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农业生产在极“左”错误思想的指导下，高估产、高征购，以致征了过头粮，农民只能饿肚子。党中央很快察觉到问题，采取措施纠正，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公社党委按照指示信精神，号召机关干部下放充实农业第一线。那时我已被任命为公社团委书记，在青泊洼开垦荒地办青泊洼农场。后来青泊洼划给天津市，我们工作人员回到公社待命。如果我不愿回村从事农业劳动，可以安排我继续在公社工作。但在党的号召下，我又一次向党委表示：“我要回农村第一线，做一个新型农民！”党委书记李建民同志同意了我的要求。1960年12月12日我正式回到婆家村——常流庄，成为常流庄的一个农民。
常流庄在赵连庄的东北方向，地理位置不如赵连庄，处在进水排水渠的下游，旱了难灌上水，涝了难排出水。这一年正遇上自然灾害，再加上村干部领导不力，“五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常流庄成了三类村。社员每人每日只能吃四两粮食，没收多少菜，也没什么代食品。公社党委提出抓好群众生活，领导群众度过灾年是头等大事，对三类村必须采取组织手段，即把原来的村领导班子撤掉，成立革命委员会，由志愿者自愿报名参加革命委员会。我和福平首先报了名，并被选为主任。我们千方百计寻找代食品。我村离大港（现在的大港水库）不远，人们说可以到港里捞菱角、扎草当代食。为了给社员寻找代食品，我想到港里探查。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港内冰冻三尺，村里老主任王兴月和我的公公婆婆听说我要到港里，都说：“那不是女人去的地方，冷起来没处藏没处躲的，一点避风的地方都没有，会冻坏的！”我想，社员的生活是头等大事，粮食不够吃，搞不到代食品是很危险的，可以说是人命关天。为了群众的吃饭问题，再冷我也要去。我和腾吉瑞同志带着两个社员和拖床、冰镩等农具进入大港破冰，找到了菱角等代食。但这些代食是远远满足不了社员的需求的。我们又到新生农场一分场参观，学习农场制造水质淀粉的技术，解决了社员的代食问题。
水质淀粉的主要原料是农作物秸秆，如稻秸、豆秸、玉米秸秆等。村支部决定由我具体抓建立淀粉厂，制造淀粉。新生农场是我村关系单位，我奔波在几个分场之间求得他们的支援，很快跑来建场的原料沙子、洋灰、砖等。我们修起大水池，安上粉碎机、搅拌机、立石磨，很快投入生产。制造程序是先将稻秸用粉碎机粉碎，再放在水泥池里浸泡，待泡透了放在立石磨上推成糊糊，再将糊糊加以沉淀，沉淀物就是水质淀粉。淀粉提供全村各食堂当代食品，炊事员将淀粉再掺些稻米面做成饽饽，每户按自家的定量到食堂领饽饽。那年头，这样的稻草饽饽还是好的，毕竟是掺着粮食面做成的。(www.xing528.com)
后来，食堂解散了，由各户自己做饭，自己找代食品。稻糠、麸子、豆腐渣，地里的黄蓿菜、苦菜、曲曲菜、马齿荨、灰菜、蒿子、荷包菜、刺刺菜等等几十种野菜是代食品。后来野菜都难寻了，春天的柳树嫩叶、玉柎叶，秋天的黄蓿籽、蒿子籽、稗草籽都采来代食。冬天没野菜时，便吃干菜、老白菜帮子、萝卜缨子，连干葱叶子、蒜辫子都吃了。炒菜没油，用盐、葱干炝锅，情况好点切点蓖麻籽仁炝炝锅，因为肚子饿，吃起来也很香。那时城里人国家发给油、肉、蛋等各种副食票，以副食票供给副食，而农民则没有。因为营养不足，农村有不少人患了浮肿。我这个做媳妇的心牵挂着全家，觉得公婆年老多病、丈夫体力活重、小姑小叔年少，不能屈着他们，吃饭时尽量叫他们吃得好一些，我多吃糠菜、多喝汤。虽可填饱肚子，可是营养太差了，我也患了浮肿。
那年头，村里没有企业，我和福平出全勤干一年，两人也分不到200元。收了粮食没钱叫电磨推，只能收工回来用人推。我到农村学会了推磨，推了两年多。衣服和日用百货都用粮食换，人们都穿补丁衣服、小粗布。这样艰苦的日子过了三年，到1962年农村的经济形势才有所好转。大公社化小，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社员也有了自留地。秋天，粮食收成还不错，虽不富余，但总算不用挨饿了。我们终于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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