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祖父在反对张勋复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首先要说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此时,国家正处在黎元洪、国会与段祺瑞及段系人马之间的斗争中。黎、段之间的矛盾不断恶化,段祺瑞实际控制了中央的执政大权,其手下更是飞扬跋扈,黎元洪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此时,祖父密切注意着京城的信息,黎、段两人都希望得到祖父的支持,但祖父一直不明确表态,总是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平息两人的矛盾。黎、段的斗争后来集中在欧洲战争对德的问题上。段在对德问题上的政策是抗议、绝交,然后宣战,黎与国会则坚决反对。黎为罢免段的总理和总长的职务,派人去拉拢张勋,获得其支持后,黎随即罢免了段;段随后亦派人到徐州要求张勋支持扳倒黎元洪。张勋一直怀有个人野心,黎、段之争给了他机会。他在表态支持段的同时,想的是率部进京,做他早已想做的复辟清室梦。
段祺瑞被罢免后到了天津,段系人马亦随之到来,在天津俨然形成了另一个中央。而在段走后,京城竟无一人敢接总理之职,局势不断恶化。祖父此时已感到无法调停,向总统提出辞去副总统职。黎复电不允,同时下令调张勋进京。张勋带兵进入北京后,和黎的愿望正相反,立即向黎元洪发出了解散国会、复辟清室的通牒,并于7月1日将宣统小皇帝推回帝位。黎元洪总统知错已晚,遂任命祖父为“匡复军总司令”进剿张勋。黎大总统被迫躲进东交民巷使馆区。听师岚峰大伯说,被黎大总统引狼入室的张勋,带去了仅六千余辫子兵,留在其老巢徐州的部队大约还有两万余人,由他的干儿子张文生统领。在天津,段祺瑞已到了马场并拟讨张,他的兵力当时只有陆军第八师和曹锟的第三师,其他队伍尚在联系中。此时祖父在南京,一直注视着局势、并连续开会研究对策。一会儿,接到北京的电报是“皇上电谕”,封祖父为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并赐封为一等公……一会儿,又接到黎总统的电报:“……我公同受国民重托,应请依照约法第四十二条及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暂在军府代行大总统职权。……事机危迫,我公义无旁贷。……”师岚峰大伯还回忆说:“当时上将军在南京召开了几个会议,研究政局,会上说了很多:‘……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辛亥战起,曾率三军血战武汉,后潮流所趋才幡然悔悟。如今共和国体民意安之,岂有再回头搞什么帝制的?国璋今日不赞成复辟,犹如先前不主张革命。说句干脆话,今天的中国人已不愿意再有这老一套的制度,因此我们既反对洪宪,也必然反对宣统复辟。’‘至于张勋,这个人大家都知道,狂妄自大……复辟是假,篡权是真……此而可忍,何以国为?我看他这一回是作孽作到头了。’会上有人问道:‘那我们如何对策?’上将军站起来拳头砸着桌子说:‘打!打!’”
7月2日,接黎大总统请其代行大总统职务电。祖父多次推辞,劝黎总统复职未果。《年谱》记载:7月3日,当时外交使馆人员探询冯副总统对时局的态度,祖父答复如下:“一切政治进行,悉遵共和轨道。”祖父当日接见冯耿光时说:“……现在芝泉已到天津,我们正在紧密联系中。听说他已有了进攻北京的计划。徐州如有动静,我来对付他们,但要快。”在讨伐张勋的问题上,师岚峰大伯知道得最清楚,许多情况也是他告诉父亲的。祖父先是通电讨伐张勋,然后和段一起给张勋列了八大罪状。(www.xing528.com)
民国六年(1917年)7月6日,祖父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职。同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出师徐州,与鄂、赣、浙等几个省的督军研究、部署讨逆行动,并电山东督军张怀芝派兵扼守津浦路以阻辫子兵回撤或增援。在祖父决定派兵包围徐州后,奉大总统令去徐州劝降和收编定武军的正是师景云总参谋长(师岚峰大伯)。原本想反抗的张文生在得知张勋败绩已成定局时,在师总参谋长的劝导下,服从了祖父(时已任代理大总统和匡复军总司令)的命令,两万余辫子兵接受了收编,这就断了张勋的后路。
段祺瑞在北京对付的只是辫子军的六千多人,有些原想跟着张勋闹事的军人,看到冯、段的态度后,也转变了立场。张勋一天一个电报催徐州的张文生发援兵救援无果,津浦线已断,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在京的辫子兵纷纷缴械投降。7月12日张勋逃入荷兰使馆避难,复辟丑剧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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