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楚竹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

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化已相当发达。当时还没有发明造纸术，当时的流行古书及文书档案差不多都是写在竹木简牍和丝帛上的，此之谓“书于竹帛”。今天所见的各类先秦古籍，大都是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古书都陆续遭毁失传。所以司马迁在著《史记》时，已感到战国史料的贫乏。因此，考古发现的战国史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战国竹书的发现，是在西晋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汲郡人不准盗取战国魏顷襄王陵墓，发现了数十车用“蝌蚪文”（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书写的竹书。经过西晋学者整理，最后写定了十余种七十五篇先秦古书，史称“汲冢竹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一种名作《纪年》的古书，记载了自三代帝王到魏顷襄王的历史，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发展，人们在战国乃至秦汉墓葬中，发现了一大批写在竹简和木牍上的古代典籍或文书档案。这些出土文献，对于我们了解战国历史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总的来说，目前出土的战国简牍文书，以秦地和楚地为多。其中，秦地出土多法律文书，体现了秦代以法为治的特点；而楚地出土竹书，无论种类还是总量，在已发现战国文献中，均占有突出地位。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现的楚竹书，有二十余种，其中既有考古发掘现场所发现的，也有从海外文物市场收购的被盗文物。楚简的出土地，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及河南南部一带。从内容上看，涉及遣策（古人丧葬活动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卜筮祭祷辞、行政或法律文书、古书典籍等几种类型。这一方面反映出战国时期楚国文化的发达，另一方面，也与楚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楚地有利于地下埋藏的简牍文献的长期保存。

从这些出土楚竹书中，我们可以窥见战国时期社会风尚流变、思想流派传播及典籍的成书情况。

目前出土战国楚竹书中，较有名的大约有如下几种：

（一）包山楚简

包山楚简，1987年1月出土于湖北荆门王场村包山岗地二号楚墓中，共有竹简四百四十八枚，其中有字简二百七十八枚，竹牍一枚，总字数一万二千六百二十六。墓主叫邵佗，官居左尹，葬于公元前316年楚历六月二十五日。

包山竹简纪年明确，内容丰富，可分为：司法文书、卜筮祭祷、遣策三大类。

包山楚简

包山楚墓出土的司法文书简，有《集箸》、《集箸言》、《受期》、《疋狱》四种，其中，《集箸》是有关验查名籍的案件记录，共十三枚简，所记为“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岁”、“齐客陈豫贺王之岁”、“东周之客许归作（胙）于栽郢之岁”三年内的案件。《集箸言》有五枚简，是关于名籍纠纷的告诉及呈送主管官员的记录。《受期》是各种诉讼案件的受理时间、审理时间及初步结果的摘要记录，共六十一枚简，大多以一枚简记一件事，所记内容主要为接受告诉的官员姓名及职位，人犯姓名及身份，审问结果及审讯人姓名。《疋狱》即记狱，是关于法律起诉的简要记录，共二十三枚简，涉及杀人、逃亡、反官、土地纠纷等案件。《受期》与《疋狱》在内容上互为关联。这些竹简都不是单纯的法律文书，而是处理实际政务的案卷，包含许多完整的司法案例。

此外，还有一些未见标题的文书简，大致分为三组：第一组共十七枚简，是有关官员奉楚王之命以黄金和沙金籴种的记录，其后附有诸官员为各地贷黄金或沙金的明细账；第二组共四十二枚简，是呈送给左尹的有关案件案情与审理情况的报告；第三组共三十五枚简，是各级司法官员经手审理或复查的诉讼案件的归档登记。

这些竹简一般有楚国纪年，为我们研究战国时期的楚国历史提供了一批有用的历法资料和历史记载，同时又涉及楚国社会、经济状况，弥补了传世典籍对楚国政治、法律制度记载不足的缺陷。

包山楚简还有一批卜筮祭祷简，共五十四枚，是墓主去世前三年间（前318—前316）贞问吉凶祸福、请求鬼神与先人赐福保佑的占卜记录，内容以卜问前途和病情为主。此类竹简在望山、天星观等楚墓中也有出土，但以包山简保存最为完整，其中详细记录了占卜程式，保留了大量占卜术语和神祇名称，对于我们了解战国时期的楚国社会习俗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郭店楚简

郭店楚简，1993年10月出土于湖北荆门沙洋县纪山镇郭店一号楚墓内，共八百零四枚，其中有字简七百二十六枚，约一万三千余字，全部为先秦时期的古代典籍。经学者们分析，郭店楚墓出土典籍共十八篇，涉及战国儒、道两家思想流派。

整理者认为，按照学派划分，郭店楚简的儒家典籍，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道家典籍，有《老子》（甲、乙、丙）三篇和《太一生水》等。

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提出了郭店楚简文献分类的另一种思路，他主张遵循“字体和形制”区分的原则[12]，将郭店楚墓竹简分为五个基本类别：第一种字体为《老子》甲组、《老子》乙组、《老子》丙组、《太一生水》和《语丛四》（《说之道》）；第二种字体有《五行》、《缁衣》、《鲁穆公问子思》和《穷达以时》；第三种字体有《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第四种字体有《性自命出》（《性》）、《成之闻之》（《教》）、《六德》（《六位》）和《尊德义》；第五种字体包括《语丛三》（《父无恶》）、《语丛一》（《物由望生》）和《语丛二》（《名数》）。(www.xing528.com)

郭店楚简

通过对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学者们认为，郭店楚墓墓主的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墓主应为楚国贵族人士。李学勤先生推断，郭店一号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墓中所出古书的书写年代，则要更早一些，各篇年代均应在《孟子》成书之前。[13]

郭店楚简的出土，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先秦古佚书。其中，《太一生水》是一篇早已亡佚的先秦道家文献，是迄今所见关于宇宙生成论最完整的文字资料。还有一批古佚书，可能与儒家思孟学派有关，是先秦儒学从孔子向孟子过渡的中间环节。简文中还引用了一些先秦古籍的篇名，其中有被传为伪书的《今文尚书》的若干篇目，还有《逸周书》的若干篇名，对于我们理解某些先秦文献的成书时代，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郭店楚简所见《老子》版本，有甲、乙、丙三种，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其中大部文句与今本《老子》相近或相同，但不分“德经”和“道经”，章次也与今本不同，反映了战国中期《老子》一书的基本面貌，对于我们了解《老子》一书在战国时期的成书及流布过程，具有重要的价值。

郭店楚墓中先秦儒家和道家古佚书混出的现象，改变了人们对于先秦诸子学派基本面貌的刻板印象，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战国中期诸子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与互动，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郭店楚简的出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竹简内容的思想性、学术性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对此，德国汉学家瓦格纳教授评价说：“世界上只有1947年埃及出土的大批基督教的佚书可与郭店楚简的出土相提并论。”海外著名中国学者杜维明先生则认为：“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需要重新定位”。[14]

（三）上博楚竹书

1994年，香港文物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战国楚竹书，上海博物馆闻讯，斥资购回一千二百多枚残简、完简；同年，又收到有关人士捐赠的战国楚简四百九十七枚。两批竹简特征相同，且可以相互缀合。经过文物部门的科学测试与比较分析，这批竹简，应当是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

竹简内容共八十余种，包括原存书题二十余篇，全部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的原始的、第一手的战国古籍，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多为传世本所无。有些虽有传世本，如《周易》等，文本也多有不同。可惜的是，由于竹简是劫余截归之物，出土时间和地点，已无从确认。

上博楚竹书

上海博物馆楚竹书，是继郭店楚简之后，战国楚竹书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其所涉书篇之多、字数之巨、跨越领域之广、古书版本之早，都已传为美谈。这批楚竹书，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多个领域，对理解战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音乐史等，都有重要价值。

首先，上博楚简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战国古佚书。其中，《孔子诗论》一篇，是目前所见关于《诗经》本义释解的最早作品，为我们研究《诗》的编次、本义，以及儒家解诗的基本情况，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第一手史料。此外，还有《恒先》、《彭祖》等古代道家佚书，以及以《曹沫之陈》为篇题的战国佚兵书。这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其次，上博楚简还发现了一批同时代不同传本的竹书。如《缁衣》和郭店楚墓竹简的《缁衣》、《性情论》和郭店楚墓竹简的《性自命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镶嵌几何纹敦（战国晚期，上海博物馆藏）

镶嵌云纹敦（战国晚期，上海博物馆藏）

第三，上博楚简中还发现了到目前为止已知年代最早的《周易》写本，对人们研究战国古《易》的真正面貌，具有重要价值。发现了战国时期楚国官方整理的古字书（整理者定名为《字析》，类似今天的字典），还有在楚地流行的战国古曲目（被定名为《采风曲目》，这一发现被称为“中国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以及一批战国时期的佚诗和佚赋等。

第四，上博楚简出土佚书《容成氏》一篇，记载了中国远古时期的帝王二十余人，并述三代前后禅让、争位之风。还有《子羔》一篇，载孔子所述尧、俊和三王排列成五位远古帝王系统，为传世东周儒家著述中所未见。

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发现，带动了古文字学与古文献学研究的发展，随着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日益展开，人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于战国思想史、学术流传史的理解，有可能站在全新的视角，去透视和分析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变迁的种种情形及其内在规律，因而具有重大的文献与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