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苦尽甘来，新中国艰辛奋斗！

我插队的村在旧中国时是静海县最穷的地方，禾苗不生长，苦水一大洼。农民喝的是又苦又咸的水，过着糠菜各半年粮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农民进行土改，实行合作化，又进行洼地改造，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还是很艰苦的。这里口粮吃定量，穿的是补丁衣，住的是土坯房；没有一块砖头，田间道路到处光秃秃；没有电，晚上村庄一片黑糊糊。在天津过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初到农村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村干部将我和霭云安排在任大爷的东偏房里住。房内通着炕，有个大锅，我们用大锅做饭。每天和社员一起出工，早晨要早早起来做饭。由于时间紧，做饭越简单越好。我们每天吃大米和白菜，清晨起来将米、白菜、油、盐放在锅里加水，煮熟了连饭带菜都有了。到晚上下工回来，加水再煮，连吃带喝也都有了。可到了夏天，这样做就不行了，当天的饭到晚上就馊了，肚子饿了馊点儿也吃，太馊了吃不下去就少吃一顿。农村那时没有电灯，屋里只有个小煤油灯，晚上我们在小煤油灯下学习、看书、写日记。没有书桌，只有两个大小不均的板凳，我们将大板凳当书桌，小板凳用来坐。我和霭云朝夕暮处，忙碌的生活觉得很有趣，也很充实。

村里来了两个天津知青，社员们觉得很新鲜，称呼我们是“大洋学生”（其实我们只是一个中学生）。我们的到来也给村里增加了活力。我们在哪里，哪里就充满了欢声笑语，哪里就充满了歌声。村领导很重视我们，上级一旦有什么学习任务，就派我们去，派霭云学习林业技术、沼气发电，派我参加扫盲培训。那时农村交通很不便，都是土路，没有公路，没有汽车，连自行车都罕见。不论去离村30多里的区里，还是去离村70多里的县里开会，我们都是靠步行。脚走起了泡也不觉得苦，心想比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苦差得远着哩！

20世纪50年代的冬天我觉得比现在的冬天冷得多。数九寒天屋里烧的火少，再加上我住的是东偏房，感觉格外冷。屋内缸里、盆里，连墨水瓶里的墨水都结了冰。我铺了两床厚褥子，盖两床厚被都不觉暖和。脑袋露在外边，觉得有风吹脑门，干脆我将棉帽子戴在头上睡。而到了夏天，晚上睡觉时又是另一番景象，上面“飞机”（蚊子），下面“坦克”（跳蚤），一起向我进攻。由于劳动一天太疲劳，人一躺下就睡着了，挨咬也觉不出来了。(www.xing528.com)

我在赵连庄村，由于积极参加劳动锻炼，同农民打成一片，积极发挥知青作用，热情向农民传授文化，赢得了社员的信任。下乡半年时，村里选举高级社长，我被社员推选为副社长。这一来，我的工作更忙了，每天不但自己出工，还要发动妇女出工，晚上还要与社干部一起研究工作，直到半夜才能休息。记得有一次回来晚了，房东以为我已睡觉了，便把门插上了。我回来推不开门，又不愿打搅房东休息，便到骆社长家。还好骆社长家的门敞着，我也不愿惊动他，就悄悄在他家门口的苇子堆上睡着了。

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只注重形式轰轰烈烈，白天红旗飘，晚上灯笼照，黑天白日连续劳作，身体很疲倦，有时我走着路、吃着饭都可以睡着了。但那个时代的青年就是不怕苦，心想自己是在为实现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劳动，再苦再累也心甘！这在现代人看来可能不可思议，但是我们那一代人就是这么想的。渐渐地，我闯过了农村的生活关，一切苦和累都习以为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