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天津，努力工作带来的乐事

1978年秋末，我的母校校长秦炳南同志风尘仆仆地来常流庄看我，我都惊呆了。经过“十年浩劫”，我早已被人们冷落、遗忘，没想到我的恩师竟登门来看他的学子来了，恩师给了我一个特大的惊喜。离校21年，生活在乡下，母校的恩师没有忘记我，我高兴，我感动，满腹的话不知从何讲起。校长说，凡是他送走的上山下乡同学，他都去作了走访，根据知青政策已全部作了安排，我是他最早送走的知青，是最后走访的一个。校长和我拉家常，问长问短，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走上山下乡这条路，吃多大苦、受多大难，我不后悔，只求今后有个工作做，不当家庭妇女光围着锅台转，生活上求得有个较稳定的收入可以过得去就行了。”过后校长告诉我，他来我家看到我的处境，心灵受到很大触动，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是含着眼泪离开村庄的。回到天津，他立刻在党的内部刊物发表了文章，并立即引起了市委领导的重视，并作了批示。随即校长亲自带我找市委组织部及有关部门，落实我的工作问题。计划生育部门需要专职干部，市计生办为我下达大港一个指标。我于1979年10月转为计划生育专职干部，从此成为国家干部。户口由农业转为非农业。因我已婚，有孩子，家在常流庄，根据知青就近就地安排的政策，大港区组织部将我安排在赵连庄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1979年年底一切组织手续办妥，1980年元旦正式在赵连庄乡政府上班，工资定为38元。

由农转非、转干，是我人生命运的新转折，生活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当农民时无论怎么拼命干，农村规定男的10分、女的6分，干一天挣几毛钱。我成了干部，真正男女平等，每个月按时发工资，可以见到现钱，安排一家老小的生活，供给三个孩子上学，虽说生活不富裕，但比较稳定。在乡政府做了两年多的计划生育专职干部，1983年组织又把我调到乡妇联任主任。有上山下乡吃苦耐劳的底儿，在乡妇联我更加勤奋地努力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乡政府曾以“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干部”、“文明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受到区委及有关部门的表彰。1991年5月，我在赵连庄乡政府光荣退休。乡党委、乡政府和同志们送给我三面纪念镜，赠语是“青春似锦夕阳更红”、“克臻完整在于真诚”、“朴实无华真诚可敬”。

退休后，我在常流庄安度晚年，过着田园生活。由于年轻时出大力、流大汗，不论是酷暑烈日炎炎，还是寒冬冰天雪地，总是风里来雨里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身体已积劳成疾，双腿自30几岁就患了关节炎，身体也患有多种疾病。孩子们长大成人都不在身边，大女儿在市里上班，儿子和小女儿在大港区上班，各自都已成家落户，只有我们老两口在乡村。人老了，房子也老了，多年住的土坯房也因风吹日晒雨淋，变得破旧不堪。这些年因孩子求学，我两人的经济收入有限，无钱盖砖房，改善住房条件。经知心同事和妇联姐妹们的鼓励，想想自己也的确存在住房困难问题，于是我鼓起勇气，于1992年向区、乡领导写了一份要求解决住房的申请。申请书交给领导两年多，由于种种原因总是挨不上，如石沉大海没了音讯。(www.xing528.com)

直到1993年5月的一天，区委统战部部长常昭同志登门拜访，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问题。她看到我家房子的房山和后檐都已扒大裂子，随时有倒的可能，问我向领导提出申请没有，我说：“申请两年多了，可是申请住房的人很多，房盖得少，总是供不应求，挨不上个儿。”她说：“您重新写，我负责反映。”这位统战部长原来也是知青，去的北大荒建设兵团，和我一样经受过艰苦和磨难，同样的命运把我们的感情紧紧连在一起，虽然素不相识，可是一见面心灵就能沟通。在她的鼓励下，我又写了一份申请。常部长将我的申请派专人交给常务副区长杨仲景同志。杨区长和我都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妻子原来也在赵连庄乡政府工作，我们都是从天津下乡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我的中学校长秦炳南同志也特别关心我的住房问题，打电话向杨区长呼吁。

我的申请终于在大港区委分房会议上通过了，杨区长在我的申请书上批示“一代楷模，不能忘记”几个字。房管局很快落实了我的住房，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大喜事，有了房就有了一个安度晚年的安乐窝，这是我老来得福。这福是党和政府给我的。我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区统战部、区妇联、乡政府和母校各级领导对我的关怀，感谢知青好友和邢燕子、侯隽、赵耘、李庆茹等朋友对我的关照。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我找到这个安乐窝做了努力，我终身难忘，永记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