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河北平山县三汲乡的农民在大规模平整农田时，到一座古墓的大土丘上取土，在刨开的封土下，发现了大批战国时期的宫殿建筑用的大瓦。消息很快上报，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重视。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此地曾发现过一块刻有文字的石碑，碑上刻文是“监罟有（囿）臣公乘得守丘，其臼（旧）将曼敢谒后叔（俶）贤者”。大意是说，任监罟之职的有罪之臣公乘得看守陵墓，他的旧部将曼敬告于后来的贤者。监罟，有学者认为是《周礼》中的担任陵墓看守的职位。种种迹象表明，附近可能有重大的古代文物遗址。
有鉴于此，河北文物部门开始在此地展开正式的考古发掘。最终在此地发现了宏伟的城墙，南北长四千米，东西宽二千米，墙体夯土宽达五十多米，同时还发现了大面积的古墓群，出土了宏伟的“山”字形大墓、豪华的车马坑和华美的青铜器……出土器物的种类繁多，器形华美，令世人震惊不已。根据出土器物铭文，可以知道，此地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和王陵之所在。
一个消失了两千两百多年的战国时期的古国，就这样与今人不期而遇了。
中山王方壶
关于中山国的历史，在《左传》、《竹书纪年》、《史记》等古文献中有一些零星记载。西汉末年刘向编《战国策》，还有《中山策》一章，将中山国与战国七雄并列，将其视为战国时期有影响的重要国家。但史籍中有关中山国的情况，凌乱且缺乏准确描述。战国以后，中山国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所以长期以来，中山国的历史一直都比较模糊。其中的详情很少为后人所知。
此次中山国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其中包括九十多件有铭青铜器。比较有名的器物，有兆域图、中山王方壶、中山王鼎等，方壶的铭文四百四十八字，鼎的铭文四百六十九字，详细记载了中山国的世系、事迹等，正好可以弥补史籍的缺佚，纠正某些误解，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山国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证据。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由鲜虞（古代白狄的一支）建立的一个地方性政权。该族最早时活动在陕北绥德一带，后转移到太行山区。鲜虞之得名，源自鲜虞水，即今五台山西南的滹沱河的支流清水河。
春秋时期，鲜虞联合肥、鼓、仇由等部族，开始向外扩张，攻邢，侵卫。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宋、曹等国，存邢救卫，遏制了其南下势头。春秋中后期，晋国随着国力的增强，先后灭掉了鼓、肥、仇由等鲜虞属国，鲜虞也对晋展开反击。公元前507年，鲜虞出兵晋国，在平中大败晋军，俘虏晋将观虎。公元前506年，鲜虞在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北粟山）建国。因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中山之名始见于史书。
公元前453年，晋阳之战后，韩、赵、魏三家分晋，“三卿治晋”。公元前403年，赵、韩、魏被封为诸侯，晋国正式灭亡。中山国趁晋国内乱之机，开始扩张领土。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率其部族离开太行山区，向东部平原迁徙，在赵、魏之间拓展国土，定都于顾（今河北定州市）。中山武公仿效华夏诸国礼制，对中山国进行治理，国势有所发展。但武公去世后，年幼的中山桓公即位，恒公不恤国政，魏文侯乘机派遣乐羊、吴起率军进攻中山。经过三年苦战，魏于公元前407年灭掉了中山国，封魏太子击为中山君。后来击被立为魏君，就是魏武侯。中山国的残余则退入太行山中。此为中山第一次亡国。
中山国被魏所灭后，逃入山区的中山桓公发奋图强，经过二十余年的积蓄力量，终于在公元前380年前后重新复国，定都灵寿（今河北灵寿县），中山国再次走向兴盛，领土也进一步扩张，其南境与赵接壤，东南以古漳水（今薄洛河，在今宁晋县东南）为界。中山还数次同赵国争夺高邑。
复兴后的中山国，位于赵国东北部，把赵国南北两部分领土分割开来，因此成为赵国的心腹之患。赵国在公元前377年、前376年曾两次进攻中山国，均遭到中山的抵抗，没有成功。此后，中山国开始修筑长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候六年（前369），中山筑长城。”考古工作者在河北顺平、唐县等地，发现了土石混筑的中山长城，有三米多高，零点五至二点五米宽，沿河北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并沿石家庄西南的太行山南下，止于邢台西北。(www.xing528.com)
公元前327年前后，中山王错继承王位。此后十余年间，中山国富兵强，虽为“千乘之国”，但其影响力却逐渐增强，成为与战国七雄并列的国家。公元前323年，公孙衍倡议，联合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其中就包括中山国。
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齐国趁机攻进燕国。中山国见有机可乘，也背弃与燕国的同盟，派相邦司马赒率军北掠燕地，夺取了燕国几十个城市，占领了数百里的燕地，还掠取了许多财物，并将取得的燕国“吉金”（铜器）重铸，在铁足大鼎和夔龙纹方壶上面刻长篇铭文，颂扬中山王错和司马赒的丰功伟绩。此时的中山国，“错处六国之间，纵横捭阖，交相控引，争衡天下”，达到了鼎盛阶段。以中山王错墓出土《兆域图》所示，此时的中山国疆域，南北约为六百余里，东西距离四百五十余里，恰与《战国策·秦策》所记载“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之说相吻合。
伐燕胜利后不久，中山王错去世，中山国的内政外交开始走下坡路。而与此同时，赵国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国力却在不断增强。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亲自挂帅，使用刚刚训练好的骑兵部队，配合车兵和步兵，分三路进击中山，“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这次战役，使中山国失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丹丘、华阳、邸、鄗、石邑、封龙和东垣诸邑，尽入赵军手中。
公元前300年，赵国又出动二十万大军进攻中山。战争持续了五年多，至公元前296年，赵军终于攻破灵寿，灭了中山国，将中山王尚迁到肤施（今陕西延安一带）。中山国自春秋末期立国，经过二百余年时间，彻底宣告灭亡。
中山国处于太行山区，“地薄人众”，受地理环境和鲜虞族传统习俗影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山“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又说“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河南温、轵两地的商人，做买卖，西到上党，北到赵国、中山，这都说明中山的交通和商贸比较发达。
此外，中山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铜、铁器冶铸的工艺水平都很高。其工匠制造的铜、玉、陶、金、银、骨、石等产品，在数量、造型、工艺水平上，都有很高水平，《史记·货殖列传》谓之“丈夫……作奸巧冶，多美物”。中山国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工艺华美，令人炫目，正好印证了司马迁的叙述。其中，既有构思拙朴、结体宏大的“山”字形礼器，也有奇想巧变、设幻诡异的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虎噬鹿屏风座”、“双翼神兽”、“犀牛器座”等。此外，出土的“中山王错三器”——大铜鼎、方壶、圆壶，上面刻满了长篇铭文，让今人看到了严整规矩、修长秀丽、刀法洗练的战国文字，其中铁足大铜鼎上刻铭四百六十九字，是国内已发现的战国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一篇铭文。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错金铜版“兆域图”，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比例尺的建筑图。更令世人惊叹的，还有精美绝伦的丝麻织品。在两座中山王墓中，均出土了工艺精美、品种丰富的纺织、刺绣品。
中山立国后，鲜虞族在思想、文化、艺术上与汉文化逐渐融合，它的音乐舞蹈艺术既有游牧民族剽悍雄健的传统，又吸收了华夏艺术柔和婉丽的风格，阳刚与阴柔同存并济，形成了中山艺术的独有特色。
中山国的居民以能歌舞、善音乐而著称。史载，中山“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跕诸侯”（《史记·货殖列传》）。从中山王墓出土的银首人佣铜灯和十五连盏铜灯上，还可清楚地见到中山国耍蛇逗猴的倡优形象，使人领略到战国中山国音乐歌舞的袅袅余韵。
中山国的语言文字，已与华夏无异。在政治思想方面，则“专行仁义，贵儒学”，接受了儒家文化，中山国君尊贤重士，在重大政治活动中发挥士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考古出土的中山国铜器铭文，多为汉字篆书，其内容则大谈天命、忠、孝、仁、义、礼、信等，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
中山国延续二百多年，其诞生于患难之中，亡而复兴，以“千乘之国”的身份跻于战国列强之间，其经济和文化之辉煌，令人刮目相看。后虽然湮没无传，但其在战国历史中发挥的重要影响，还是不容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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