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与国家的共生互动：战国时代

授田制及其配套政策的推行，造就了广泛的个体小农群体，为古代集权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石，国家也获得了对农业劳动力和农村社会的强力控制，经济汲取能力与社会动员能力均有明显提升。但小农经济的天然脆弱性，又要求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决定了战国时期小农与国家之间，具有共生互动关系。

授田制背景下，国家不仅要为农户授田提供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持，还要直接介入生产管理环节，并承担相应责任。列国在农业生产中所承担的管理责任，是全面而多样的：

首先，是田界管理。授田后，国家要安排定期核查、管理与适当调整，以保持小农授田后份地的稳定性。齐国实行“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的措施，“……□巧（考）参以为岁均，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其田，令皆受地美（恶）□均之数也”（《银雀山汉简》），使百姓授田等级的好坏与其所承担的赋税相匹配。

秦国法律规定，每年“秋八月，修封捋（埒）、正疆畔及殳（除）千（阡）百（陌）之大草”（《青川木牍·更修为田律》）；同时，秦律还规定，“盗徙封”者（私自移动田界的人），要被施以“赎耐”（耐：剃去鬓发的刑罚；赎耐：出钱以赎耐刑）的刑罚（《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授田管理方面的权威地位和突出作用。

其次，是生产管理。政府一方面要按照时节，指导农民各项生产活动，同时还要对生产的各环节进行指导和监控。据《管子·国蓄》记载：“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种穰粮食，毕取赡于君。”而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秦律》中，有《仓律》一种，甚至规定“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殹（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还有《厩苑律》一种，规定要定期评比耕牛，加以赏罚。此外，《秦律》中还有向农民出借铁制农具，因其破损而核准报销的律文。

国家还要承担协调农业生产过程、推广新的耕作技术及生产手段、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采取措施确保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这说明，战国授田制背景下，国家对农业生产活动的直接介入和有效组织，是维系小农生产活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www.xing528.com)

第三，是社会保障。小农生产本身的脆弱性，还需要国家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屡见于战国文献中的“贷民”“振困”、减免租赋、假田公田、贷民种食等方面的记载，均体现了国家对小农生产救助及保护的职能。

战国授田制，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国家土地所有制模式。有学者认为：授田制的实质，乃是一种“国家份地农分耕定产承包责任制”。[9]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随着这种分耕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国传统农业的耕作方式，由原来的村社共同体成员共同劳动的“共耕制”（“耦耕”），转化为个体农户的“责任分耕制”，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劳动自主性的发挥，大大提高了耕作农业的生产率及产品累积率。

授田制造成了小农对国家权力的高度依赖，影响到国家权力在小农生产生活中的功能定位，国家不但是“农业政策制定者”和“农业行政管理者”，同时更是“农业生产活动组织者”及“小农生产者保护人”，可以说是集四种角色于一身。[10]

由此，以授田制为纽带，原来淹没在村社共同体中的个体小农家庭，与国家建立起了直接联系。这种联系，在土地和赋役制度方面，小农与国家间具有“服从—管制”关系，在农业生产环节，国家与小农间还具有“代理—依附”关系。由此，战国时期小农与国家形成了奇特的共生互动格局。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规定了后世中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走向。

战国秦汉之际，“五口百亩之家”个体小农阶层的形成，是集权国家制度选择的结果；而由此造成小农阶层的广泛存在，则构成了秦汉中央集权国家的根本基石，成为“大地域”中央集权国家统治无法摆脱的“路径依赖”。秦汉以后，传统中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与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加强，都与这些因素高度相关。