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祖父在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中的有关史实,应从宣统即位前说起。
慈禧死前,袁世凯就因位高权重而为满族权贵们所不容。宣统即位后不久,摄政王载沣就把袁罢黜回老家。接着北洋系的一些军官,包括段祺瑞等也一一被调出京城(袁世凯就曾说过“芝泉过于刚愎自用、锋芒毕露……”)。只是因为祖父在贵胄学堂做过老师,而且他们认为祖父“为人达练宽厚,从不张狂,无野心”,所以才把祖父仍留在京城,给了一个有职无权的虚职。
此时,清朝的天下已不太平。革命党人不满清廷的腐败无能,革命风潮此起彼伏,特别是南方几省尤甚。为了稳定大局,宣统三年(1911年),朝廷决定是年八月在冀东举行军队大秋操以振军威,由载涛贝勒爷为总指挥。操练的所有重要指挥官都是满族亲贵,但王公贵族们真正懂得现代军事训练的不多,所以不得不启用祖父这位熟悉军事训练的北洋汉人为东路总统官。尽管当时有些满族军官不断找茬闹事,但祖父仍事必躬亲坚持执掌各项要务,七月份就把操练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军队的士气十分高涨。秋操开始,训练有素的部队得到了当时所有来宾,特别是各国武官的一致好评。
1911年10月10日,以推翻腐败清廷、建立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武昌起义爆发。武昌新军首先起义,南方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军迅速占领了武汉三镇,刚刚开始的秋操被迫终止。对于清廷来说,武昌起义就是“兵匪叛乱”,必予剿之,朝廷随即组建了三路大军南下“平叛”。第一军军统为荫昌,第三军军统为载涛。在载涛和荫昌的极力推荐下,载沣只得任用真正懂得军事又信得过的汉人,祖父就此被任命为第二军军统。当时是摄政王载沣亲自把祖父召进宫内,对祖父下的谕旨,任命祖父为“平叛兵匪”的第二军总统官。为此,祖父“深感皇恩浩荡,决心尽忠报国”。父亲说:“爷爷从小受儒家思想教育,从军后一心想的就是尽忠报国,枕头底下总搁着文天祥和史可法的书。所以认为受命‘平叛’打汉口正是自己报效朝廷的机会与责任。”
当时祖父深信训练有素的北洋军一到,“叛乱”平息指日可待。当然单从军事上考虑,祖父的想法无疑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上的较量就不那么简单了。远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的袁世凯与其在内阁中的内线人物庆亲王奕劻等人一直以谋取大权为目标而有所谋划。祖父在起程去前线前,曾被袁请到彰德,即可看出端倪。袁世凯告诉祖父要剿抚并重,并授意“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但在祖父心中,“平定叛匪、尽忠报国”是最大的己任。
荫昌本来就没有把革命军放在眼里,但他本人并没有实战经验,所以行动迟缓,10月17日到达前线后没有立即行动,延误了战机,其他各路军队,包括海军亦未发挥出战斗力,致使士气旺盛的革命军势力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10月22日,湖南、陕西等省相继起义。这一切使清廷真正恐慌起来,迫不得已一次次向袁世凯作出让步,最后答应了袁世凯“出山”的全部六项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节制水陆各军全权,荫昌被调回。袁世凯当即委任祖父为第一军军统,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
袁世凯宣布出山后,立即令祖父指挥训练有素的北洋大军向武汉发动猛烈进攻,11月1日攻下汉口。当天,清廷下“罪己诏”,宣告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仅一个月,祖父率军拿下汉口和汉阳。父亲说:“打汉口时,原来是荫昌当第一军军统,先到了前线。后来袁世凯官复原职后,又叫爷爷做第一军军统带兵打汉口。当时爷爷的参谋长是张复卿大伯,他是爷爷的学生,有才干,做事稳重又不张狂,祖父对他很器重。”这里提到的张复卿(名张联棻)大伯,我们都见过多次,和我们家来往密切,每到年节,张大伯都带着夫人和儿子、儿媳来看望祖母,称祖母为师母并行大礼;父亲也常带我们去看望张大伯一家,直到“文化大革命”。张大伯其实比祖母小不了几岁,父亲所述关于祖父的往事,很多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对于祖父在“平叛”武昌起义中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父亲这样说:“要说爷爷是真能打仗,说用兵如神也不为过,楞是把汉口和汉阳给拿下来了。张大伯说,当时爷爷带的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上将军(指祖父,张大伯有时亦称祖父为老师)是既懂兵法又有智谋,真是有勇有谋。仗打得是很苦,有几次爷爷也很危险,但还是打了胜仗。”祖母说:“打汉口时,有一回你爷爷真是死里逃生。”指的是有一次祖父的司令部被黄兴派出的敢死干扰队所包围,当时的北洋军主力已被派往东西两侧,司令部只剩下了警卫队。交战后,双方打得很激烈,情况非常危急,当祖父被强行拽着离开时,干扰队不知道打的是司令部,因此只“干扰”了一下就撤了,所以说是死里逃生,否则后面的情势不知会怎样发展。
武昌起义,革命军失败有多重原因。战争是军力的抗衡,更是智力的较量,指挥官的判断和指挥正确与否常常是胜负的关键。祖父带领的北洋军对阵黄兴将军带领的革命军之“汉口和汉阳战役”的胜负就说明了这一点。以汉阳一战为例,北洋军如正面攻打必败,而祖父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侧攻汉阳取胜。历史上对这场战役已有较多记载,在此不多论述。
汉口是座古城,街道曲折,清军虽然打进了汉口,但革命军得到老百姓的拥戴,在巷战中清军遭到很大伤亡。部分清军为了报复烧杀抢掠,汉口城成了一片火海。祖母说:“火烧汉口,不是爷爷的事。”史料亦记载,火烧汉口非祖父的战略思维。张大伯说:“当时全国好多人都闹事了,都批评清军的暴行。事后,上将军立刻调查。此事是湖北提督张彪的残部干的。当时老师一边派人救火,一边维持秩序,一边查办那些干坏事的官兵。同时向朝廷请款赈济灾民,说是老百姓的损失,国家一律赔偿。”
祖父认为,按照“平叛”的目的,打完了汉阳就应立即攻打武昌,当时的战区形势亦是武昌唾手可得。在随同袁世凯参加外国记者采访活动时,祖父对记者们说:“武昌兵变,实属大逆不道。吾等身为朝廷军人,岂能容忍社稷落入叛党之手,国璋率兵南下,奉命平叛……除非他们投降,否则只有把他们完全打败为止。”并向袁世凯请令继续攻打武昌。但袁世凯不下进攻的命令,他要准备和谈,并用各种方式向祖父强调“朝廷要剿抚并重”,并说:“这就是政治,军人光会打仗可不行,头脑里要有政治。华甫,你头脑里没有政治啊!”祖父不明白袁世凯的“政治”,一心想的是准备攻打武昌,不同意和谈。这使袁世凯非常不悦,亦因此对祖父不放心了。有一次,士兵抓到了一个准备过江的嫌疑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封密信。祖父拟处决此嫌疑人,并请示了袁世凯,袁世凯回信内容暧昧,提到了袁克定……如果不是参谋长张联棻细心,看出袁世凯信中有蹊跷时,祖父差一点就把袁世凯和袁克定派去与民军和谈的代表朱芾煌当奸细给杀了。(www.xing528.com)
祖父是北洋系中握有实权、为袁世凯所倚重的大将,但他并非一切依袁之眼色行事。他平时为人平和,崇尚调和与中庸之道,但也有自己的宗旨,他认定的道理别人很难使他转变。祖父曾几次向朝廷(太后和摄政王)表示“为国尽忠,以报天恩”,却成为袁世凯在“政治”上获取更高权位谋略中的一个不小的障碍。因此,即使是祖父打下了汉口和汉阳,按照常理应任命祖父为湖广总督,但袁世凯却任命段祺瑞为湖广总督,因为段祺瑞是懂得袁的“政治”的。这个所谓的政治就是“以革命军来要挟清廷,以清廷的北洋军来制约革命党人”,使两方面都不得不听从袁世凯的安排,最后夺取全权。因为袁认为祖父不懂他的“政治”,不久就更换了第一军军统,由段祺瑞兼任,祖父为第二军军统。同日,又谕调祖父回京任禁卫军总统官,把不懂“政治”的祖父调离前线。祖父为此感到不解,心中难以接受。
祖父奉调回到北京去见袁世凯,他对于打了胜仗还要与对方和谈不解,对为什么在此时调他回京也不解。袁世凯则胸有成竹地笑着说:“你的战功功不可没。调你回来不是不重用你,而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委派你。”“你在前线不知道,北京近来的气氛不大好啊!皇族内阁和载沣虽然宣布辞职了,但心中不服,禁卫军已多次扬言要闹事了。”“北洋军都在前方打仗,京中只有禁卫军,他们一出乱子,那就不可收拾。调你回来就是要你稳住他们。”祖父说:“调芝泉回来不行吗?”袁说:“调段祺瑞回来肯定不行,芝泉与满人的关系一向紧张。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你了。禁卫军的军官大多出自贵胄学堂,是你的门生弟子,只有你去才能稳住他们,(只有你才)能够胜任。”“现在看来南方的问题不大,要紧的还在北方,你不要光知道打仗,做好这件事比打几个胜仗更重要。”祖父认为袁的一席话说得有理,但表示一旦南方前线告急,还愿披挂上阵。
袁世凯对禁卫军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清皇室禁卫军乃京师劲旅,有1.2万人之众,装备精良。原禁卫军中的清朝贵族将领们对袁世凯的作为一直存有怀疑和不满,故对袁构成威胁。祖父任禁卫军总统官后,贵族们对北洋军人做禁卫军的统领仍心存不满并有疑虑,对禁卫军常有干预,为此祖父下决心对禁卫军进行整顿,在对那些不服从命令的违法军官进行处罚的同时,对全军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和教育,强调“军人以忠君报国、服从命令”为天职,并制定规则,下发全军加强考核。不久,祖父就在禁卫军中树立起了绝对权威。
当祖父全力整顿禁卫军时,南方和北方在政治上的矛盾又一次激化了。南方的革命党人要求废除帝制,改建共和体制;北方则是以清廷为首的权贵们坚持君主立宪。一时间,袁世凯的思想和态度表现得模糊且矛盾,他是在考虑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南北双方一直在谈判,并时有反复。但当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被激怒了。北洋系的军人联合起来并通电强硬宣称:“坚持君主立宪,如少数人要采用共和体制,则誓死反抗。”此时祖父成了坚决的主战派。父亲说:“有一天,爷爷在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说:‘现在有人要推翻大清,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我不干,你们也一样。’”祖父这是在向子侄们表态要忠于朝廷,所指孤儿寡母,就是宣统和隆裕皇太后。
1912年1月1日,祖父与段祺瑞等北洋将领48人发表联合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体制”。但当袁世凯知道自己笃定能坐上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的位置时,便指令手下公开支持共和。1月26日,段祺瑞等47人又再次联名通电,内容与前次正好相反,是“吁请清帝即日退位,确定共和政体,以定大局”。这第二个通电少了一人,就是祖父。袁世凯为此对祖父非常不满,但又无奈。当时家里人为此很担心。各方面的人都在做祖父的工作,从清廷的腐败、战争的残酷使人民深遭涂炭之殃,到共和体制是还政于民等等,反复说服。祖父开始逐渐转变思想。父亲说:“爷爷不久又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大意是说,现在的‘共和’是还政于民。我同意,你们也一样。”祖父此时终于开始倾向共和体制了。
我们的三哥冯海喦(字著唐)居台北,已于2009年去世,享年102岁。他10年前曾寄来一份资料,是从台北档案馆复印的一封《林森主席于民国三年(1914年)十二月四日写给孙中山先生的信》。信中多为谈论时局和混乱的国会等情事,其中有两处谈到了祖父与当时国民党的关系(此信之影印件附后)。现仅摘录其中有关祖父的部分内容如下:“……近闻华甫迟早加入吾党要随黄陂为进止,回京时曾进府面询及内阁近情,谈次虽未涉及造党方略,而已表赞同民党真意,共获共和为己任之心志溢乎言外,不久将派人往南京与华甫商榷一切可望同一进行,对于国家、社会两有裨益也……”通过林森主席这封信,我们知道祖父此时已是真心诚意地拥护共和政体了。
林森手书摘登
1912年2月12日,宣统宣布退位,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革。恽宝惠(曾在禁卫军中及江苏督军府时任祖父的秘书长)告诉父亲说:“后来,当清室宣布退位时,禁卫军官兵本着忠君报国的思想,并从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要哗变。这时,上将军作为禁卫军总统官,立即站在场内的一个方桌上,声泪俱下地说服禁卫军官兵要服从命令,并以身家性命担保优待清皇室各项条件的实行和保证禁卫军军人的前途,这一触即发的危机才告解决。”此后禁卫军(后改编为十五、十六师)和祖父的密切关系一直延续到最后。据史料记载,1912年2月按《约法》规定袁世凯本应去南京就任总统位,但袁本人以及袁克定及北洋系部分军人亦不拟使袁去至国民党控制的势力范围——南京就大位,他们希望袁世凯就在北京这个北洋系的重地就任大总统,因而发难。曹锟等人率领的乱军想闯入皇宫,但不敢与祖父所统领之禁卫军相抗而受阻,因此仅烧抢了东华门一带即退。袁世凯却借此为由不去南京而在北京就任大总统。
据《年谱》记载,是年12月,祖父被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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