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陈行乡间有谚称“乡下大阿哥,进城就吃苦”,城乡差异使乡人一向对城里人保持着心理戒备。清末民初,上海城区商业繁荣发达,商人“富比王侯”,而城郊农村贫穷不振,下层功名士人困顿不堪。都市的奢侈世风,使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都发生极大的变化,同时也冲击着城郊的乡风民俗。
为此,陈行乡绅秦荣光(1841~1904,字炳如,号月汀)一再劝诫乡人抵制城里刮来的歪风,主张维持地方社会教化,在其撰写的《上海县竹枝词》中爱憎分明地作了表达,他对都市的奢侈世风深恶绝痛,称之“世界销金第一锅,沪城斗大赛西湖。误人走入淫邪路,坑害良家子女多”。他指出“南宋时,人称西湖为销金锅。今上海之销金,较西湖殆过之”。
他看到城厢内外酒馆林立,消费奢靡,极为痛惜,称之“昼夜纷开水陆筵,供人口腹恣垂涎。独伤物命恒沙数,杀气腥闻上泣天”。
他无情地批判那些造成世风日下的“逐臭之夫”,称之“海上真多逐臭夫,淫风坑陷好妻孥。宿娼娶妓官场惯,遑责民间奸拐徒”。
他认为“吾邑最五方杂处,土娼向多,女教之坏,实由于此”。对娼妓行为称之“倚门卖笑不知羞,款客当垆杂女流。廉耻四维浑忘却,直教村妇羡娼楼”。
当时,城区缫丝、轧花企业一再到乡村招佣女工,而“心计最毒者在厂男工,半用刁奸,半用强奸,哀此少女,几能自全耶”?因此,秦荣光认为妇女外出工作“害俗甚大”。他指出:“吾乡农妇向端庄,少女专求纺织良。自设缫丝轧花厂,附膻集粪蚁蝇忙。”“上工一路散工来,环绕浮头状醉痴。脚捏手牵诸丑态,竟容白昼众旁窥。”“都是良家好女儿,刁强奸苦厂工欺。夭桃稚柳葳蕤质,骤雨狂风蹂躏时。”
秦荣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现实成效,实践士人“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誓言和理想。他认为乡间应当抓紧破除旧俗,建立新秩序。于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陈行镇及周边乡村作了一系列社会改革。
秦荣光认为:“人生最苦四穷民,夫死亲亡家极贫。恰有蚁媒来诱惑,竞堕陷阱误终身。夫死家存数亩田,自耕自种度残年。族人觊产勾媒贩,抢出家门去卖钱。”乡村民众一向以养儿为防老,可有些老年人过于依恋子女而生活得十分艰难,更有些年轻寡妇因苦守而难以自给,心神迷乱,诱拐青年妇女的“蚁媒”趁机为谋利而无事生非。也有因族人觊觎遗产而利用“媒贩”闯进青年寡妇家去威逼利诱,“抢孀逼蘸”。甚至有些“媒贩”到极为贫困的农家去明目张胆地出价拐卖农妇,而乡间农妇“鲜有不明媒正娶者,当其婚时,茶礼衣饰有费,亲族酒食有费,结亲诸色人等各有费,在中下户犹必罄竭数年储蓄,下户人家都有集会典贷债累半生者”,一旦一家之妇女被拐卖,则无力再娶,简直“鳏人之夫,独人之父,孤人之子,而且坏人名节也,破人家室也,绝人宗祀也,直杀人不持刃、不见血也,直杀人本身更杀及人父祖子孙也”。这些问题,严重扰乱了地方治安。(www.xing528.com)
秦荣光对此危害社会之事深恶痛绝,几次向上海县知县提出诉求,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城厢租界等处五方杂糅”,其间因姘合夫妇之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他认为“酌理准情斩绞之罪,良不为过”,即使不用斩绞,也应该“监禁其一二首恶”,这样才能收到“惩一儆百,事半功倍,左券可操”的效果。
可是,上海县衙门不作为,以致“媒贩”之祸泛滥,连浦东乡村也不得安宁。
光绪二十年(1894),秦荣光听说南汇有周碧山先生创立的保节会,专门筹资救济那些贫困的妇女,使“蚁媒”者无机可乘,对维护地方秩序颇有成效。他急忙赶去拜访,索取章程,回来后便仿照筹建。
杜家行镇的候选训导、岁贡生康逢吉(字田蓝)听说秦荣光发起创设保节会,即与他联手合作,设想在陈行、杜家行、鲁家汇、三林塘等四个镇上设局,由上海、南汇两县会详立案,年在三十以内的贫家寡妇凡是自愿守节,就按月提供生活费,若翁姑老迈,儿女众多,则额外加给。为防止无赖恶棍强迫守寡妇女再婚,他们请县府出面在寡妇门前张贴告示,明令禁止抢孀逼醮恶习。
陈行保节会随即宣告建立,秦荣光率先捐出田地十亩,将收租作为常年经费,使当地孤苦寡妇有了生活保障。秦荣光称之“如此穷嫠剧可怜,旁无援手节难全。为鸣冤苦除强暴,并置人间续命田”。
尽管因受助者越来越多,保节会难以支撑,而众多大户人家认为秦荣光是自寻烦恼,管的是“闲事”,不愿多捐助,而秦荣光决意要将好事办到底。两年后,他又捐资设法购下一些黄浦江边的涨荡田,以收租充实保节会的经费,使其坚持了一年又一年。
同时,秦荣光又捐出私田八亩,在镇东空地建屋数间,设立赊棺局,储存棺木专供收殓去世的孤老。不久,他又设立“保赤局”及“牛痘分局”,供养贫民弃婴,并组织免费为当地儿童接种牛痘,就近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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