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3月下旬，张学良电约王卓然到西安，然后用飞机接去洛川。那时张学良正在洛川“督师剿共”，极度苦闷。他告诉王卓然，东北军与红军作战，很短的时间就损失了两个半师。共产党的口号是抗日救国，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东北军一听到这个口号，不是弃械逃走，就是缴械投降。继续剿共的结果，会遭到全军覆没。老蒋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自己便成了孤家寡人的光杆。若想打回老家，自己没有军队，“不抵抗”的罪名将永世替蒋承担而无以自白。又说他已清楚地认识到蒋执行的“安内攘外”政策是错误的，是不合民心的，是会亡国的，应当把这政策倒转过来，改为“攘外以安内”，即实行古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他问王卓然怎样可以打开这个难局。洛川是个很荒僻的小城，张学良的司令部内别无他客，公事也少。张学良与王卓然白日也谈，晚上也谈，吃饭也谈，谈了三天，只为寻求办法扭转蒋介石的亡国政策，如何对共产党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以便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王卓然这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贡献给少帅：
我得承认张是很重视我的意见，才由西安用飞机接我来洛川，我可惜没有多大政治眼光，我所能供献意见，就是赞成他的主张，但是力劝他要万分小心，万分谨慎，因为老蒋是个阴险家伙，惯用手段，偶有差错，会被他暗算的……到了5月又电约我去西安，我一到他就要我交卸东北大学，说他身边缺一个可靠的人，要我接替米春霖作办公厅主任。那时西安的空气，分成左右两派，情形复杂，我是个怕事的，不善于斗争的，立时感觉自己不胜重任，又觉得自己的思想落伍，便向张请假，请他资助我去欧洲研究民族复兴问题。计划到俄国居半年，到德意居半年，把政治的两极端作个比较研究，而后对他作个报告，他同意了……[9]
王卓然回北平交卸东北大学，准备出国考察，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3日一早，王卓然闻讯，便将出国事作罢，命《东方快报》立即改版，用头条大字标题称西安为：抗日救国，举行兵谏，以息内战。这是当时唯一用“兵谏”报道西安事变的报纸。在王卓然收到西安通电后，《东方快报》立即公开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翻印张、杨八项主张，广为散发。在救国会的安排下，王卓然还与于毅夫赶往保定，劝说东北军53军万福麟出兵郑州，保住西安外围大门，以策应张、杨。未果。12月25日下午，王卓然得知蒋已接受全部条件，张学良亲送蒋返宁被囚，义愤填膺，连夜写成《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陈述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前后拥护统一，抗日救国，以及主张改“安内攘外”为“攘外安内”的赤诚与苦心，为张学良的兵谏作有力辩护。书成请熊希龄作序，初印3000册，在北京发行。王卓然自带200册直赴南京散发。王卓然于12月30日中午到达南京，这天上午对张学良的军法会审已经开庭。张学良被审后，由宋子文北极阁寓所迁到中山门外孔祥熙的住宅，不许见客。为了营救张学良，王卓然接连拜访戴笠、刘健群诸人以及军法会裁判长李烈钧，为张开脱求情。
张学良那时的心理是自信必死，他让赵四小姐捎出他的遗嘱交给王卓然。王卓然将其遗嘱马上寄北平，再用电报发往西安。不料东北军见了异常激动，和战之议纷纷，竟闹出“2月2日”事件，杀死军长王以哲……
张学良被押送奉化雪窦寺幽禁，何柱国电约王卓然一同到奉化见张，商讨东北军善后之计。15年后，王卓然回忆起那次雪窦寺与张学良的晤谈，情景真切，感慨万端。(www.xing528.com)
……进了雪窦寺，天色已黑，警戒森严，因为事先说有南京电话关照，也使得入见。看守张的是蒋派的亲信、戴笠的特务名刘乙光，他准许何柱国先见张，谈约一个钟头。张召我，对我备述了他的苦心，前前后后有许多心事，以一吐为快。正在谈话当中，刘乙光推门进来，他说钱大钧原来电话只提到何军长一人来见，现在多添了王某人见张，他负不起责任。我说已同钱参谋长讲好了，你打电话再问好了。于是他出去又打电话。我与张又续谈片刻，刘又进来干涉，说电话打不通，张说你再打好了。这样我们又谈约20多分钟，刘又进来干涉，就这样结束了我与张的谈话，也就是最后一面，于今15个年头了，此情此景，历历如昨。
关于东北军在西北的善后，张对我及何柱国的指示是万分的诚恳而坦白，句句以抗日救国为念，我至今想起，不觉得热泪盈眶。他说他既然为抗日统一战线而牺柱，而失掉自由，也绝对不惜生命而贯彻到底，要我们嘱告东北军将领及有关方面，要为贯彻他的八大主张而努力……他个人的自由与生死是小事，只要蒋介石能够实践诺言的重要部分，枪口一齐对外，就是他自己死了，也会含笑于九泉。他说10年内战，使东北已亡，华北继之，若再自相残杀，国家民族将万劫不复……他说他如不死，得这个不自由的机会，休息休息、读读书、养养气，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呢……
王卓然与何柱国自奉化回来，飞往西安，历访东北军35名将领，传达张学良的意旨。王卓然的《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小册子，也由西安《大公报》分馆代为印刷发行8000册。在处理东北军善后事务中，王卓然幸会周恩来。周恩来对张学良将军自我牺牲和念念不忘抗日救国的精神极为赞佩，但对其贸然去南京，认为是一个大错，不禁相对叹惜。
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了张学良重新获得自由，王卓然想方设法，倾尽心力。王卓然在重庆任国民参政员期间，仍一再呼吁恢复张氏自由。当年中央社记者赵浩生和后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的曾敏之都对王卓然这种感人的行动写过报道。“文革”后期，王卓然从秦城监狱保外就医，还两次给老友何柱国写信，探求如何致函周恩来总理，借基辛格博士访华之机，请基辛格帮助疏通台湾，安排张学良去美国就医探亲……王卓然对张学良可谓忠心赤胆，情深谊厚。孰料，雪窦寺一晤，竟是他与张学良将军的人生诀别。病榻之上，王卓然对幽居台湾的张学良牵牵念念，至死不能释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