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然的参政会经历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

王卓然为人正直豪爽，主持正义，一生都在追求光明和进步。王卓然在主持东北大学期间，一贯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但是，他的思想并不十分激进。由于教会和美国教育的影响，加之生活在东北，他对苏俄与日本一样，有着一定的成见。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他的思想随之发生转变。抗战军兴，王卓然在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期间，才与中国共产党人发生公开的密切接触。

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参政会，王卓然以东北系无党无派身份遴选为参政员。王卓然极力主张团结抗战，一致对外，释放包括张学良在内的所有政治犯。王卓然的主张得到参政会内中共代表和民主进步人士的支持。代表共产党先后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如董必武、邓颖超、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诸同志，王卓然都有接触。王卓然每有议案，多去寻求中共代表会签。

例如，汪精卫叛逃后，有人问蒋介石：“委员长主张抗日到底，请问抗到什么程度算到底呢？”蒋回答：“恢复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就算到底。”王卓然闻之忿然：“你抗到卢沟桥就完事，‘九一八’失去的东北你不要了！非同你讲理不可！”王卓然跑去问黄炎培：“任老，你听说蒋先生的抗战到底的定义了吗？你有什么意见？”黄答：“对不起，这定义，恐怕得问说话的人。”王卓然又跑去问沈钧儒，沈说：“我也听说了，老蒋的话太错了，我们要联合起来反对他，一定得把他的政策改过来，你可以联络向参政会提案。”王卓然得到沈老的鼓励，马上起草了一个议案：《请政府重申抗战到底决心案》，提议，自从汪精卫出走，通电主和，人心不定，参政会应通过决议，请政府重申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战到底，必须是恢复九一八以前的领土主权，进而恢复到甲午战争以前的状态，有敢主张中途妥协者，应以汉奸国贼论罪。王卓然的议案得到共产党参政员的全体赞成。为增加声势，王卓然又请褚辅成、张以麟两位前辈领衔，得到国民党的重视，被列在特别第一案，由蒋介石亲自出席说明了两个小时。参政会多数参政员是国民党党员，可是蒋讲完之后竟少有鼓掌的。罗隆基对王卓然戏语：“他不解释，我还明白，他解释这么多，我反倒胡涂了”。由于王卓然的许多议案多处于反对政府地位，主张释放政治犯，恢复张学良自由，抗战到底，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被国民党视为共产党的外围。^[21]

在1941年的一次参政会上，蒋介石请王卓然在内的12个参政员共进午餐。蒋为了表示自己虚心纳谏，他让大家再谈谈改进国计民生的意见。问到王卓然，王直人快语，提出两点：一是传说滇缅路开通后，有好多政府官吏走私营商；二是重庆每逢警报时，官吏及政府大小汽车向郊外狂奔乱驰，既耗宝贵的汽油又易生危险，请他注意取缔。蒋闻言，当即声色俱厉，斥责王卓然受了“反动派”的影响，在替共产党作宣传。梁漱溟为之圆场，才不欢而散。王卓然被国民党蒋介石认为“不识抬举”，竟同“反动派”搞在一起，所以到第三届参政会，王卓然便被除了名。^[22](www.xing528.com)

抗战胜利，王卓然与阎宝航、周鲸文、徐寿轩等人成立“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呼吁停止内战，和平建设中国。

1946年4月9日，陈诚请王卓然、周鲸文、阎宝航等共进晚餐。为了促使国内和平的实现，王卓然提出“现地停战、恢复交通、维持现状、进行整编”的建议，陈诚表示赞成，要他去征询共产党的意见。王卓然等人认为和平出现转机，兴奋得终夜未眠。转天一早，王卓然等来到特园民盟总部，报告这个喜讯。然后又偕罗隆基、章伯钧诸位同到曾家岩50号征询中共代表意见。他们的建议也得到了周恩来的赞成。大家非常欢喜，静待佳音。然而，此时蒋介石正在飞巡各地，享受着抗日胜利所赐给他的无尚荣耀——那种美妙的感觉，让他误信了“民众的拥护”、“美式装备和美援”、“中共不堪一击”……于是，王卓然等民主人士的建议，终被一意孤行的蒋介石所抛弃。^[23]

1946年4月28日，王卓然应周恩来邀请，参加重庆文化界知名人士话别茶会。会上王卓然以东北人的立场再次呼吁停止东北的内战，释放张学良。王卓然的讲话慷慨激昂，动情动色，使周恩来和在场的听众不禁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