持知青到劳动岗位上去，特别是到农村去。

9日，中央中央批转团中央《关于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受到歧视、打击、污蔑的四份材料》，要求各地“普遍引起重视”。

26日，《天津日报》报道：本月25日在解放北路天津市青年宫举办《美丽富饶的新疆》图片展“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参观踊跃”。

同日，团市委举办社会知青座谈会，会上号召树立雄心壮志支援边疆建设。第二天，《天津日报》报道：“要像当年红军那样打起背包走天下，把青春献给建设边疆的壮丽事业。”

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关于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计划的报告》全年计划安置78.6万人。

本月，新疆农垦厅、财政厅、畜牧厅、气象局、农业银行、人民银行等单位到天津市招收知青干部。

这年夏天，天津应届中学毕业生数千人到天津附近的潘庄等农场插场落户。

6月初，许多学校在周会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十一师（甘肃）来津招兵，重点是社会青年。要求到所在街道办去报名。同时，农建第十一师在津设立“驻津办”常设机构。

当时，学校大力宣传王培珍、邢燕子、赵耘等人的下乡事迹；宣传黄继光、董存瑞等战斗英雄的事迹，青年学生梦想穿军装当兵，尚武精神的社会风气浓厚。许多在校学生纷纷去街道报名，应征“入伍”。

6月7日，《天津日报》发表《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社论。

9日，天津市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大剧场举行《热烈欢送进疆的社会知识青年大会》，副市长宋景毅、樊青典以及市、区有关负责人参加了大会。

11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团中央“九大”代表，与赵耘、徐建春、李瑞环、董加耕等各界青年代表合影留念。从此“南耕北耘”（南有董加耕，北有赵耘），成为插队知青的又一面大旗。

14日晚，天津市890名知青奔赴新疆，参加支边建设。市、区以及街道的有关领导陪同前往，市长胡昭衡到车站送行。临行前，在天津站广场举行了欢送大会，市长胡昭衡、副市长杨拯民以及市、区有关负责人参加了欢送仪式。市长胡昭衡代表市委、市政府以及天津市人民讲话。天津第四中学高中生王国征等人一同前往。

18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内各区和塘沽、汉沽区，最近先后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各区会议听取了区人委关于动员与组织知青参加农业和边疆建设的报告，决定进一步动员组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

20日晨5时45分，天津市支援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890多名社会知青到达乌鲁木齐市。新疆接受单位有关负责人哈米阿斯力汗、刘蒸等以及在1963年12月19日启程支援新疆建设的天津知青到车站迎接。经过几天的休整后，26日起相继分配到农垦厅、畜牧厅、水利厅、财政厅和气象局所属部门，随后奔赴各地参加边疆建设。其中分配到芳草湖农场的知青开办了夜校，编刻出版了农场第一个刊物《东河》文艺杂志，虽然过着睡地窖、吃高粱米苞谷碴的艰苦生活，但感到其乐无穷。(www.xing528.com)

24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针对下乡知青特别是女知青中早婚现象相当普遍的情况，向各地进行通报，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加以制止。

29日，南开中学应届的高三年级的六个班，临近高考时，学校决定将各班第一志愿下乡、参军、就业的54名同学集中起来，单独组建一个班集体——高三7班，集中进行培训。张震生等5人组成班委，为期20天。他们学习时事政治、农业生产知识，表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听从党的召唤，任凭祖国挑选”。张震生写下“立志做一名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血书。

本月，赵耘因工作表现突出被邀请列席共青团“九大”会议，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以董加耕为原型的现代京剧《耕耘初记》在南京演出，并进京参加全国戏剧观摩会演，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

与此同时，南开中学校团委常委开会，审批一位初中生的入团申请，该生坚决要求到边疆去，对与会者震动很大。会后，常委周鸿飞与高一常委蔡燕、高二常委赵惠盘等人商量并一致认为：“我们作为学生干部，有责任、有义务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此，他们正式向学校提出到新疆去的申请。学校认为：他们都是三好学生的标杆，要辍学支边十分不舍，派人多方劝说。但是，他们意志坚决，逐级向团区委、团市委写申请、写血书；还找到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同志，并与新疆招工组的同志见面晤谈，反复表达决心。他们的义举感动了方方面面的领导，南开中学特批周鸿飞等10名高中生和4名初中生辍学，前往新疆支边的要求。

7月2日，《天津日报》以《市和专区领导同志慰问我市下乡青年》为题报道说：日前，天津市副市长樊青典、中共天津地委负责人陈宝玉和市、区、专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宝坻、蓟县一些公社生产队，慰问我市下乡的知青。

同日，和平区带队干部沈培蘅（1962年高中毕业，时为区团委青年少年儿童教育委员会干事）和同事邳瑞祥带领100名学生在花园路和平区委大院集合，奔赴天津火车站。车站上人山人海，许多支边青年家属前来送行。南开高中生周鸿飞在火车窗口当场赋五言绝句一首递给父母。诗云：“父母居津门，孩儿赴西北，骨肉情无限，同饮神州水。”老父看罢，感佩万分，并大声朗读给周围的人们听。此次同乘一列火车奔赴新疆、甘肃的有880人，其中630多人赴新疆、250多名社会知青赴甘肃参加建设。后来，蔡燕就职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任副教授、三级警监，是该校的优秀教师。赵惠盘在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工作，高级工程师。周鸿飞新疆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发展，历任记者、编辑、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记协理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山文学院客座教授等职务；他辛勤笔耕，有文学论著多种，是电视记录片《情系南开》《百年南开》的总撰稿，是《感念南开》——南开老三届文集一书的主编之一；他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被评为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3日，《天津日报》发表题为《满怀雄心壮志，踏上革命征途，我市近九百名知识青年启程赴甘肃、新疆》的新闻消息。

6日，《天津日报》刊登了天津市传染病医院王嘉英撰写的署名文章《家长应该支持孩子们的革命行动》。王嘉英有一儿一女，大儿子王熙6月份去了新疆，二女儿王辉7月份要去甘肃。

7日晚21点50分，天津市动员840名知青到甘肃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十一师参加边疆建设。市长胡昭衡、副市长樊青典等亲自送行。南开区的知青在南开二马路东侧养护队礼堂集合，列队步行前往东站汇合。他们中间许多是初中在校二年级学生。南开二马路孝悌里（今清真寺一带）有“邻居三发小”一同前往。初二学生唐世明（16岁），在班会上得知甘肃农建十一师招兵消息后决心闯荡一番。报名后，告诉19号院的王振标（16岁）和20号院的邢建国（15岁）相约同去。他们不顾家人反对，终于销掉户口成行。到达农建第十一师农一团（黄花农场）、农二团（蘑菇滩农场）后，因不足18岁，定为“童工”，工资22.16元（包括地区津贴）。

农十一师征兵接待站对批准的新兵发放绿军装、马扎、大红花等物，并在青年宫组织了为期一周的军训，负责军训的是现役和转业军人。出发时，他们列队从东站六号门先行上火车。抵达甘肃农建十一师连队后，购买绿军装、马扎、大红花等费用计26元，均从每个新战士的工资中扣除。

甘肃农建师（后称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是由50年代初军垦农场转化而来。农场约有20个，拥有耕地60万亩、草原250万亩，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的酒泉、张掖、武威三个地区。当地属沙漠性气候，主要生产小麦、玉米、大豆、黄河密瓜、黄花等。1965年组建为甘肃农建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曾派一部队帮助组建。1969年4月，列编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兵团撤消。兵团建制为师、团、连、排、班。1个连队130余人，两个男子排、1个女子排，正副排长6人，班长9人；连部设连长、指导员，有文书、卫生员、司号员各1人；食堂司务长、炊事班长各1人。

至此，是年本市已有8000多名知青上山下乡参加生产建设。

9日，《天津日报》以《十一姐妹战风沙——访在永清林场劳动的天津知识青年》为题发表文章。文章说：十一姐妹都是天津铁路中学应届毕业生，她们以“林”为姓，用“立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十一个字，按生辰日月先后为名，“表示红在林场，专在林场。”例如：大姐叫林立（吴秀兰），十一妹叫林村（孙洪茹）等。

同日，《天津日报》第三版刊登《喜见新人展翅——欢送知识青年赴甘肃参加建设散记》，介绍了知青母亲张哲轸送子女去边疆的事迹。

17日，天津800多名社会知青参加支援甘肃社会主义建设，副市长樊青典到车站送行，其中有副市长毕鸣歧之女毕玲妹。至此，先后有1850多名知青抵达甘肃农建十一师。为适应风沙大的恶劣环境，他们多居住在“地窝子”式建筑中（地下挖深两米，地面上搭设1.5米高，人字形顶棚），住大通铺，一栋地窝子可居住40人。主要食物和蔬菜是棒子面、土豆与洋白菜等。新战士月收入28元。

27日，1964年第三批赴新疆支边青年约300人从天津出发，分配到阿克苏、和田等地。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职工家属回乡大有好处》的社论。

7月至8月，刘少奇倡导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他提出在我国应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即实行一种现行的全日制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机关的小时工作劳动制度；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与前一种制度相辅而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

8月1日，一批无职业户被安置到附近县里。其中，霸县安置无职业户23户，68人。

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社论重申了毛泽东在五六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

同日，天津市举行高、初中应届毕业生报告会，号召“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做革命事业接班人。”

5日，《天津日报》发表文章《进疆八年——访天津知青杨金生》，介绍了杨金生的事迹。他是天津市河东区沈庄子人，1956年于北京气象学校毕业，要求进疆，分配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工作。

13日，南开中学召开填报第一志愿上山下乡同学座谈会，鼓励大家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21日，学校党支部批准9名学生参加农业建设，接着又有3人报名，下乡队伍很快达到12人。

19日，团市委、共青团天津地委日前召开国营农场部分知青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发言的知青有宝坻县尔王庄农场陈国栋、文安县李庄农场娄文燕、武清农场王振秀、文安县农村刘景元、文安县新桥农场殷姮如、宝坻县里自沽农场蒋桂兰、宝坻县里自沽农场范玉亭等人。

同日，河北区在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欢送大会，欢送又一批赴宝坻县里自沽农场参加建设的天津知青。会上，河北区副区长李毅讲话，他对送子女下乡务农的家长汤桂兰、杨风贞、吴子连、张云芳、高秀珍等人予以表扬。

同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塘沽区继100多名知青到农、渔生产队插队落户之后，今又有120名知青到天津市农业局所属塘沽农场落户。

24日，新疆喀什和塔城地区两专署派人来天津，慰问天津已进疆支边青年家属，并分别在南开区、河东区、和平区人委举行座谈会。会上，两专署代表分别介绍天津知青的工作和近期情况，他们表示：在喀什地区学习的140名知青中有20人被评为优秀学生，17人受到学校表扬；在塔城地区学习的65名知青有6人被评为五好学生。

26日，和平区社会知青在八一礼堂举行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会师大会。从4月份以来，仅和平区就有1300多名社会知青下乡参加农村建设。

29日，南开中学全体师生在瑞廷礼堂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会上宣布赴宝坻县插队名单。被批准赴宝坻县插队同学的名单：高三1班田毓鸾，高三2班朱世元、玄以沼、赵磊，高三3班张震生、杨绍京，高三6班杨文胜，初三1班周学廉，初三3班李勇平，初三5班史铁琨等12名同学。大会向他们发放了纪念品：每人一把铁锹、一条毛巾、一个水杯、一个针线包、一个笔记本。校长杨志行说：“下乡是你们的光荣，也是母校的骄傲。你们是南开中学第一支集体插队的下乡队伍，这十二把铁锹寄托着全校师生的支持和期望。”张震生代表12名插队同学表示：“不辜负母校的教育培养，不辜负全校师生的鼓励期望，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各种考验，一定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出我们的青春和力量！”从此，“十二把铁锹”的故事风靡南开校园。

9月3日，天津市举行中小学毕业生下乡上山支援新疆大会，欢送奔赴农业战线和新疆的800多名中小学毕业生。副市长李中垣出席大会并讲话。

5日，手持“十二把铁锹”的南开中学知青到国民饭店前集合，与全市70余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一起出发。其中，在南开中学下乡同学的队列里有两个特点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是施殿奇老师代表母校随队送行；二是十二把铁锨随身下乡。他们奔赴宝坻县杨家口公社插队。在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学校曾七次组织人员前去慰问。他们在杨家口生产队集体插队建户，团结当地青年创建村文化室、民校和耕读小学脚踏实地地向老农学习，自觉接受锻炼和考验。12人中有3位，或因选调上学、或提干上调外，其余9人都在宝坻县安家落户了。其中，张震生于1973年调任宝坻县杨家口公社党委副书记，第二年调任团市委常委、青农部部长（期间曾在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工作），1984年后历任天津市商业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河东区服务公司党委书记、经理，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办主任、人事教育处处长，市纪检委驻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纪检组组长等职。《张震生与老农在一起》的生活照，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百年南开》展会上大幅展出，给人强烈印象。

7日，天津一中等学校的部分知青前去文安县新桥农场从事农业劳动。南开中学初中生有4人前往。

15日，《天津日报》发表《读毛主席书，学农业技术，唱革命歌曲》新闻消息。消息说“我市参加天津专区国营农场建设的知青业余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据不完全统计，文安洼、里自沽、尔王庄、大中庄、武清等国营农场的知青们组织了八十多个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

17日，国家计委、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全国物价委员会、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安置城市下乡人员建房专用木材作价的联合通知》，通知规定“严防挪作它用”。

同日，《天津晚报》一版报道说：张哲轸是“和平区妇联干部，八年前送大女去北大荒，两年前送二女纪根深参军，近年送四女纪根槐去甘肃参加农业建设。”

18日，又一批天津知青到河北武清国营农场（在藕店村附近）参加农业建设。

25日，又有一批70多人的知青到宝坻插队。出发前，市里在八一礼堂召开欢送会，副市长杨拯民讲话。他们从国民饭店出发，乘三辆汽车，有一位宝坻县的副乡长来接，经宁河去宝坻。在宝坻霍各庄中学下车短暂集中后，由接受安置任务的村队各自领走分配本村的知青。这批知青分到三岔口、霍各庄、史各庄3个公社。因是灾区路上水漫汪洋，有几位社员把大家一个一个地背过去。去窦家桥大队侯隽那里的有几个人，他们都是从这70多人中挑选的。一位县安置办公室的同志说：“当时主要是考虑侯隽一个人太孤单。”

本月以来，天津市有3500多名知青分批陆续到天津专区的文安洼、里自沽、尔王庄、大中庄、武清等国营农场和北大港区渔场，参加农、渔业生产。还有许多高考落榜生和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地还乡或回乡务农。其中，红桥区四十七中高中毕业生苗泽玉返回北郊区韩家墅村落户。苗家在当地是大户，先人苗会轩为爱国义士，他担任村长时，为保护抗日武装被日本人所杀害。苗泽玉在队中当会计、教师，在镇任广播站站长、企经委副主任，始终以农代干，听说有知青政策才办理了退休。他喜爱文史，曾任镇修史主笔、总纂，“谋篇目章节昼思夜想，查文山字海寻览华章。录文献口碑不避寒暑，历数载笔耕修论短长。撰特色金鉴呕心沥血，求上乘佳志理所应当。纂信史专著不计甘苦，铸文化丰碑再创辉煌。”经过十年终于修撰成50万字《青光镇志》一卷。

10月5日，《天津日报》发表《我市国营农场生产蒸蒸日上》的新闻消息。消息说，“近几年许多到这里参加农业生产的知青也受到了锻炼。他们经过党的教育和实际锻炼，许多人树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农场为家的思想。他们虚心学习，苦心钻研，大都掌握了一些专门的技术知识，成为今后扩大农场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

21日，农垦部发布《关于国营农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纪律规定》。

本月，河北林业劳动大学（即“杨柳青林劳大”）成立。这是河北省在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试点工作中开学最早的一所劳动大学，招收的学生为105人。学员大部分来自参加唐山专区林场劳动一年以上的天津知青（即1963年八九月间分赴河北省13个国营林场的天津应届高中毕业生）。

11月8日，《天津日报》发表《我们走对了路子——访盘山林场的天津知识青年》的文章。访问记介绍了天津知青尹志文和唐玉森等人的事迹。

15日，由天津市人委、区人委以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慰问团，先后到宝坻、武清、宁河、蓟县等地慰问下乡插队的天津知青。

24日，《天津日报》发表《在贫下中农身边成长——记本市下乡知识青年赵嬿》的文章，介绍赵嬿的事迹。赵嬿是天津市河北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1964年4月下乡到宝坻县口东大队安家落户的。

12月9日晚，天津市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举行“河北省天津市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有2000多名各界青年和大、中学生参加了会议。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部长王金鼎、宣传部副部长侯苛一，以及省市团委、市第一教育局负责人参加了大会。会上，侯苛一在讲话中要求全市广大青年：“发扬一二·九的革命传统，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沿着知青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化劳动化道路奋勇前进，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

10日，首批进疆知青在疆伊犁第一师范哈专二年二班全体天津青年学生给天津市党政领导和年轻朋友一封信。信中汇报了一年来的收获。

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下乡知青代表邢燕子、董加耕分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宴请邢燕子、董加耕、陈永贵等人，畅谈搞好农业生产问题。邢燕子成为享受这一殊荣的天津知青代表。

小　结

1.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成为新一轮下乡上山纲领性文件，号召城市中的中学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媒体继续宣传知青典型人物及其事迹。

2.文艺界推出影片《朝阳沟》。市委、团市委组织支边青年家长观看《朝阳沟》，并畅谈观后感。《朝阳沟》的主题已由描写农村青年回乡务农，改为重点描写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3.赴甘肃农建十一师的天津社会知青达2012人；赴宝坻农村4000多人；赴新疆农垦厅等单位前后400多人；去天津市周边农场数千人；邢台地区的任县接收天津知青100人：出现了一个上山下乡高潮。

4.从已上山下乡的天津知青队伍中分析，主要由六部分人组成：一是干部子女；二是一般的“红五类”子女；三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子女；四是普通市民的子女；五是因种种原因失足或有各种毛病的社会青年；六是出身不好的青年等等。

5.本年度，天津市实际迁出人口4.3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