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成果与损失，挫伤积极性，破坏生产力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党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过于相信主观努力的作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想用最短的时间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于是从1958年春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大跃进”运动，掀起了全民大办钢铁、农业大放高产卫星、大办教育等热潮。1958年8月31日，静海县委在蔡公庄召开了万人大会，庆祝团泊洼人民公社成立。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团泊洼公社由赵连庄、徐庄子、中旺、大庄子、蔡公庄、阎庄子、管铺头、王稳庄八个乡组成，东至南郊周边，南至黄骅交界处，北到大小南河。公社化后，土地、财产等全部实行公有，公社有权管理、使用、调拨，分配形式是全社统一核算，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半供给制。

“大跃进”年代，人们急躁冒进的情绪越来越高涨，轰轰烈烈地干这干那，“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越刮越厉害。农业夺高产、放卫星，大干苦干，一个鏖战接一个鏖战，社员们确实出了大力、流了大汗。这一年遇到了3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大旱，自1957年8月3日到1958年7月13日340多天的时间没下过透雨。稻田拉荒洗碱季节，马厂减河只有四个流量的水。在这种严重干旱的情况下，沿河两岸稻作面积却由1957年的19万亩扩大到40多万亩。但困难并没有把团泊洼人民吓倒，社员们以“男女老少齐下洼，留下锁头来看家”的豪迈气魄昼夜苦战在洼里。社员们用苇子在田间公路上搭起一排排窝铺，晚上住在窝铺里。老人不能下地干活，就到地头看小孩。稻秧插上了，因为干旱，苗干死了，便拔下再插新秧，甚至连插四次才勉强保住苗。甜水用尽了，改用咸水；地上水用完了，就找地下水，终于保住了105600余亩稻田。经过一年的苦战，我所在的赵连庄村耕地1100亩，收获稻谷120万斤。当时实行六到洼，即吃到洼、住到洼、孩子喂奶到洼、医生看病到洼、大辩论到洼、工具维修到洼，粮食不入仓不回家。我自1958年到1959年一直住在洼里，结婚都没有回家，洼地的小土茅房就是我的新房，我在洼地安了家。

“大跃进”看着轰轰烈烈，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损失是极大的，实际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社会上的“五风”越刮越凶，谁得先进谁就扛红旗，落后的扛白旗。钢铁不够自己炼，把做饭的锅砸了，把可以维修的农具毁了炼铁。化肥不足自己造土化肥（即用锅将人粪尿掺上土熬成颗粒），把狗打死熬汤上地，把旧房扒了上地。生产不讲因地制宜，而是搞一刀切。不适合种水田的非让种水田，不惜毁了旱田、苇田来种稻田。搞共产主义大协作，赵连庄的劳力调到胡连庄毁高粱种稻，去团泊洼毁苇田插稻秧，结果误了好农时；到团泊洼苇田里插秧，社员的手脚都被芦苇扎破，结果稻秧全烂掉，劳民伤财。丰收的粮食，上级可以随意外调。记得这年赵连庄村由于粮食外调，余下的粮食每人平均只有4两，不足的部分让赵连庄社员到中旺罗庄子拉高粱，可是罗庄子不让拉，生生将赵连庄拉车的骡子的腿铲断了。

另外，“大跃进”年代一个致命的弊病就是浮夸，追求高指标。违心地说大话，就可以跟上形势，就是英雄；不会说大话的就是狗熊，就要挨辩论，扛白旗。当时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处处争上游、放卫星。当时，赵连庄放了两次卫星，第一次40亩稻子移到1亩地里完全腐烂了，损失了3200多斤稻谷；第二次在稻子九分熟时，把150多亩地的好稻子移到1亩地上，放出一颗亩产13.7万斤的特大卫星，损失那就可想而知了。(www.xing528.com)

在“大跃进”年代里，苦干、大干把人们折腾得筋疲力尽。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白天插秧，晚上起芽子，挨蚊子咬、蚂蝗叮也能睡着；晚上挠秧，草苗分不清，误把稻秧当草拔掉。社员思想搞不通，有时也采取糊弄干部的办法。晚上干部听见社员在地里喊着挠秧号：“挠秧嘞，抹埂嘞，哎哟，哎哟嗨嗨！”听着是在干活，实际社员没有下地，而是坐在地埂上喊秧号。

1958年，乡里粮食丰收，但在“五风”的压力下交了过头粮，粮食堆成山，却被平调糟蹋，以致社员吃不饱。脱离实际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敬老院等很快也都解体了。不切合实际的各种“大办”，使农村经济遭受了严重损失。事实证明，不切合国情、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大跃进”运动，不但没有发展生产力，反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损失，这是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人民艰难度日的原因之一。1959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快察觉到农村中的问题，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发表了指示信和一系列重要文件，刹住了“五风”，纠正了这一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