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闯家庭关，我继续走革命路

1959年我与福平结婚后组成了一个新家庭，这是个大家庭，上有公婆，下有一个小叔、三个小姑。公公年迈，婆婆体弱多病，小叔11岁，大妹已出嫁，二妹16岁，小妹6岁。福平和我是家中的栋梁，我们都在公社试验站工作，后来我被调到公社团委工作。1960年秋后，上级号召机关干部返回第一线从事农业生产。我想，我国的国民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再次回村当农民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我立刻向公社党委书记李建民同志表示愿意到婆家村常流庄的农业第一线从事农业劳动。

1960年12月12日早晨，我和福平一起返回常流庄，从此我便成为常流庄的一位村民。我在常流庄与在赵连庄可大不一样。赵连庄的乡亲们把我当做本村的姑娘，称呼我为“王大姐”。我与乡亲们共同努力，无拘无束，可以在叔叔大爷、兄弟姐妹面前冒冒傻气，可以开怀大笑，如顽童一样蹦蹦跳跳，可以扯着嗓子高歌，甚至打着赤脚在众人面前过来过去。到常流庄可就不一样了，我是常流庄的媳妇，乡亲们都称呼我“大嫂子”、“大婶”。做了媳妇，就要有个媳妇的样子，再像姑娘一样随随便便就要被人说三道四。在农村，一切家务活儿都是婆婆支嘴媳妇干。农村媳妇早晨起来要向婆婆请安问好、倒尿盆、扒灰、温洗脸水。推碾子、捣磨、洗洗涮涮等家务也全由媳妇承担。媳妇要安安稳稳、知礼道法地过日子，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能疯疯癫癫等等，这一切我都很不适应。我到常流庄任妇代会主任，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开展妇女工作，自然从事家务的时间少了，自己又是城里人，家务活很外行，一切家务活由婆婆和小姑打头阵，她们干什么，我就抢着干什么。婆婆娶了媳妇还一样干活儿，小姑有了嫂子也没能轻松。她们对我的工作虽然很支持，但一累了就觉得委屈，婆婆唠唠叨叨地说：“累死了！累死了！”小姑和别的姑娘说：“人家有了嫂子，吃完饭碗一推，尽管和姑娘们一起玩，哪像我饭后还得和嫂子一起刷锅、洗碗，干这干那。”看到婆婆和小姑发牢骚，我心里也很不舒服。难怪人们说，在农村女同志得闯三关，即婚姻关、家庭关、孩子关。多有本事的姑娘也难过这三关，一结婚就被丈夫、孩子、家庭拉住后腿，成了半截子革命，当家庭妇女了。我想我下乡就是到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当家庭妇女一天天围着锅台转，我是不甘心的。(www.xing528.com)

家庭出现了一点不和谐的苗头使我感觉烦恼，我意识到自己又面临着再闯新的家庭关的考验。我背地里将自己的烦恼跟福平说了，他很体谅我，对我说：“你尽管做你的工作，家庭工作我来做。”他耐心开导母亲，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村支书张如芹同志也很关心我，看出婆婆还存在一些封建意识，有意识地对婆婆做思想疏通工作。婆婆是个聪明又讲外场的人，很快领会到领导的意思和儿女的心愿，觉得支持儿女工作是应该的，儿女工作有成绩，做父母的也光荣。从此婆婆的思想开通了，虽然自己体弱多病，但任劳任怨，主动承担家务，小姑也抢着干家务，全家人都支持我的工作，不让家务缠住我的手脚，让我把精力都扑在工作上。我也很体谅婆婆和小姑，回到家我与她们抢着干家务，这个家成为一个团结、和睦、温馨的家庭。婚后在计划生育没普及的情况下，我首先实行计划生育，婚后的第四年生了大女儿。婆婆主动帮我带孩子，我也没让孩子捆住手脚。婚后，我闯过了家庭关，继续走我的革命路。在得知我的事迹后，已婚女青年何玉秀曾来信探讨婚后怎样克服困难，继续发挥作用的问题，我在报刊给她回了信。我的事迹给已婚女青年树立了一个榜样，增强了她们继续革命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