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18辑：难忘的文化大革命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进行了10年。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及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这场大革命中受到强烈的冲击。

我的曾祖父在农村经营土地，土改时划为地主。我的祖父是买卖人，在我不记事时就病故了。父亲上过几年小学，年轻时在外边学生意，给店主当店员，后来自己做小买卖，赶集上店跑行商。解放后同几个买卖人共同投资，办了一个小奶牛场，自己喂养，雇了一个送奶员。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父亲的小奶牛场公私合营了，并入青光农场。虽然父亲投资不大，自己也参加劳动，但毕竟有资金投入，就是资方，定成分时被定为资本家。我的家庭出身就是地主兼资本家。

我的丈夫福平家这边家境贫寒，是贫农出身。公公以务农和卖鱼为生，年轻时没参加过任何组织，没任过任何职务，他性格豁达、直率，曾经给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传递过情报。但是，他和族门当家一起说过村干部的坏话，年轻时丧妻，伙同赵家和族门当家违背女方意愿进行过买卖婚姻和抢亲（婆婆当年被其叔父卖给了公公）。“文化大革命”初期，公公被造反派定为“历史反革命”。

我是天津最早的一批响应毛主席号召下乡当农民的，在农村我一心一意实干，得到农民的认可，成为当时知青下乡的宣传典型。“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造反，我的两头家庭都成了革命对象，我也被扣上了各种帽子，成了“资本家小姐”、“走资派万、张安插的黑旗”、“周扬的爪牙”。红卫兵小将将我无限上纲上线，一时间我成了“黑线人物钻进党内的异己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钻进党内的政治骗子”、“假劳模”、“假党员”、“荣誉扒手”、“反革命的孝子贤孙”等等，进了二类学习班（一类是地富反坏右，二类也是革命的对象，只是暂时还没定性），整天斗私批修，在生产队和全村社员大会上作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大街上到处都是批判我的大字报，以至于市政府门口都有批判我的大字报。造反派问我与“祖师爷”周扬预谋些什么，在他们眼里我完全成了一个“反革命”。

我当时就是搞不通，觉得自己一心一意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不知自己是怎么变坏的。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我首先响应，下决心在农村扎根干一辈子。我在农村结婚安家，有了孩子起名都不忘党的教诲，女儿乳名叫红村，意味着我永远不离开农村，愿做一颗红色的种子，在农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要红在农村、专在农村；儿子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出生，起名叫红卫，意味着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反派时常将我调去个别谈话，进行攻心战，叫我揭发万、张与周扬的问题。我说我的心没变坏，一直忠于毛主席，万晓塘、张淮三我不认识，周扬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我是农业第一线社员，我只是参加了一次有众人参加的座谈会，会后跟了趟车，没有预谋什么。但小将们不信，说我“不老实”、“装疯卖傻”、“和造反派开玩笑”。我觉得自己是在说实话，不是故意装的。至于家庭出身问题，我不能选择，只是觉得双方父母都是靠劳动本分地过日子，没做过违法的事，我也说不出什么。红卫兵说我与“反革命”家庭划不清界限，收的麦子还给公婆吃。(www.xing528.com)

“文革”初期，福平这个队长被打倒罢官，我这杆“黑旗”被砍倒，公公被镇压关进看守所。为了与家庭划清界限，我们决定与公婆分着过，可是找房就难了，问了好几家，人家明明有闲着的房，就是不敢叫我们住，怕受牵连。最后还是为人忠诚厚道的王维汉二叔，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大胆接纳了我们。他将两间偏房腾给我们住，我们才有了安身处，这是我们终身难忘的。“文革”期间，福平还受到党内查看的处分，这种“靠边站”、被冷落、遭批判的日子持续了五年。

1971年村里来了军宣队，随着政策的落实，公公的“历史反革命”帽子被摘掉，我和福平都恢复了组织生活。正逢小女儿出生，婆婆高兴地给她起名：“咱家双喜临门，就叫红双吧！”意思是公公和我们都解放了。1973年，我继续做村中的妇代会工作，任妇女主任，福平参加大队工作。1976年粉碎“四人帮”，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冲击、洗礼没把我打下去，反而使我又受到一次更好的锻炼，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意志更坚强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活了我的心。我村离市区较远，交通不便，以种粮食、萝卜、白菜为主，经济收入较低，想要富裕，就得将妇女的潜力挖出来，让广大妇女参加到经济建设中来。我和另一名妇代会干部冯巧云同志从妇女群众中得到一个信息，得知我村早年出嫁到天津的一个名叫寇庆淑的姑奶奶多年来一直依靠从事家庭手工劳动维持生活，无需投入大的资本，用2分钱买一颗缝毛衣的钢针，只靠两只手便把钱挣来了。我们都是女人，也有两只手，人家能致富，我们就不能？靠着这位姑奶奶牵线，把我们引荐到天津东风毛衣厂。万事都是开头难，我们首先培养骨干，由各生产队派一名心灵手巧的妇女去学习缝制技术，做出样品，然后由骨干逐渐扩大到全面开花。妇女骨干越学越熟练，学会缝制，学会看工艺，多难的活儿都难不倒她们，很快这些骨干都成了师傅。当时交通很不方便，下午5点以后就没有公交车了，交活儿、取活儿回来晚了只能坐车在距常流庄20多里外的王台下车。这20多里地，我们就得背着大包袱步行，到家将近半夜了。

我们不叫苦、不喊累，靠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按时保质地完成厂家交给的任务，得到厂家的信任。厂家又给我们派来师傅，就地指导、就地验收。妇女们普遍能熟练掌握缝制技术，缝制的毛衣不但在国内市场畅销，而且打入了国际市场，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国。后来，厂家又提供机器和原料，帮助我村办起了一家小型毛衣编缝厂。毛衣编织业在我村渐渐发展扩大，比较大型的毛衣厂就有六家。在我村的影响、带动下，全乡几乎村村都缝毛衣、织毛衣。我村的姑娘、媳妇普遍掌握了缝织技术，不少姑娘出嫁到他乡，在婆家也办起了小型毛衣编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