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改变思想感情的实践成果

在农村每天与农民同甘共苦，一同劳动，一同享受劳动带来的欢乐，我的思想感情在劳动中也有了变化。思想感情渐渐地与农民融为一体，农民的喜与忧也是我的喜与忧。

以前在城里父母身边只知盘中饭菜香，可不知是怎么来的。自己当了农民，不论是夏天烈日炎炎，还是冬天寒风刺骨，都要披星戴月地在田间从事艰辛的劳动，方才知道这盘中餐的得来是多么不易，都是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劳动使我懂得珍惜劳动成果，珍惜每一粒粮食。直到现在看到地上掉了一粒粮食，我都会马上捡起来；看到有些青少年不知爱惜粮食，任意丢弃剩饭菜，就觉得可惜，觉得这是一种浪费，是不良习惯。

在天津市里上学时，看见掏下水道的，我总是闭着气，掩鼻而过。通过实际劳动，我和粪建立了感情。农民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这些话一点不假。粪就是有机肥料，没有粪，农业取得丰收是不可能的。生产队号召积肥，我积极响应，买了一个粪筐到处去拾粪，见了粪就像见了宝一样，赶快用锄锨拾，用手捧，还常常天真地想，为什么牲口不多拉点呢？队里号召广积肥，把人粪尿都集存起来，特别是尿肥，以往都倒了扔了，队里决定将尿和尿泥单存起来。我主动担起敛尿员的任务，早晨顾不得做饭，先去挨家敛尿，等敛完回来再做饭。为了不误和社员同时出工，不等饭熟透就吃起来。后来又改成天不亮就做饭，做熟饭后去敛尿，敛完尿回来饭都凉了。社员们很受感动，不论我走到哪一家，大婶们都主动将自家小尿桶的尿主动倒在我的大尿桶里。当我挑起满满的一担尿时，我仿佛看到眼前绿油油的一片稻海，转眼间又变成金花花的一片稻浪，这时我的劲头更足了。

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文化、交通都很落后。我下乡的这里地广人稀，一片黄土地，没有绿化，看不见美丽的花果和树林，农民住着一色的土坏房。没有像样的学校，小学生的书桌是用土搭成的土台子，直到1957年村里才有了第一个高小毕业生。农民穿衣也很简单。夏天，带着孩子的婆娘披衣袒胸，男劳力光着膀子干活。冬天，农民穿的也很简单，空心棉袄棉裤，没有衬衣衬裤，腰间系着腰带或稻草绳。夜晚没有电灯，全是煤油灯。看到这一切，我觉得知青的责任很重，这里有待年轻人去努力开发。1957年10月中旬，县文化局召开扫盲教师工作会议，村里派我去参加。村支书任文举同志对我说：“支部决定让你来担任村里的民校教师，社员学得好与坏就在你了，好好干吧！”听到这些，我恨不得立刻行动，争分夺秒把民校早日办起来，我高兴地说：“您放心，我一定千方百计地把民校办好！”我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挨家挨户做社员的思想工作。有的社员对学习没有信心，担心民校一忙就垮台了，我说：“只要我在赵连庄，就一定包教到底。”每天不管白天干多累的活儿，晚上也按时上课。白天我把文化送到地头上，下地时我带着小黑板，为农民自制了一些识字卡片，休息时就教给农民文化，社员们的生产工具上都写满了字，随时都可以认。对不能入学的社员，我就入户教学，将文化送到炕头上。民校没有灯，我把村里给我到区里出差坐二等车（雇自行车让人带着）的钱省下来为民校买了三盏灯。我一心一意向农民传播文化的工作精神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他们说：“这样的教书先生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再不好好学习对不起王老师啊！”

下乡前我想，离开父母、离开家，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谁是亲人哪？但到农村后，我被农民的精神所感动，觉得天津有一双父母、一个温暖的家，而农村有无数如同父母的乡亲，有一个劳动人民温暖的大家庭。刚到农村，村里的大伯、大娘远接高迎，腾房子，烧水做饭，真像迎接远途归来的儿女一样。乡亲们经常向我问寒问暖。房东怕我冷，常叫儿媳妇给我送碗热米汤来。逢年过节他们更想起远离父母的我来，到农村的第一个腊月二十五，同我一起办民校的青年白玉田，受母亲嘱托给我送来过小年的包子。我到户里招呼学员上课入学，王云山的母亲拉着我的胳膊说：“别走！我给你留的黏糕在锅里，过小年吃黏糕，步步登高！”她边说边从锅里端出一盘黏糕让我吃，这是大娘对我的一片真心，怎不让我感动呢？秋天捋稻子，稻毛刮到眼里，眼睛疼得睁不开。由于我外行，用手一个劲地揉，越揉越睁不开。在一起干活的王七奶奶说：“傻丫头，让我看看。”她翻开我的眼皮，用头钗拨拉拨拉还是睁不开，后来我觉得有个热乎乎的东西在眼里滚了一下，顿时眼睛就睁开了。我问七奶奶：“您怎么给我治好的？”她笑着说：“是我用舌头给你舔出来的。”我被这位老妈妈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心里眼里热乎乎的。农村虽然没有我的亲生父母，但有更多胜似父母的父老乡亲。

乡亲们喜爱我这个天津姑娘，担心姑娘大了要嫁到他乡，他们真心实意想把我留下，为此还动了一番脑筋呢！那是1958年秋后，我被调到离赵连庄三里多地外的水稻试验站，人员都集中吃住。一天我回赵连庄住处拿些生活用品，妇女队长孙福兰看见我回来了，亲热得不得了，非拉着我到她家吃饭。我实在推辞不掉，便到她家同她的家人一起吃了一顿家常饭。饭后，她悄声悄气地对我说：“走！到西屋说会儿话。”我还以为找个清静地方商量妇女工作哩，哪知道孙队长谈的是我意想不到的事。她说：“人们托我和你谈谈，不想让你离开赵连庄，想在村上给你找个婆家。就是白会计的儿子白玉田，这小伙子多好啊！你比他大三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准有好日子过。回去和父母商量商量，把婚事定下来，这样你也有家了，有人照顾了，也省的受苦了。”我听了以后又是惊奇又是感动。惊奇的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事竟然出现了。我来农村是一心一意为建设农村，愿意出大力、流大汗改变农村面貌，个人婚事从来没考虑过。感动的是乡亲们对我这样关心，怕我离村，怕我受苦，竟想出这样的办法，为我找个本村对象，这样我就可以永远不离开赵连庄。乡亲们确实太真诚了，他们把村上最年轻帅气、精明强干的小伙子介绍给我。多么好的父老乡亲啊！可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实想法。我想的是眼下正是“大跃进”年代，上级号召出大力、流大汗，多作贡献，我才21岁，正是该专心多学点东西、多做点工作的年纪，因此，我婉言谢绝了。我说：“乡亲们的好意我领了，我暂且不考虑婚姻问题。我还年轻，跃进要紧。”(www.xing528.com)

说起白玉田来，确实是赵连庄的新人才。他是全村第一个正式高小毕业生，中等个，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能体谅帮助知青。我办民校，他积极帮助组织发动农民青年，对我很尊重，称呼我为“王大姐”。我把他当做“农村之弟”。他也真是个可爱的小弟弟，一有时间就到我家看书，谈论怎样办好民校。后来我到试验田后，他还看望我一次。那时我正在为离开赵连庄不能办民校而惋惜，这个聪明的“农村之弟”提醒了我，他说：“你可以在试验站开展工作啊！”他这么一说，我真受到了启发，我在试验站又开展了扫盲工作。他是农村的一代有文化的新人。村中有了我们这帮知识青年，显得格外有活力。我与“农村之弟”结下的这一段天真纯洁的友谊，以及农民用介绍对象的方法挽留我的深情，是我人生中的一段美好的回忆。

1958年秋后，公社为了创办大面积的丰产经验成立了“青妇农场”，由公社青年团、妇联会主抓，男青年由赵福平领队，女青年由我领队，共耕种300亩丰产田，30亩试验田，由省市县农林局的科技人员做指导。我们吃住在田间，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窝头咸菜，但青年们干劲十足。我们冒着寒风一锨一锨、一天一天地翻地，深翻试验田有一米深，试验田里搞了籽种、密植、施肥、植保等试验，给大面积丰产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青年们搞的大面积丰产田也取得了每亩单产800到1000斤的好收成。我在团泊洼这块热土上付出了心血和汗水，这块热土也改变了我的思想感情，我热爱土地、热爱农民，不愿离开这块热土，愿在这儿干一辈子，为此愿意选择一个农民做我的终身伴侣。

王培珍与赵福平在田间

青年突击队长赵福平正代表着农民勤劳、朴实、憨厚的形象。他出身贫农，家境贫寒，旧社会生活难糊口，无法求学，文化水平虽不高，但上进心强、心眼好，劳动、工作热情高。公社党委书记及妇联主任为我们牵线搭桥，在劳动中我们建立了爱情。我们开展劳动竞赛，学习工作互相帮助，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粮食取得丰收，爱情也孕育成熟。我们于1959年10月1日国庆十周年这一天举行了婚礼，我真正地在农村成家立业了。我们的婚事办得也很简单。国家不富裕，什么都实行管理，吃粮有定量，穿衣有布票、棉花票，但人的思想纯朴，不比穿戴，只讲艰苦朴素。我结婚时一件新衣都没做，双方共做了两套新被褥。白天收割稻子，晚上乡领导、村领导成了我们的主婚人，为我们在众乡亲面前举行了婚礼。领导为我们在田间安排了一间土房做洞房。新房里也没什么摆设，有领导、乡亲、朋友送的写有贺词的纪念镜，我把它们悬挂在墙上，我觉得这是最珍贵的礼物了，可以时时激励我不忘乡情、友情。我在田野里采集了一大把盛开的野菊花插在瓶子里，放在新房中，衬托得新房温馨幸福，充满激情。田野里静悄悄的，只听到扬水站哗哗的流水声，好像是在为我们祝福。我远离父母，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又安了一个家，开始谱写人生又一个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