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的工商业均由政府掌控。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工商食官”制度开始逐渐瓦解，出现了民间商人阶层。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日渐发达，商人阶层日渐兴起，出现了一些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商人。
子贡像
早在春秋战国之交，就有成功的商人出现。其中的代表者，一个是卫人端木赐，即孔子的弟子子贡。子贡善辞令，曾游说齐、吴等国，孔子说他“亿（臆）则屡中”，很有经商头脑。孔子死后，子贡往来于曹、鲁等国，“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成为孔门弟子中最富的一位。他“连驷结骑”，带着礼品聘问各国，“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另一位著名的商人代表是楚人范蠡，其曾为越王勾践谋臣，助越灭吴，建立霸业。后来范蠡功成身退，离越入齐，又从齐到陶邑，从事经商，号称陶朱公。他采用计然的贸易理论，“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家产“巨万”（《史记·货殖列传》）。
范蠡雕像
魏文侯时，魏国商人白圭，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他以经营农产品贸易为主，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之道，坚持“乐观时变”的原则，发家致富（《史记·货殖列传》）。后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白圭被尊为商人的祖师爷。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很多战国时期有名的私营工商业者，都是当时成功商人的典范：
猗顿，原为鲁之穷士，“耕则常饥，桑则常寒”，后至河西地区，“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此后又投资经营池盐业，成为工商兼营的大商人。
白圭像
邯郸商人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后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民”。
程郑，“山东迁虏也，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以铁冶为业，后迁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www.xing528.com)
猗顿雕像
秦巴郡寡妇清，因开发丹穴而发财。秦始皇为寡妇清建筑“女怀清台”。
乌氏（今宁夏固原）人名倮，以精美丝织品献给游牧的戎王，戎王赏给他大量家畜，因畜牧而成为巨富。秦国为了奖励这些大工商业者，“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这些成功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与各国统治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往往有很大的活动能量。《韩非子·解老》曾将“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与“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并论，足见这些人的影响力之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这些人虽无爵位却富比王侯，故称之为“素封”（即没有封君名分的封君）。
到战国晚期，商人的投机行为更为活跃。“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韩非子·五蠹》），已成为当时流行的“鄙谚”。其中最著名的商人投机的案例，当属吕不韦。这位经营珠宝的阳翟富贾，不满足于经营珠玉赚得商业利润，采取政治投机方式，以秦公子异人为有投机良机之“奇货”，最终居然成功影响了秦国政局，而他自己也一度成为秦之相国，并被秦王政称为“仲父”，成为秦国最有权势的人。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与商人阶层的兴起，战国时期的社会风气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是弃农经商者增加。由于商业经营的可观利润，随着战国工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弃农经商以牟利。甚至连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文学之士，也不免因此心动。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于是“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人人为求利而舍本逐末，最终导致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对小农经济和各国的耕战政策造成致命的伤害。
李悝曾断言：“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说苑·反质》）。商鞅也认为：“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商君书·外丙》）
其次，随着商业的繁荣，原来古朴淳厚的社会风气，也开始发生了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战国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游食之民。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也竞相为“末作奇巧”，生产“悦在玩好”的奢侈品。
其三，商人因掌握较多财富，可以结交权贵，谋取私利，乃至影响政局。时谚有“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之说，通过商业贿赂，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在金钱诱惑面前，“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者，没于赂遗也”（《史记·货殖列传》）。不仅法律权威遭到挑战，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控制。
商品经济的繁荣，还导致社会上拜金思想日渐浓厚，乃至出现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杨朱学派。人人逐利的行为，导致社会风气败坏，社会秩序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史记·货殖列传》所谓：“其在闾巷小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所述情形，对我们理解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冲击下的社会风气变化，无疑有着很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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